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品，大市场”，这是费孝通对温州经济模式的最早定义。
1986年，费孝通三访温州，试图寻找“温州模式”崛起的时代密码。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州所代表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模式深入人心，它是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合体：一是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二是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
曾经的温州，是对市场经济的时代呼应，而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温州，如何呼应时代的命题？我们试图从三位年轻的温州人身上找到答案。
他们是传统家庭工业下的反叛一代，从小在父辈经商的耳濡目染下长大，但最终没有沿袭父辈的产业。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家境的殷实。
即使失败，也有人给他们兜底。
“寻觅商机”似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在挣脱父辈命运的路上，他们终究离不开家庭的关照，也重新演绎了一场属于自己的剧本。
林威和父亲下了赌约，如果一年内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回温州接手家族的鞋厂生意。
当时，林威刚从澳洲留学回来，拿到了金融与项目管理硕士学位。澳洲的留学生活彻底影响了他，“我们会为了一个团队项目彻夜通宵，交完任务后睡上一整天。”那种尽兴、酣畅而淋漓的生命方式和生活态度随处可见，周围的同学不少都成了金融精英。
而父亲原本的打算是，两个儿子回到身边，接手鞋厂的生意。哥哥性格内敛适合抓生产，弟弟性格外向跑业务。
最终，父亲没能如愿。林威考进了国家政府的金融部门，来到了北京，他的哥哥从名牌大学毕业后回到温州，多年后已是国家电网的领导干部。
而家族的鞋厂生意，也交给了林威的表姐一家。鞋厂新增了表姐一家和中层骨干们的股权，林威给父亲建议，撤资后变成技术参股。
由此，父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开始享受生活，“我和我哥不接班也是他提早退休的原因之一吧。”
林威的建议，父亲也不是都听，因为他是最小的孩子，建议往往被忽视。十年前，他家的鞋厂就开始做电商销售，后来电商收费门槛提高，林威觉得这不利于中小企业，建议父亲把电商部门独立，但父亲没有采纳，保留电商部门至今。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林威让父亲做点口罩生意，父亲不以为然。直到后来，不少温州人已经从口罩生产中获利颇丰，父亲才想加入其中。
这时，林威又说服父亲，放弃口罩生产，采购口罩原料无纺布，转卖口罩出口生产商赚取差价。做了三次30万-50万元不等的采买，第三次由于商机不再，遭受亏损后，父亲才作罢。
“面对赚钱的机会，60岁的父亲一定是‘说干就干’，哪怕失败了也不后悔。”林威说，“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我都会问自己，这样做会不会后悔。”
2017年，林威通过留学生政策成功落户北京。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便开始嘱托北京的朋友推荐一些好的楼盘。期间父亲也跟林威沟通过几个楼盘的信息，林威实地看房后最终未能定下。
2020年，父亲来北京待了两个星期，陪林威看了两三个楼盘，最后敲定房子。父亲交了30万意向金，便回家筹措首付。林威在感叹父亲决策果断的同时，也深感父母的不易。即使在外人眼里，父亲已经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资产颇丰，但拿出几百万的现金，也基本掏空了他的积蓄。
现在，林威有了新北京人所有的一切，人生也有了更多选择权，但他依然乐意做一枚金融行业的螺丝钉。他的高中同学中，有一半接手了家族生意，成绩好的则留在了上海或是杭州。
“螺丝钉也分很多种，门槛有高有低。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从商的门槛却越来越高。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我选择在有限的人生中做好一份工作，精益求精，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温州人的工匠精神。”林威说。
林威时不时的也跟父亲讨论宏观经济和发展的问题，“政府金融部门的工作拓宽我对资本市场的视野，加深了我对金融政策的理解，提高了我捕捉信息的敏锐度”，林威说，长期浸泡在经济模型中的生活，对钱的概念逐渐淡化，就是个数字。
虽然没有父母赚的多，但金融是一个更能发挥自身能力的行业，他觉得这才对得起父母对他教育上的投入。
女友是广东某市税务局局长的女儿，为了她，宫商从韩国留学回来后开始考公务员。
到了第二年，父母坚决不接受外地儿媳，而女友家人也看不上宫商家鞋厂的小生意，两人在长辈的反对中分手。
“考公务员这条路走到一半，箭已经在弦上了，不得不发”。宫商只能继续备考。一考就是三年，2019年的录取通知成了宫商对自己唯一的交代。
仕途之路并不比经商轻松。入职不久，宫商亲眼目睹，本该评职称的同事给马上退休的老同事行方便，因为老同事还差半级就能领到更高的退休金。
宫商很快发现，这些拱手相让的顺水人情背后，是公务员体系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他单枪匹马没有背景，“在认清这个现实后，我打算乖乖的做一条咸鱼。”
宫商对家里的生意不感兴趣，他只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意很大，鞋厂有足球场那么大，是镇上规模最大的，有数个车间，一个车间有一百号人，父亲还曾上过当地电视台，风光一时。
但后来，家里因为利益分割闹得不可开交，一起合伙的股东亲戚最先接手了父亲的股份，各做各的。在寄宿学校读书的宫商一个月回家一次，看着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愤闷不乐。这几年，鞋厂的生意更差了，“大家都想多赚点钱，都想把其他人挤出局。”
父亲的鞋厂，如今只有几十个人。
2013年左右，宫商在韩国留学的时候，做过几年代购生意。有一次，宫商帮朋友垫下了两万的货款，收到的却是对方拉黑微信的消息提醒。
宫商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这样，后来就再也没有接触，即使他们是从小到大的朋友，即使后来家人帮忙要回了货款。
宫商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滑雪。他曾在内蒙古自驾游时认识了一位滑雪爱好者，后来又跟着朋友去日本开始第一次滑雪之旅，“之前从没想过，生活还可以这样”。
站在日本栂池高原滑雪场上一米多厚的雪里，宫商看着形形色色的老外，穿着短袖，背着滑雪板坐在雪场边，心里有些激动，这与他在温州多年所看到的，迥然相异。
但沮丧很快袭来，跟他们相比，宫商的滑雪水平差的太远，没有人愿意带他，毫无准备的宫商从坡上冲下时摔了三个360度大跟头，好在雪很软，头部着地的宫商只是扭到了脖子。
他还记得，自己在西安的鳌山雪场飞跳台时，因为没有完成规范动作，飞出去时失去重心而后仰头着地当场昏迷。被人拖到一旁，缓了七八分钟才醒过来。
“我竟然失忆了。”一个小时之前发生了什么，他完全想不起来。
自从回国后，宫商坚持学习滑雪，在温州这个小城里，拿到加拿大单板滑雪教练证书的只有三个人，宫商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10月，父亲打了几个电话，帮阿楠少交了几万块违反广告法的罚款。
创业五年，阿楠又一次向做房地产开发的父亲求助。父亲较广的人脉帮阿楠免去了与政府部门周旋。“如果我爸不帮我，我也是能用钱解决的。”
相比之下，合伙人背叛带来的挫败感，必须阿楠一个人去抹平。
2014年留学回国后，阿楠在温州某连锁品牌语言培训机构做销售。外教的配比不足得不到解决，学生家长的不满让阿楠压力很大。
“自己签的学生却服务不好的感觉太差了！”2015年，同样顶不住压力的主管老孟和阿楠决定，自己招学生。
除了自己的专业和一年的从业经历，阿楠不知道在这个行业将收获多少。拿着家里给的25万元启动资金，阿楠和老孟成立了温州本土语言培训机构，另外三个合伙人都是老猛的朋友，阿楠并没有在意。
合伙人多了，分歧自然也就多了。创业初期，很多事阿楠并不太懂。团队中有合伙人提出管理财务，阿楠同意了。
很快阿楠发现，“她股份很少，但操控欲很强。”最后，这位合伙人因挪用公款被迫接受调整。阿楠后来反思，“我宁愿自己做，都不想再找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