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是谈资，无人吸取教训。
关于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社会，有着太多错误的说法。当前人们的普遍认知是：这时的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社会，没有人对外界有所了解，也没有人生活在海外，整个国家都处于极端的信息匮乏之中。
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沿海社会并非如此封闭。人们忽视了当时已经有数百万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他们与中国内陆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系。沿海的人们对海外世界和西方人并不陌生，也知道他们的坚船利炮有多么先进。
就算是清政府的地方官员，也并非全然无知。历任两广总督和位于广州的海关监督对西洋世界都有所了解，与洋人打交道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在嘉庆七年至十四年（1802—1809）之间的澳门危机期间，广东各级官员也见识了英国人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同时段的南方海盗潮时期，广东官员也尝试着与西方人联合去解决海盗问题。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如西方国家甚至海盗的。对于西洋的先进武器，这些官员也大都有所认知。可以说，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官员们的消息并不算闭塞。林则徐也绝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许多官员，如吉庆、百龄等人都曾经主动与西洋人打交道，去了解他们，他们的和平姿态甚至比林则徐的咄咄逼人更可取。
在中国民间，也有着一个以行商为代表的与洋人做生意的阶层，他们会说西语，对海外的产品和技术更加推崇，对西洋贸易规则也越来越熟稔。
因此，海外的华人、国内与海外有联系的沿海居民、国内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商人，他们都拥有丰富的西洋信息，这让那种认为中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时是铁板一块的无知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可是，我们又无法否认，虽然已经存在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但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仍显得如此无知。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明清的封建集权制度说起。这个制度的最核心任务是保证社会稳定，并以一人为中心来格式化整个社会。
虽然有大量沿海地区的华人身处海外，但他们在皇帝的眼里并不是有益的阶层，而是不肖的臣民。皇帝对他们不仅不帮助，而且首先想到的是打击，甚至杀害。对那些身在海外的人，皇帝也想方设法地把他们与国内的亲戚隔离开，避免“有害的”（却往往是真实的）信息传入国内影响稳定。因此，海外华人虽多，但他们对国内的影响几近于零。
沿海的官员虽然也知道真相，但他们如果说出真相，不仅不会得到表彰，反而有可能在错综复杂的官场斗争中被清算，于是他们选择将有效信息过滤掉，只说皇帝喜欢的、抓不住把柄的话。最终，皇帝无法从官员处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沿海的商人阶层更了解西洋世界，青睐西洋产品，甚至采取西洋式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在帝国的链条末端，只能扮演帮助帝国榨取洋人财富的角色。我们通常认为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商人阶层是富裕的寻租阶层，却不知道，他们为了完成帝国的任务，大都被压弯了腰，且大规模地破产，有的甚至赔上了性命都无法满足皇帝的榨取。帝国甚至长时间无法凑够足够的行商与外国人做生意。长期处于这样低下的地位，于是没有商人能够说出真相，也没有人敢提意见。
所以，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实质是：不是没有人知道真相，特别是19世纪之后，帝国的军事实力之孱弱，在沿海的精英阶层中已经是共识了，但这真相在集权制度之下却无法传递给皇帝，供他决策。也就是说，皇帝预设了立场（华夷秩序），只有符合这个立场的信息才能回馈给他，而当这个立场已经与真实世界严重不符时，哪怕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真相，皇帝的决策也依然不会改变。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苛责皇帝（具体来说，是当时的道光皇帝），因为在封闭环境中接受教育和长大的人，是学不会开放思维，也不会接受新知识的。大权在握的皇帝所接收的信息就足以支撑他决策的正确性——最终的问题在于封建集权式制度而不是个人。
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集权制度与英国制度做个对比，来说明信息收集方面的差别。在大英帝国时期，整个决策阶层对任何有效信息都是渴求的，任何一位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险家或者旅行者，任何一位活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商人，他们获取的信息几乎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回国内，让每一个政治家都在充分开放和透明的信息流中做出最有利的判断。正是解决了整个社会的信息沟通问题，使得这个海岛小国越发强大。而在中国，皇帝管制信息的行为最终伤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因为他完全被自己制造的预设立场封闭了。但不幸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完全被封闭起来的皇帝之手。
另一个现代人充满了误解的问题是关于“改革开放”。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改革时期，也不缺乏开放时期。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人错误地将改革与历史上的变法对应起来。虽然“改革”与“变法”在字面上接近，在内容上却是南辕北辙的。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松管制、减少干预，目的是赋予民间经济更多自由；而历史上的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汉武帝变法、唐朝的两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却大都以收紧权力、加强干预、增加财政为目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变法都产生了挤出民间财富、达到普遍贫穷的结果。古代历史上真正的改革时期，对应的是以汉朝的文景之治为代表的休养生息的时期，几乎在每个朝代初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宽松时期，减少权力的任性、强化民间的自治，从而达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
而在中国古代，大的开放时期也至少出现过四次，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教和西域知识的大量引入，唐宋时期所代表的开放精神和面向海洋，元代的世界思维，以及明末的西学运动。这四次的开放并不比现代这一次弱。
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困扰了两千年的问题是：不管一个时代采取了多少改革和开放的措施，但到最后，集权主义所产生的稳定需求，最后都会导致权力重归闭塞，将之前的所有成果尽数推翻。
以本书所描写的时段为例，当人们谈论起晚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闭锁政策恰好是从明末的大开放逐渐演化来的。
明末的大开放时期曾经充满了希望，本书也详细地追寻了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史上，任何一个文明在发展到高峰之前，往往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引进，将其他文明的先进知识引入本土文明，而引入的方式，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不管是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还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都能看到明显的大翻译运动的痕迹。而在明末也有这样一次大翻译运动，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次大翻译运动之一（另一次是佛教翻译运动）。这次运动中，人们几乎将西方科学所有的学科都翻译成中文并引入国内，这既包括几何、算术、天文、地理、力学等自然科学，也包括信仰和哲学。在当时，西方科学从发现到引入中国的时间差往往只有几年到十几年，在只能依靠航海沟通的时代里，这样的时间差已经是奇迹。
在明末，还有一群高官显贵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等人迅速将他们介绍到中国的智识阶层当中，形成了一次西学运动。这些代表人物既有内阁的首辅、次辅，也有地方上的乡绅阶层，甚至包括宫廷内的皇室成员和太监。这些人大部分并不是为了宗教而与传教士接触，而是带着明确的学习和实用主义态度，他们看到了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也意识到这些知识可以为我所用，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试图在军事、水利、天文等各个领域，将这些先进的知识与中国古老的体系完成对接。
而在经济层面上，随着隆庆开关的进行，中国和世界的贸易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拥有世界眼光的对外人才。另外，东南沿海地区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也是最能和西方打交道、最懂得在近代规则下博弈的力量。当明朝变成了南明，郑氏与南明朝廷合作，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充满了贸易精神和开放心态、懂得贸易规则的政权，可惜的是这个政权最终没有维持下去，而是被北方更加保守的政权所取代。
即便到了清朝，中国依然继续享受着这次开放的成果。康熙皇帝是清朝最懂得利用西方科学知识的统治者，虽然现代人谈起他来，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民族精神”和强大武力，忽略了他与世界的接触。
在康熙时代，清朝拥有最强大的西洋大炮部队，装配着最先进的西洋式武器，对整个亚洲地区形成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就连皇帝本人也对西洋的数学、几何、天文学、地理学知识充满了兴趣，不断地找北京的传教士给自己讲解，甚至自己做题巩固知识。他还擅长利用西洋知识来解决工程问题。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皇帝的谈判队伍中就有会拉丁语的西洋人士，而与俄国人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用的竟然是拉丁文。为了获得最科学的地图，他将西洋人士派往全国测量地理，获得了精确的中国全图。
康熙皇帝对西洋事物也很痴迷，他知道西方的药品更能治病，使得宫人也以拥有西洋药材而自豪。他的宫廷里充满了西洋的器具。他本人甚至提倡皇室成员学习西洋语言。
而在贸易上，康熙皇帝在灭亡了郑氏集团后，毅然选择重启海外贸易，建立了比之后的一口通商要先进的四口通商体制。当人们对贸易政策依然有疑虑时，他又出台措施，鼓励海外贸易。当日本决定闭关锁国时，康熙皇帝甚至鼓励中国商人与日本交流。
中国皇帝对西洋知识和西洋物品的利用，在康熙时期达到巅峰。但我们也要看到，清朝对西洋知识的利用，已经与明朝有了重大的区别。
人们普遍认为明清都属于中国封建集权的高峰期，但明朝的官员、文人和社会相对于清朝，依然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使得明朝时对西学感兴趣的人群是庞大的，正是他们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大翻译运动。而他们的兴趣又通过对政策的影响，使得明朝政治上对西学的接纳程度远高于清朝，这一点正是带给我们希望的地方。
到了清朝，随着密折制度的建立，集权的加强，大臣们已经失去了独立决策的机会，都以当皇帝的奴才为荣。因此，即便是康熙时期，对西学感兴趣的也只有皇帝一人而已，在大臣和社会群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独立思考、接纳西学的人群。
康熙皇帝本人虽然推崇西方传教士的学问，却只是让传教士和西方技术为自己服务，他并不想推广西学，甚至害怕人们在西学的影响下产生抗拒权力的手段和思想。他对西学的态度，是禁止人民学习，只准自己利用。这就锁死了西学，使之无法在全国产生影响，将西学变成了皇帝圈养的金丝雀。他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还会一次次重演，那就是统治者只想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官营事业，对百姓却充满了警惕，将他们获取先进知识的通道全部堵死。
在清朝，随着开明皇帝的去世，西学的圈养化产生了最坏的结果：当一个对西方知识更加无知、思想上更保守的皇帝上台时，就轻而易举地结束了中国的开放之路。而恰在同时，科学在西方产生了爆炸式的进化。在明朝，西方科学传播到中国的时间差只有几年，但在清朝，任何的新知识都不会再传入中国。中国在皇帝的挟持下彻底扭过了头，再也不学习海外的先进知识了。
清政府对社会的超强控制，对海外贸易也产生了最坏的结果，从四口通商退回到一口通商，而这一口，也成了敛财的工具——清政府和官员不断地从外贸中榨取收入，直到连官方指定的商人（行商）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破产。
从明朝后期打开国门迎接西方贸易，到一群承认西学先进性、主动引入西方知识的文人和官员阶层出现，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机。但不幸的是，明朝打开国门的时候，已经是国内政治和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它无力调整统治秩序，这个衰老的政权也在国内反叛和对清战争的双重压迫下走向灭亡。
但明朝文人所主导的西学精神即便到了南明政权以及郑成功时期，依然保留了下来。在这些南方政权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西学知识的倚重，加上形势的逼迫，让他们必须开放国门，接受西方的武器和商品。但他们最终无力抵抗更加强大的北方政权，被纳入了集权体制中。
清政府在早期为了扩张，也必须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其他科学，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手中，依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只是这个皇帝也有着巨大的维持稳定的需求，不允许西学流向民间。当帝国结束了扩张期，进入稳定期，就关闭了所有窗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闭锁。
从大航海时代到海通的三百年时间里，中国曾经带着希望迎接西学的到来。在第一个百年里，它充满了好奇和试探，并接纳了更加先进的知识；在第二个百年里，随着明清的改朝换代，西学知识在颠簸中继续传播，直到被一个聪明的皇帝利用，但最终在另一个保守的皇帝手中落下了帷幕；到第三个百年，中国已经没有了西学知识，只有自大，但即便这样，知道西方、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并不少，只是制度将他们的消息全部过滤，留给皇帝的，只有他心目中那个万年永驻的中央体制。当西方人从大航海走向工业革命，最终铺向世界的时候，中国却拐了个巨大的弯，最终彻底浪费了这三百年的机会。
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不想让这宝贵的三百年淹没在一句“闭关锁国”之下，而是要让读者看到，中国也曾经有机会去学习西方、向世界开放，不管是在技术、商业、资金还是制度上。也让现代读者明白，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对外开放，但如果不吸取历史的教训，就会回归封闭的原点。
那么，到底什么是所谓的“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并不是硬性地将所有的贸易断掉，而是在保留了部分对外贸易的名义下，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出台各种互相抵触的政策，在官僚执行过程中，让对外贸易变得困难重重，直至无法顺利地进行，从事实上将国门关闭。
闭关锁国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一个制度性的自主选择。由于集权式制度对开放性的天然恐惧，皇帝更倾向于禁止百姓接触海外新事物、学习新知识，从而利用制度和舆论的力量，将百姓闭锁在信息大坝之内，最终产生对世界的厌恶和轻视。
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明时期的开放已经“制造”了一批开眼向洋的人，即便到了清朝，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州一带依然有人是知道海外世界的，但整个社会的舆论场已经故意去排斥他们、不去了解海外世界了。
我们可以说，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也曾经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但中国的皇帝却花了三百年将大门重新关上。只是他们不知道，随着大门的关闭与新技术的断绝，政权最终也必将在外部的冲击下倒塌。从这个角度说，鸦片只是一个契机，它的非正义性给了清朝的溃退一个借口，即便没有鸦片，这个封闭的政权也必将在其他的契机下轰然崩塌。
不能交给别人的三项基本权利：生命、财产、自由
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
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约翰·洛克
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有人因事业而不朽，有人因思想而永生。那些永生的思想者，是因为他们懂得人性，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闪光，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失明。洛克是深谙人性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思想史上，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人权思想，都有他的足迹。不但有，而且他就是鼻祖。自由主义者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大都从人性恶出发，从而推论和演绎出一整套的宪政政治逻辑体系，这当然对洛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洛克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从人类在自然状态的不便中切入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合道德性、合目的性。洛克从人性的底线出发，从人性的经验出发，来论证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分析政府存在的基本目的。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洛克从不高扬人的道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道德观，道德观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个体的道德千姿百态，群体的道德也是基于底线的道德。在群体中高扬道德，尤其是推崇高尚的道德，那无异是破坏了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力，使每一个人在高尚的道德面前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只谈底线的道德，这个底线的道德，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他告诉你，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处于战争状态，人的生命永远都是第一的，生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了生命，什么都没了，任何人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夺去别人的生命。洛克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者置身于别人的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和生命诉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上帝造人，并不是让每一个人破坏自己的生命，也不是让其它人来残害自己的生命，否则就是处在战争状态。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没有理由灭绝失败者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如同花一样释放出自己独有的芳香。没有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上帝就会被亵渎，社会就失去了活力，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光泽。如果任何人侵犯了别人的生命，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而怀有敌意的人”。为生命而活，才是神圣之活。为生命而战，才是神圣之战。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劳动，不劳而获，那是在浪费上帝赐予的生命，是对上帝的不敬。“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其他物品”。凡是自己加入的劳动的东西，“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劳动不但创造价值，而且劳动还必然使自然物品成为私有财产。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获得财产，不能以攫取别人的财产为目标，每一个人的财产都必须得到保障。私有财产之所以是神圣的，那是因为有了人的劳动。私有财产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就破坏了人之称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私有财产设置了道德的边界底线，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或者把人类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那是破坏了人类的底线道德，使道德处在失范和无序状态。哪里没有私有财产，哪里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障，哪里的道德就会塌陷。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因为私有财产是人类正义之源也是正义本身。人类在自然状态中获得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充满了正义性，人类进入契约社会，就是为了维护正义，维护上帝的尊严，保障私有财产就是维护正义的基本标志之一。破坏和侵占私有财产，就是以上帝为敌，就是向人类开战，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进入战争状态。
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的终极目的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财产本身，而是自由。生命与财产并不是人的最终追求，并不是人的最终归宿。没有了自由，生命只具有了工具性意义。没有了自由，财产就失去了精神之根。自由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利己主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的那种自由。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自由就是在法律之内的自由，在法律之外无自由，如果说法律之外有自由，那也是特权者的自由，是专制者的自由，是权力者的自由，是给自由以毁灭性打击的自由。“就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以法律的名义、上帝的名义、以高尚的目的也不能侵犯自由。洛克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低调的，要求政府执行规则、执行法律即可，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当运动员就别当裁判员，一身兼二任既破坏了法律，也极大地伤害了自由。
政府的目的也因此很快就变成政府自身的目的，变成以公权谋私权的工具。凡是违背政府目的的政府，就是暴政政府。
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谎言为基本信条，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洛克对暴政进行了简化，他衡量暴政与否只采取了一个惟一的标准。在他看来，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上。“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洛克还说，“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它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真正的暴政就是违背法律的暴政，违背法律的暴政就是透骨入髓的暴政，这种暴政使每一个人都处在战争状态，使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成为狼与狼的关系，使每一个人都没有合理的预期，使每一个人都朝不保夕。指鹿为马、朝令夕改的暴政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与财产都失去了归宿，自由自然更是免谈。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就在于暴政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暴政避免不了，人们就有了反抗的必要性。洛克对违背政府目的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如果暴政持续下去，“无论什么政府都会遭到强力的反抗。”人们就会“以强力对付强力”，人们就“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为了维护人权与自由，人们必然具有反抗的权利。
叛乱是对政府的叛乱，是对政府的颠覆，但洛克对叛乱者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叛乱是果，而不是源，源在于政府和个人滥用政府的公共权力，“不论什么人，只要以强力破坏法律并以强力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辩护，就真正是地道的叛乱者。”这种强力，只有政府才有，政府本身才是真正的叛乱者。如果政府守法，公民就会守法，政府与公民就都会安然无恙，同在一个蓝天下，过着和谐与快乐的生活。洛克悟透了人性，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总有万般不如意，这种万般不如意总会激发人们离开地平线的理想。这种理想，看起来诱人，听起来伟大，真正要实施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在海市蜃楼的边上，就是人类的万丈深渊，进入海市蜃楼，就进入了地狱之门。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一个好的社会应该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绝境，更不会逼任何一个人走入绝境。少一个走入绝境的人，社会就多一份安全。虽然这早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此刻的我们，却恰恰缺少这样的常识。而让每一个落入绝境的人看到希望，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在洛克所处的时代，当大多数人都坚信君权神授，都觉得必须有一个君主时，洛克的理论将这些言论和想法击的粉碎。他提出了一套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完全不同的理论，主张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而他们的责任则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权利。与霍布斯冰冷庞大的利维坦不同，他坚信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所委托的代理人，当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时，政府就应该被解散。洛克不只是击碎了旧有的理念，更为文明画出了底线，保护私有财产、保护我们的生命与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这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20世纪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一次次让人类陷入恐惧和灾难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和超级技术的发展，让高福利、大政府，以及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政治正确”愈演愈烈，文明底线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洛克文明底线”在很多前现代国家，还不是常识，而是“异端”；另一方面，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经济社会生态的复杂程度，远非洛克时代可比，因此，在洛克文明底线的基础上，还需要寻找新的思想和洞见。霍普将保护私产提升到了伦理的层面，他说“认知与探寻真理所依赖的规范性基础，正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因此，没有任何比私产更高的价值。而哈耶克对通往奴役之路充满警觉，他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集体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