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戎恒颖老师赐稿
原文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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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年鉴学派对近百年来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三十年，《年鉴：历史与社会科学》陆续刊发了六篇蓝克利教授关于宋史研究的文章，但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蓝氏深耕宋史研究领域三十余年，在宋代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政治史、制度史、财政史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学术突破，也为法国宋史研究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史学理论对话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借鉴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宋史研究，既有助于关注此学派社会科学研究趋向、长时段历史观察方法对法国宋史研究的影响，亦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法国中国史研究成果如何反哺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的了解。
关键字：
法国宋史研究 年鉴学派 蓝克利
作者简介：戎恒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2012年通过国际选拔（SIL）考入法国巴黎高师（ENS-Ulm），博士毕业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师从程艾蓝教授(Anne Cheng)、蓝克利教授(Christian Lamouroux)、费飏教授(Stéphane Feuillas)。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中心客座研究员（长期），法国国立文献学院客座研究员（长期）。
法国年鉴学派对20世纪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鉴学派早期以经济社会史研究为中心，强调长时段的考察，反对以往以“事件史”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史研究。国内对于年鉴学派各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已有相应的引进与介绍，但尚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曾鼎立支持并推动了白乐日的全球“宋史研究计划”，同时法国宋史研究对布罗代尔提倡的“文化圈”研究有奠基意义，可以说是年鉴学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三十年来，《年鉴：历史与社会科学》（Annales :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期刊陆续刊发了六篇蓝克利教授有关宋史研究的文章，尚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重视。从2011年至今，蓝克利与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2023）等共同担任《年鉴》学术编委。蓝氏深耕宋史领域三十余年，在宋代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与财政史等各个方向都有重要突破，也为法国宋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对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15年《年鉴》创立70周年的特刊上，蓝克利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参与了年鉴学派回归“长时段”的学术讨论，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反哺年鉴学派史学理论，这一次的交流引起欧美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2022年初，蓝克利出版了《中国通史——宋代卷》，隶属法国"美文书库"（Les Belles Lettres）出版社的中国朝代史系列，该丛书是法国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中国史系列。蓝克利独立撰写的宋代卷共816页，是法语世界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整体关照宋史的煌煌巨著。
《中国通史——宋代卷》
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著
本文将以蓝克利的宋史研究为中心，探讨法国宋史研究与年鉴学派的互动。从宋史研究的层面而言，通过借鉴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宋史研究，可以从法语学界的视角，与引介已相当丰富而系统的英语、日语学界宋史研究视角作补充，丰富宋史研究的书写范式与问题意识。从海外汉学研究的层面而言，是将法国对宋代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与影响国际历史学界相当深远的年鉴学派联系起来。一方面关注年鉴学派的社会科学研究趋向、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方法对法国汉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以蓝克利为代表的法国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如何反哺年鉴学派的历史学研究。
一、法国宋史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及其与年鉴学派的学术渊源
法国宋史研究的起源，应从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的“宋史研究计划”开始。虽然之前已有诸种宋代文献的翻译 ，但有规模、有理论指导的宋史研究，还是应当自白乐日起始。
白乐日生于匈牙利，曾在德国进修汉学，师从福兰阁（Otto Franke，1889-1980）。二战期间流亡至法国，师从马伯乐（Henri Maspéro，1883-1945），1955年加入法国国籍。其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文献功夫深厚，善于运用“中国的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和学者的论述以及各类史料文献来论史治史”，“对人们理解较长时期内的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其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955年，白乐日获得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EPHE）第六系教职，主持“中华帝国制度”讲座，同年在布罗代尔的支持下，白乐日正式推出了“宋史研究计划”这一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参与者包括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各国宋代研究重要先驱：宫崎市定 、刘子健、柯睿格等。
现存白乐日与布罗代尔的通信，从1954年至1962年，近二十封 ，可以看到两人的学术及私人交往时间将近十年。布罗代尔曾多次写信，请白乐日提供有关中国研究方面的书单与资料，并提出一些他在理解中国历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白乐日都会第一时间写信回复。白乐日对布罗代尔作品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布氏的两部作品中：其一是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在1979年全套三卷本自序中，布罗代尔写道，该书旨在将欧洲的各方面与其他主要文明进行比较，书中对于中国的认识主要仰仗白乐日、谢和耐和龙巴尔（Denys Lombard, 1938-1995）。其二是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 （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作为布氏受法国教育部委派撰写的、面向法国中学生毕业班的教科书，其中包括长达47页关于中国的介绍。在此撰写过程中，白乐日为布罗代尔提供了多种文献，解答了其在写作中的诸多疑惑。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法国的历史教育体系中，相当一部分历史系硕、博士毕业生会先到中学教书，后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从事教学和科研。所以法国面向中学的教科书也同时面向中学教师，以及未来的大学学者，对成长中的历史学专业年轻学者的影响不容小视，所以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的影响面是非常深远的 。
布罗代尔与白乐日的共同点是坚信经济史、社会史是长时段比较史学的最佳切入点，他们都坚持通过了解过去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他们相信集体的、跨国的协同研究的价值，此外两人都有一种天才的说服力，可以集聚研究所需的各种人力物力 。另外，白乐日能够迅速准确地理解布罗代尔提出的关于中国的问题，即便这些问题有时并不是汉学家所常问的问题。他力图对宋代社会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以及宋史研究计划背后的科研集体化的构思，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年鉴学派所提倡的“总体史观”以及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创新思想，亦符合当时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第六系的经济与社会科学学术导向。
当时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第六系正是年鉴学派的研究重镇，布罗代尔在吸纳白乐日为教授后，在他的宋史研究计划构想基础上，提出了宏大而富于创新性的“文化圈”研究（Aires Culturelles）项目计划，作为一整套计划申请研究经费。该研究计划不同于美国式的“区域研究”，而是更广泛地基于历史地理的考量，“把地理、历史、时间、空间以及‘长时段’理念通盘考虑”。1955年，肇始于白乐日宋史研究计划资助申报的意图，六系“文化圈”项目正式启动。委员会由系主任布罗代尔等人组成 。
布罗代尔曾在《年鉴》上亲自简明扼要地介绍宋史国际研究计划，并为白乐日主导绘制的“中国十一世纪末商业中心地图”（Une carte des centres commerciaux de la Chine a la fin du XIe siècle）作引言。布罗代尔阐述了宋史国际研究计划的重要性，并强调这张地图放在世界范围内看，也是一张“令人惊叹的经济史地图”。在结尾处他写道：“即使地图上的数据可能后续会有更新，但这张地图是认知中国‘这一未知之地’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宋史研究是年鉴学派宏大学术版图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创始人白乐日是国际宋史研究的奠基人。六十年代白乐日不幸早亡，现法国学界公认其学术继承者是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1950-）。蓝克利又直接师承法国汉学大师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以及史学大家贝尔纳·勒珀蒂（Bernard Lepetit，1948-1996） 。谢和耐的作品具有年鉴史学第三代“从地窖到顶楼”的鲜明特色，勒珀蒂则是年鉴学派第四代代表学者，是年鉴学派回归社会史的核心人物，加之白乐日曾是布罗代尔最倚重的中国研究合作者，蓝克利的学术兼具了年鉴史学第二、第三、第四代的学理所长，可谓集年鉴史学之大成，然又不为年鉴学派理论范式所局限，能够进一步加以批判地将其理论运用到中国史，尤其是宋史研究中来。
如果说白乐日在与布罗代尔的合作中更多是向布罗代尔提供有关中国的知识支持，那么蓝克利的研究则更进一步，通过对中国更深的理解，在思想和理论层面反哺了年鉴学派。
二、蓝克利的宋代财政史研究及其与法国财政史、货币史研究的互动
蓝克利出版于2003年的《宋代的税收制度、公共收支与财政政策》 完整翻译了《宋史·食货志·会计门》，法国汉学界公认其翻译典雅而精准，将技术性极强的文本通过充分的阐释与典雅的译文呈现给读者，鄂法兰（Françoise Aubin，1932-2017）作为白乐日的学生与学术合作者，在书评中称这本书是“倘若白乐日得见，亦会高度赞赏的大作”。该书是欧美学界第一部宋代财政史文献译著，2004年获得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
该书对“会计门”进行了逐字完整的翻译，并就原文中涉及的专业术语附有大量阐释性脚注，另专设三章研究性论述，分别围绕宋代的经济史与会计文化、“会计”的词源学以及“会计门”的史学分析展开，体现了蓝克利对整个宋代财政与税收制度的通盘把握。该书的阐释性翻译与研究参考了梁太济与包伟民对 “会计”的研究和修正 ，以及日本学界对食货志的研究。此书向法语世界提供了关于宋代财政制度的典雅而准确的译本，使法国学界的比较研究有了扎实的基础。
继这部专著后，蓝克利在宋代财政史方面陆续有重要论文发表，并且对法国财政史、货币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2006年法国经济与财政史委员会（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合作，举办“历史上的公共债务”会议并出版论文集，其中收录了蓝克利的论文《中国十一世纪的公债、内藏与货币》 ，现在仍可以在法国经济部的网站上看到这本论文集，可以说蓝氏的宋代财政史研究对法国当下公共财政决策仍有参考意义。2007年，蓝克利参加法国“通过危机认识货币：过去与今日的货币危机”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十一世纪中国的官僚与货币：陕西的货币危机》 ，该论文被多位法国学者引用，如2008年被布鲁诺·泰雷（Bruno Théret）引用在其发表于法国《经济研究》上的论文《货币的三种状态：以跨学科路径探讨货币》 ，《经济研究》由巴黎政治学院主办，在法国学界与政治经济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布鲁诺·泰雷此文于2016年收录入《法国货币理论》 一书，该书集中体现了法国1980年以来在货币研究上的代表性成果，是法国货币史研究必读书目，可以说经过布鲁诺·泰雷的转引，蓝克利对十一世纪中国的官僚与货币研究成为了法国货币史学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2012年《年鉴》发表的埃及史研究论文《罗马埃及的私人信贷市场、收藏图书馆和公共事务》 ，也引用了蓝克利这篇文章。
蓝克利《中国通史——宋代卷》第七章“交流的经济”与后文将分析的第八章是该书的核心章节。第七章整合了蓝氏三十余年来研究宋代财政史和经济史的成果，围绕由交易而产生的经济活动，重点突出了宋代城市的发展。蓝克利指出，宋代城市成为了经济和金融活动的中心，城市内各活动由此高度精细化。该章节亦重点探讨了由交易而产生的税收活动，包括由国家垄断和其他各种交易活动产生的纸币，以及由此产生的投机行为与通货膨胀。在这一章节的最后，蓝氏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宋朝是否从王朝转变为了财政国家（État de finance/financial state）？蓝克利对“财政国家”的思考是与刘光临研究的对话。蓝氏对于宋朝是否转变为“财政国家”提出不同意见，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史实的考量：首先，即使宋代纸币的发行助长了投机，但纸币既没有支付报酬的性质，也没有自愿持有的性质：它们被作为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弥补流动性的不足和预算的结构性赤字。其次，由于市场的不连续性和货币空间的分散性，金融市场是割裂的，并有强烈的价格变化。这一点鼓励了投机性的操作，正如十一世纪“入中”支付的票据，但由于债务票据的期限很短，商人所获得的利润是有局限的，且并不直接代表短期信用票据的回报。最后，尽管可以肯定的是诸如“入中”这样的财政活动可以被理解为国债，但这个系统是不连续的，是各级别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和他们可能获得的利润分别组织的。换句话说，对国债的统一管理是不可能且无法想象的。因此，即便是对于财力最为雄厚的商人而言，在与政府的合作中，国债从来就不是稳定且安全地连接合作双方的纽带。蓝克利由此指出这也正是宋朝“重商主义”的模糊性所在 。换而言之，我们看到对于从税收国家发展成为财政国家的五个条件 ，蓝克利对第三点宋代债务票据的流通性，以及第四点财政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化与专业化持不同观点。
国内学界认为西方学者通常没有注意到，西方财政史上的一大重要现象，即军费开支飞涨引发的财政危机，进而推动国家公共财政体制变革，这一现象在中国早已发生。这一观察整体上是准确的，但蓝克利是极少数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一现象的西方学者。并且他对宋代的货币、税收、财政、公共债务的考察，对法国乃至欧洲货币史、财政史、经济史研究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蓝克利的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西方活的制度史对话之可能
蓝克利的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亦得到国际史学界广泛赞誉。他发表在《年鉴》的六篇论文中，三篇都关注了宋代政治制度史及其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蓝克利对宋代官员选任制度的研究 ，曾参与法国学界围绕国家治理（Science de l’État）的学术会议，成果于2000年结集出版。2005年法国俄罗斯史学者让-弗雷德里克·绍布（Jean-Frédéric Schaub） 在其《现代国家的概念还有用吗？探讨比较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障碍》 一文中引用并探讨了蓝克利发表在《年鉴》的论文《礼仪、空间与财政——11世纪中国的主权重组》。2016年，在“权力与国家”的议题上，蓝克利与研究美国史、英国史、西班牙史等历史学者展开对话。会后与另两位学者共同在剑桥出版社主持出版了Serve the power(s), serve the state一书，并撰写第十章节“宋代十至十一世纪初武人官僚化” 。2021年，在“九至十七世纪的中国与欧洲政治信息沟通”会议上，蓝克利参与中国史与欧洲史对话，并于会议文集刊发论文《碎片化与财政中央化：四总领所的出现（1127- 1165）》 。
蓝克利对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有机整合于《中国通史——宋代卷》第八章“宋代全新的主权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该章节探讨宋代政治文化各面向的先后顺序，依次是：宫殿和宗室、皇后与嫔妃、内臣与武将、文官、皇帝（“在人与神之间”），台谏制度、政治合法性。作者解释如果以唐宋变革而言，应该从皇权的“绝对化”开始书写此章，但是本章基于“祖宗之法”的启发，先从作为政治空间的宫殿与宗室入手，继而介绍宫廷中的女性；接下来关注武将的权力，基于赵冬梅、余蔚的研究，指出武人官僚化与官僚体系中武官低等化，是一体两面。从武将权力探究宋代官僚体系的建构，又从财政角度探究君主权力的绝对化。
我们可以从该章的叙述逻辑中看到士大夫逐渐走向政治舞台台前这一过程，最后收尾于台谏制度与政治合法性。关于皇帝权力合法性，作者指出，宋朝皇帝权力面临着旧传统缓慢瓦解，新的“好政府”范式逐渐浮现的过程。宋朝如果要对标唐朝，宣称是同时期最具政治合法性的国家，就必须面对领土的不完整性问题，这一问题迫使真宗需要通过天书来证明其天命，但是该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领土的不完整带来了政治权威的不完整，以及正统论的争论延续不断。士大夫需要给皇帝权力提供一个合理性、权威性的解释框架，并且试图证明自身在其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主权”和“权威”。作者指出在宋代士大夫向皇帝提供的解释框架中，最重要的是“国体”、“故事”与“祖宗之法”。蓝克利引述了郝若贝（Robert Hartwell，1932-1996）所揭示的“故事”的意义在于将历史经验置于政治理性的中心，同时，他强调“国体”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同构成的，所以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的据理力争，并非是君主宪政的先兆，或民主政体批判文化的先驱。士大夫对皇帝“权力任性”的批评，出发点是对皇权的绝对尊重。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蓝克利的《中国通史——宋代卷》既是法国宋史研究的代表作品，也提供了观察法国年鉴史学的重要视角。美文书库的全套《中国通史》，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下法国史学界普遍史的回归。具体到蓝克利的《宋代卷》，在总体史观的大框架下政治史占据了相当重要的部分，这不仅是蓝克利个人研究所长，相当程度上可以作为观察年鉴学派动向的一个窗口，具体有以下六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本书的宋史书写是对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的实践，作者在导言部分最后一句强调本书是“在中古亚洲总体史视野下书写宋代史”；
其二是在方法论上，本书的核心方法论是年鉴学派所重视的历史人类学 。而历史人类学正是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延申，是年鉴学派几大研究框架的交汇：社会经济史研究，心态史研究，以及对跨学科的重视。
其三是高度重视“政治文化”，集中体现在本书的核心章节，第九章“重建帝国、重构世界”的分章节，“宋之伟大”之“彻底政治的文化”小节；并且在结论部分结合西方政治学语境下的“政治文化”概念 ，与余英时先生的研究进行对话。
其四是本书上编的事件史，可以看作是呼应“叙事的复兴”，年鉴学派自第三代学者以来，对叙事的兴趣复苏，开始回归政治史、叙事史和事件史，事件不再仅是反映深层结构的镜子，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年鉴学派“叙事的复兴”与“回归政治”是同步出现的 ，本书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与对政治事件的叙述也是相辅相成的；
其五是本书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取合适的时段，比如“长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史、思想史以及民间信仰方面 ；
其六是本书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年鉴学派对“局势”（conjoncture）的关注，但同时亦更为重视“过程”（processus）。年鉴第二代学者强调“局势”（conjoncture），本书中该词主要出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科举史方面，作者指出宋代将科举放置在朝廷政策的优先级地位，是出于对双重局势的考量：五代十国后期文治地位上升，宋统一南方需要展现对文治的重视；太宗转向士大夫的决定受到一系列事件的影响（高梁河事件等）。二是政治文化和思想史方面，宋儒对经典阐释的冲突，来源于对历史与政治局势的不同理解的冲突；三是宋代民间信仰的传播，概括而言即民间信仰的传播既依赖旧有的村落习俗，也受到新的地方与社会局势的影响。由于年鉴学派理论中“局势”往往对应短时段和中时段，我们可以从蓝克利的研究中观察到法国宋史学界在制度、思想、地方研究的领域对局势的关注。
我们可以看到蓝克利的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不同于北美、日本等其他海外宋史学者之处，是其年鉴学派的大背景，尤其是年鉴所重视的社会科学问题意识。那么西方思想史中的“制度”概念是否提供了打开宋代制度史研究的一把钥匙？蓝克利在纪念白乐日百年诞辰的文章中有一个关键的脚注，为我们整体把握其宋代制度史研究提供了答案。他引用了阿兰·盖里（Alain Guery） 关于“制度”的概念史论文。该论文中梳理的西方思想史中的“制度”，代表了蓝克利制度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底色，笔者以为亦是中西方制度史研究深入对话的桥梁。
简言之，西方现代语汇中的institution一词是静止的制度，而蓝克利所引阿兰·盖里的论文则强调，在拉丁语词源中，“制度”本身就是动态的，就是“活的”：
今天，当我们讨论制度这个词最普遍的意义时，我们指的是维持一种社会状态的有组织的结构。这种普遍的含义与它的词源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它是静态的，而“制度”最初有一个动态的含义。它指的是建立和组织这些结构的过程本身。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动词instituo，instituere，是in statuo的缩略语：“放置在”，安装。因此，它指的是一种运动，它先于一种静止情况，并不等同于后者。
我们可以看到蓝克利将中国史料介绍给西方读者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在提醒西方读者，西方传统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由此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意义不仅是了解对方未知的过去与传统，有时也是通过对方的传统来照见自身被忽视、被熟视无睹或被遗忘的传统，或者借机反思自身传统存在的多义性。
四、蓝克利《年鉴》六论对年鉴学派历史地理与史学理论的贡献
蓝克利发表于《年鉴》期刊的论文自1991年始，三十年来共发表6篇论文 ：分别是1991年的《北宋的领土管理与榷茶制度》，1996年的《礼仪、空间与财政——11世纪中国的主权重组》，2003年的《法国边界，中国视角》，2004年与邓小南教授合著的《“祖宗之法”：中古中国的皇帝权威与政府》，2011年与董晓萍教授合著的《水权的形成：华北的历史、传统与创新》，以及2015年在《年鉴》创刊70周年特刊上发表的《长时段与年代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年鉴》改版，改版后的第一期有一篇编委集体撰写的改版社论(éditorial)，当年蓝克利与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同为学术编委。社论首先阐明了《年鉴》在当下学术界面临的挑战，为了使《年鉴》依然能够对历史研究有引领和启发作用，提出接下来三个发展方向。其一是重视对方法论的反思，历史学不仅靠新发现的史料推动，更是靠新的问题意识推动；其二是重视跨学科前沿对话，历史与社会科学跨学科对话重点是要把握社会科学的前沿变化；其三是重视将视野拓宽到欧洲以外的领域。可以说这三点都与蓝克利的宋史研究息息相关。
在此我们集中探讨蓝克利2003年中国与法国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与2015年基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参与年鉴学派回归“长时段”的学术探讨两文。此二篇对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都有重大启发意义。
2003年《法国边界，中国视角》一文结合法国学者诺尔曼（Daniel Nordman）对法国十六至十九世纪法国边界的研究 ，对比了中法之间的异同。此处“边界”既指国家边界，也指国家内部的区域划分边界。该文的比较视野很有特色：中法的对比并非基于同时段的比较，蓝克利使用的中国史料是宋代的，主要在十一世纪，如熙宁八年宋辽划界之争，而对话的法国研究主要围绕十六至十九世纪。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史、欧洲史是一种启发，对比传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史学研究是否一定要基于同时性？是否可以拓宽思路？
蓝克利的论文指出，他本人作为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不得不重视历史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发展与领土构成的问题。在对话与借鉴法国学者的研究前，蓝克利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传统，以及北美中国学的历史地理研究（相关代表学者的研究领域只能勉强被划分归入地缘政治或人类学 ），蓝克利着重强调了比较中法边界的困难，但也同时指出法国史的研究有助于开拓中国帝制时期研究的问题意识。法国史学界这些观点或许可以给中国史研究者带来启发：关注“空间自主性”，避免“地理决定论”，即任何一条疆界的划分，政治意志或许不是唯一的推动力，该区域的社会、经济等地方特性有很大概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接下来，就区域研究而言，蓝克利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大区理论（macroregion）展开对话 ，并从他对淮河流域的研究出发，通过对宋代淮河流域的观察，从水利史、区域经济史、财政史、地方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的层层刨析，发掘淮河流域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一个核心区域转变为华北平原与长三角两大区域（macroregion）的边缘地带。
就国别疆界划分而言，蓝克利基于他对熙宁八年的宋辽划界问题研究对比法国史研究，首先表明其基本立场即中国的空间划分结果具有其独特性，法国史很难为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提供借鉴经验，但是具体到历史上的冲突协商过程则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冲突的两方在交涉谈判中往往会涉及不同的层面，边境地区通常相较两国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在社会、经济层面与两国都有深层连接；解决边境冲突最终达成的协议既要满足边境地区的地方习惯，同时又要调和两国矛盾；寻求妥协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着冲突，但目标是两国关系的稳定。从协商过程而言，传统中国的历史经验完全可以和法国进行比较。
蓝克利2015年发表的《长时段与年代深度》 更趋于理论化，是法国汉学研究与年鉴史学理论的一次重要对话。该论文的撰写理论背景是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 和布朗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 Guldi）撰文呼吁重新关注“长时段” ，引发了国际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广泛学术争论。《年鉴》在创刊70周年之际，围绕这一议题组织专栏探讨。蓝克利从其中国古代制度史、政治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参与了这一讨论。以研究史学理论和新文化史研究闻名的林恩·亨特（Lynn Hunt，1945-）也在该特刊发表了论文。
蓝克利指出，布罗代尔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史学界经历了几个著名的“转向”（turn），逐渐趋向于对历史进行片段化的研究，背后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是学术界的发表压力，另一方面是史学推进过程本身越来越强的局部精细化要求。但是由于史学的碎片化，导致其与大众渐行渐远，当下如何让史学重回公众视野，重新参与公共生活，是一个重大的命题。
蓝克利首先回顾了“长时段”在布罗代尔的理论体系中，是一张无可替代的“王牌”：“长时段”研究是史学重回其统领社会科学地位的必经之路，使之获得与数学之于自然科学相对等的地位 。在布罗代尔规划的年鉴学派理论架构下，历史学在整合其他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首先选择的是经济学，之后逐渐则与人类学合作日趋紧密。在这一系列的跨学科研究中，布罗代尔也同时将视野转向其他“文化圈”。蓝克利指出：“为了打好‘长时段’这张王牌，布罗代尔将长时段作为一个能容纳更为丰富的人类经验的大背景，这些人类经验诞生于产生近代社会科学的西方以外区域。社会科学希望能够解释这些人类经验，布罗代尔希望历史学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的指引。”当然，研究人类经验的学科方法可以是人类学、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但是布罗代尔希望更突出历史学的重要性。为了使历史学科能够更好地成为包罗人类整体经验的学科，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必须得到重视。因为中国不仅有长时段的历史，且中国对自身的解读是通过史学进行的。蓝克利为此转述了布罗代尔非常珍视的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私下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不关心中国，我关心的是人！” 蓝克利继而在文中回顾了布罗代尔曾主导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录用了一批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如白乐日、谢和耐等，这些汉学家的加盟是年鉴学派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
中国历史对年鉴学派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反之蓝克利也指出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的重视也有利于中国史研究突破朝代时间框架的局限，观察横跨数个朝代的历史变迁（唐宋、宋元明等），同时，“长时段”又不同于“冗长时段” （une pesante et paralysante perspective de longue durée)，“长时段”的研究可以避免一种“一以贯之” 的静态历史观。并且对于汉学这一整体学科而言，年鉴学派的理论与中国研究的结合，旨在把中国不再作为一个遥远的“文明”来看待，而是作为社会科学可以带着问题意识进行深入研究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