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北宋灭亡，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随着北宋的灭亡，南宋于南方偏安一隅，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转变。华裔学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刘子健（James T. C. Liu，1919 —1993）观察两宋之际的一系列转向之后，提出了中国在南宋向内转的历史论断。《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正是刘氏研究两宋之际转向的代表性著作，全书篇幅虽然不大，但是立论严谨，观点独到，一经问世，就在美国汉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书是刘氏学贯中西、沟通中西史学的重要范本。
《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处理的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所讨论的“唐宋变革论”问题，即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宋世近世说”提出修正。在《序言》中，刘氏开宗明义地指出：“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刘氏从修正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出发，立足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传统，提出了“中国转向内在，是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这个论断。在笔者看来，这是刘氏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化之后得出的独到见解。他的主要论点是：“11到12世纪，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
《中国转向内在》一书是长时段与短时段、整体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典范，全书充分利用了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将北宋与南宋对比研究，逐步考察从北宋到南宋的文化、政治、思想之转变，进而最终分析中国何以在南宋时期而不是北宋时期完成内向化发展。
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唐宋变革论”最大的作用并不在于其提供了关于历史分期具体的标准答案，而在于其较早地从中国的内在理路出发，关注中国古代不同阶段的差异性，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历史分期进行了一次新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可行性尝试。
对内藤氏“唐宋变革论”提出疑问和修正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抑或是欧美汉学界，都不乏其人。就日本学界而言，前田直典（1915—1949）在1948年出版《在东亚的古代终结》是批判内藤宋世近世说和“唐宋变革论”的先锋。国内学者对内藤此学说之回应，大体分为两端：其一是唐史研究者的回应，如张泽咸之《“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是唐宋变革的时间、阶级关系变动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文之一；其二是宋史研究者的关注与评议，如张邦炜《“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等。各派学人对内藤唐宋变革之说，或质疑，或予以修正，然而并没有从史学实践层面有所发挥。而刘子健则是较早质疑“唐宋变革论”并且在史学实践层面有所作为的学者之一，《中国转向内在》正是刘氏批评“唐宋变革论”的代表作。
二、两宋之际的转向
在《中国转向内在》成书之前，刘氏早在1963年就对“唐宋变革论”提出了商榷意见。根据全汉昇的记录，是年，刘氏应全汉昇之邀来中国台湾参加宋史座谈会。在会上刘氏虽然认同内藤等人的部分说法，但是根本上还是觉得宋代近世说是机械地借用或者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古、现代），认为这是机械地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这一学术观点，在《中国转向内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刘氏在书中给出了更加翔实的资料论证，且立论也更加严谨。
包括内藤在内的学人，往往过多关注的是唐宋之际的变化，而笼统地将宋朝视为一体看待。正如刘氏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刘氏从关注差异出发，对传统观点提出两点疑问，体现了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其一，宋代是否为近世；其二，两宋可否为一体。
在该书的开头部分，刘氏已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刘氏从商业发展的个案分析出发，指出尽管出现了商业主义的势头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但是政府和官僚都无意推动商业的发展。近代化有其特殊的本质特征，拿着表象去比附近代化，恐怕是不能够让人信服的。刘氏指出，在12世纪持续发展的表象之下，质变已经出现。在这个层面上，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发生了内向化的转变。刘氏的论断，正是从这里入手的。为什么是南宋而不是北宋发生内向化？北宋和南宋的差异究竟在哪？
在全书的第一部分，刘氏从经学和儒学两个大的方面来考察，分析两宋之际的差异及其转向，并分析转向之原因。在这部分的比较研究之中，刘氏将长时段的大历史与历史深处的细节相结合，既注重历史长时段的联系，又能够深入分析此种转向的本质原因。刘氏不厌其烦地罗列南宋丞相的走马观花，甚至以赵鼎这个悲剧化的儒家英雄为个案研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道德保守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是雄辩的，但却没有能力将理论付诸实践。理想的伟大与现实的残酷，终究会让这些君子们认清现实。正如刘氏指出的：“在悲哀和困惑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内省让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自我修养上，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11世纪曾经纵横肆掠、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就这样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
新儒家费尽心思所求，最终也不过只是一场不是胜利的胜利而已。南宋的新儒家，谋求正统的后果，并不是本身的创新与新生。相反，令人可悲的是，新儒家们正是放弃了曾经的追求，才一步步从朝廷的异端成为朝廷的正统。新儒家们谋求改革，向往成为君子，希望拯救麻烦重重的南宋朝廷，最终的结果却是陷入了无尽的党争和南宋的灭亡。
三、边界、忠贰和外向发展的经济
刘氏《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主要观察的是两宋之际文化、思想的转向，对于北宋和南宋面临的民族关系之变迁却并无探讨。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面临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时，表现都乏善可陈。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纵向比较来看，北宋和南宋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对抗少数民族（因此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也没能够建立起传统中原王朝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绝对优势和羁縻体制。
南宋之向内发展，虽有刘氏在书中分析的思想、文化诸多因素之原因，但是也不得不将对外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因素考虑在内。与唐代或者北宋相比，南宋的地域更小，且偏安南方一隅，在北方的扩张几无可能。南宋较少骑兵，也无法如汉唐一样，在西域扬兵耀武，能做的也只能是专心于内。这种外部环境的压抑，也成为南宋内向化的一大因素。北宋与辽、金的近乎不平等的民族关系，极大地冲击了北宋士人心中的传统华夷观念。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北宋时期，中国的天下观念第一次被打破，从而出现了边疆、边界意识的变化。
再者，刘氏提出的南宋的内向化发展，笔者以为更多的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就经济、贸易而言，南宋的活跃度还是很高的，南宋的商业税收占据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之现象。经济上的外向与思想文化上的内向，共同构成了南宋时代的多样化发展图景。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单一的或者静态的，只有关注多元化的历史样态，从动态发展出发，才可能更加地靠近历史发展之本来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