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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馆
来源 | 国馆文化（ID: guoguanwenhua）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是对一个人的死亡最高的评价，比“重于泰山”还要更重。做出此等评价的人是陈寅恪，他评价的人在九十年前的今天跳湖自尽，丧钟一直响到今天，都振聋发聩。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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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离端午节还有两天，北京已是酷暑难耐。
颐和园人不多，三三两两散着步，没有人注意到，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在昆明湖旁鱼藻轩的台阶上，已经坐了很久。
10点半，这名中年人站了起来。
他抚平了长衫久坐的褶皱，朝着湖面，纵身一跃。
他跳得很用力，非常非常用力，以至于头直接埋进了湖底的淤泥之中，
淤泥充满了他的鼻腔，使他窒息而死。
闻讯赶来的警察在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一封遗书，虽已湿透，字迹还清晰可辨。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个人，叫王国维。
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一种人的完结。
陈寅恪在哀悼王国维的挽词中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90年前的今天，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乃是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礼教道德而殉身。
也正因此，他成了近代中国几乎最为矛盾也最为神秘难解的人物。
说起王国维，也许你知道他的《人间词话》，知道他说过“人生三境界”，但却不知道这位大师人生故事的曲折离奇，正经历过“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苦寻求，最终到达“蓦然回首”的大彻大悟。
他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个缺乏“大师”甚至“大师”成了骗子招牌的时代，是振聋发聩的伟大。
《人间词话》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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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报国！”
因为王国维至死都留着辫子，还因为他担任过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有人说他自杀是为了“殉清”。
这种说法是对是错，从王国维少年时的经历就可以知道。
虽然日后王国维以极为深厚的经学功底闻名，但他小时候却不喜欢读经书，每天从私塾放学回家，他就躲到父亲的书房里肆意读书。
小王国维就和我们小时候一样，喜欢幻想自己是个大英雄。
每个小男生的童年，都有过梦想自己是孙悟空、超人、赵云等等的“糗”经历，小王国维也不例外。
他最喜欢读史书，尤其是《汉书》，憧憬着书里那些令匈奴闻风丧胆的大将军们，把李广、卫青、霍光的传记读得滚瓜烂熟，还经常偷偷拿根竹竿，想象自己横刀立马，戎马倥偬。
那时正是清朝风雨飘摇、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候。
王国维讨厌八股文的虚浮无用，渴望像汉朝将军一样杀敌报国，成就一番大事业。
但读这些书对考科举没啥帮助——读书人的目标是考取功名、当上大官，应该熟读的是四书五经。
有趣的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位爱国而且开明的读书人。对儿子不喜科举并不生气，
反而因为他的有志报国而高兴。
于是，父子俩经常一起喝酒，指点江山，纵谈国事，谈到心痛处就抱头痛哭。
王国维17岁那年，考乡试不中，那年正是康有为、梁启超谋求变法的时候，王乃誉拿着康、梁的文章给王国维看，
告诉他：“这才是真报国！”
王国维大悟：时势已经变化，就算是《汉书》里的李广、卫青再世也救不了中国，
救国要靠学问，靠对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学习。
于是，王国维开始买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买不到就找人借，父子二人“烧烛观之”，学习报纸上介绍的西方政治学说，为梁启超疾呼变法而激动，又因变法失败而大呼“奈何！奈何！”
正如顾炎武所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样一个人，会因为一朝兴亡而死吗？
不会的，他的心中装着的不是“清朝”，而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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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甲骨文，右手叔本华
21岁那年，王国维离开家乡海宁，来到大都会上海。
王国维想，既然要学习西方，那就要先学会西方的语言。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日文。
1902年，王国维去往日本留学，学习物理学。可几个月后，他得了一场病，留学生涯也就中断了。
从日本回国后，王国维开始了他自称的“独学的时代”。
在几年之内，他以惊人的速度学习外语，并且通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著作的英译本和日译本。成为了当时中国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人之一。
青年王国维不喜欢社交，在风花雪月、纸醉金迷的上海，到处都是纵欲的诱惑，他却足不出户。
除了和少数师友通信，王国维整日在自己的书房中，戴着圆眼镜，拧着眉头读书，一页接一页，一本接一本。
线装的古籍，硬壳精装的英文书，他都读，在他眼里，学术不存在中西新旧之分，只要是知识，王国维都要吸收、贯通。
1911年之前，他的治学范围主要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上，1911年后，他开始接触到当时新出的史料，包括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文书等。
王国维已经清楚了自己将如何报国，他将融会贯通中西古今的学问，在自己的领域内，
让中国学术站上令西方难以企及的高峰，捍卫中华文化和中国士人的尊严。
这一切都是苦读得来，而不是通过做电视节目、出畅销书、到处开讲座，甘坐冷板凳才能成就大学问，和王国维相比，当下时兴的一些所谓“学者”真是要汗颜了。
王国维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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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别的学者”
1933年，西方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访学，离开之时，胡适、陈垣等人送他到车站。
话别之际，有人问伯希和对中国学者有何评价。
伯希和说：“中国只有两位世界级别的学者，一位是陈垣，一位是王国维。”
在场的胡适一听，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当时王国维已去世，还能得到如此称许，自诩为“国人之导师”的胡适，心中很不高兴。
于是他化不满为力量，努力研究《水经注》，想要推翻王国维《水经注校》的成果，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顶级学者。
可是搞了几十年，晚年的胡适还是承认搞不过王国维。
王国维批校《水经注》
当时嫉妒王国维的学者可不止胡适，因为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太高了，但为人却很低调，
所以能够评价王国维学术的往往是真内行，恰恰又是那些名声在外的学者最在乎的评价。
比如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是陈寅恪、陈垣都很钦佩的专家。
他写诗赞颂王国维是“神仙卧白云”，还一直想挖他到京都大学。
陈寅恪曾经写过一首诗，内有二句：“群趋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比中国还好，真是要让中国读书人羞愧至死。
但王国维的学术造诣之高，让那些原本超过中国人的外国人都深深折服，真正为中国学术挣回了面子。
说起研究国学的，鲁迅总是一脸嘲讽地摇摇头，在他笔下就没有几个国学家是正面形象。
尤其是那些打着“国学”招牌的空壳子大师，鲁迅说他们“昏愚”且“悲惨”，说真的国学家在书斋中读古书的时候，假的国学家却在打牌喝酒。
但他少有地佩服王国维，说他算得上“真正研究国学的人”。
这在毒舌鲁迅的文章中，是很高的评价了。
王国维牛，就牛在一点上。
他研究什么领域，就成为那个领域的开山奠基人。
研究古典诗词、古代戏曲和《红楼梦》，都是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讲中国，颠覆了传统，但又非常扎实可靠，是新学术范式的创立者。
最最牛的，还是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运用新史料，他彻彻底底地改变了古史研究的面貌，
使得后世每一个学习中国史的人，都必须读他的著作。
在文化不彰、学术衰颓的乱世，在中国人在西方的中国学面前甘拜下风的时候，王国维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证明了中国学的正统，还得在中国。
中国贫弱时，学人尚且为中华学术而奋斗，生活在中国崛起的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鄙薄我们的传统文化呢？
王国维著作观堂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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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争相招揽，他却不要薪水
1922年，北京大学正准备创办《国学季刊》，当时的编辑团队之强大，国内难寻其匹，有胡适、沈兼士、马衡、顾颉刚等人，简直是学术界的“全明星”队伍。
但他们觉得还不够，还差一员真正压得住阵脚的大将。
胡适等人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商量，想请一位顾问，
这人一定要是毫无争议的国学大师。
他们想请的，正是王国维。
没想到蔡元培说：早在四年以前，我就请过王国维了！可他住在上海，又不愿意搬到北京，所以一直拒绝。
有人提建议，可以邀请他担任北大的名誉通讯导师，换做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用坐班，远程办公，只需要和北大的师生以信件沟通。
王国维这才答应了，但提出两个条件：
“一不要职位，二不要薪水。”
这算哪门子条件呀，竟然还有人提不要钱的条件！
原来因为是“名誉”通讯导师，所以王国维觉得，既然是名誉，那就不能收钱了。
蔡元培派人送去的薪金，也被王国维退回。
没办法，蔡元培只好写信给他，解释道：这笔钱是您寄信到北京的邮费，不是薪水，您就放心收了吧。王国维这才愿意收下。
清华大学老照片
在北大显赫的时候，清华还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专门培养学生去美国留学。
1925年，清华改组，成立大学部，成立国学研究院，才开始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
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想从北大挖胡适过来，但胡适说：“您的国学研究院邀请的人，必须是真正的国学大师，我还不算，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只有三位国学大师，分别是章太炎、梁启超和王国维。”
这时候，王国维已经不在北大担任导师了。
于是，曹云祥让吴宓去请王国维。
王国维听说过吴宓，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以为来者必定是“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以为作为新式学者，吴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而作为新学校，清华也不会真的想弘扬国学。
没想到，吴宓身穿长衫，来到王国维客厅，见到王国维，第一件事便是行三鞠躬之大礼。
王国维大吃一惊。
这种仪式让他感受到清华的诚意，本不愿任教的主意也改变了。
因为，学术昌明的前提，就是尊师重道。
想想老师得不到尊重、“教授”成了“叫兽”的当代，难怪学术发展总跟不上时代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