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舍沃斯基：瘟疫时期的生活（下） | 政见CNPolitics

无论是哪里的政治反对派，都在批评现任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准备不足。事后看来，很明显我们没准备好。但事前呢？如果执政的是反对派，他们会准备得更好些吗？在某些国家，我们有证据表明这确有可能：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特朗普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防止疾病传播的部门——一项奥巴马时期的遗产。但让我们从更一般的角度来想想这个问题：一座城市应当把救护车数量维持在怎样的理想水平上呢？救护车是要花钱的，也就是说有机会成本。具体来说，美国每辆救护车的价格在8万到20万美元之间，取决于型号和装备。纽约市的庇护所收容每个无家可归者的成本大约是3万8千美元。每顿学校午餐的成本是1.75美元。这意味着，给定预算约束，每增加一辆救护车，庇护所能收留的人数将减少2.2到5.3人，而学校午饭要缩减48000到114000份。很明显，究竟理想水平是多少，取决于我们有多重视在紧急情况下能赶到医院这件事。然而，答案肯定不会是能应付任何可能情形的水平。这超出了所有政府的预算。

诚然，有些人用迫在眉睫的疫情作为论据。但紧急情况有很多种。有些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已经很清楚，特定种类的自然灾害——飓风、洪水、干旱——发生频率的上升，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另一些灾难具有弗兰克·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给出其发生的概率，因此能采取的最理性措施，就是为最糟糕的情形做好准备。更进一步，我们即使知道某些灾难将会发生，也很难预知其发生的具体时间，因而必须持续地做好准备。但如果我们听取每一位预言家的意见，为每一种紧急情况都做好准备，我们正常时期的生活将会艰难得多。

因此我觉得，大多数对政府面对新冠肺炎时缺乏准备的批评，都没有什么根据，只是受党派之争的驱使。然而，做好准备还有另一层更为“高阶”的含义。如果紧急状况——比如说一场火灾——在城市中发生了，临近的消防队响应速度有多快？政府能不能临时修改预算以雇佣更多的消防员？政府能不能勒令私营企业生产更多的水龙带？政府能不能接管私营医院？

无论市场在平时运作得如何，在疫情面前，它都失败得十分彻底。我们有必要区分市场日常的失灵——这导致了我们对疫情的准备不足——和由疫情引发的市场失灵。第一种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保险市场的失灵：人们只知道自身的风险，从而逆向选择让很多人没有投保或保额不足。在各种失灵中不太明显的一个是：制药公司没有激励去研发针对短期疾病的药物，哪怕这些疾病死亡率奇高：

由疫情引发的市场失灵中，最严重的是未能由价格反映出的外部性。举例来说，口罩的市场价格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他人感染而愿意支付的额度。但口罩的社会价值是对他人起到保护作用：目前的估计是，在新冠疫情伊始，平均每个感染者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2.5个人。个体无法将这一收益内部化，也不愿意支付能反映这种边际社会收益的价格。相反，当某些公司能提供缓解疫情的手段时，他们可以收取飞涨的垄断价格。纽约市为每个口罩支付的价格是7.5美元，而这在疫情之前只是50美分。

也难怪马克龙总统会总结道：“这场疫情向我们揭示了，有一些产品和服务不能交予市场规律进行分配。将我们的食物、国防，以及保护环境的能力交付他人，乃是疯狂之举。”（3月12日的讲话）甚至连华尔街都感受到了不祥之兆。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Jamie Dimon说：“糟糕的计划和管理正在伤害我们的国家，这次疫情只是一个范例。”他指出，很多中心城区的学校里“超过一半学生不能毕业”，而医疗系统“越来越昂贵，很多公民得不到服务”。Dimon还认为美国的“社会安全网设计非常差劲”，以及“最底层30%的美国公民实际收入正在下降”。（赫芬顿邮报，4月6日）

当市场失灵之时，政府必须挺身而出。看看Cuomo州长和白思豪市长所采取的行动吧：付钱让私营公司开发快速检测手段并大规模生产、颁布行政命令将资源向需求急迫的医院转移、建立临时医院、禁止驱逐租户、要求宾馆收留无家可归的老人、向每个人提供免费食物……西班牙将所有私营医院收归国有；法国向所有医护人员提供了宾馆中的免费住所和出租车接送服务；某些政府让国家成为了最终雇主；几乎所有政府都向医疗系统倾注了大量财政资源。正如马克龙在他3月12日的讲话中三次重复的那样，成本不是此时要考虑的事：“quoi qu'il en coûte”，不计成本。

我最后的反思是关于美国的。2019年10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健康安全中心和经济学人智库合作发布了一篇报告。该报告的主题是各国面对疾病威胁所做的准备，并在不同维度上对每个国家进行了评分。美国在“防止病原体的出现或散播”、“传染病的早期检测和报告”两项上排名世界第一，在“对传染病传播的快速响应和遏制”一项上排名第二（仅次于英国），在“拥有充足且健全的医疗体系以治疗病患和保护医务人员”以及“有决心提升国家的医疗能力、资源并遵循国际防疫规范”两项上仍排名第一。这一报告的结论是基于世界各地受访者的回答，并由一个专家团队监督完成。也许这只是意味着，在事前评价有没有准备好是十分困难的。但看看美国今天的样子，这着实让人体会到残酷的幽默感。

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疫情时的无能、消极、无条理、混乱、不诚实和彻头彻尾的失误已经无须赘述。面对疫情，美国并没有像一个国家那样行动，只是某几个州做得还不错。不那么明显的是，即使在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也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为自身党派和裙带关系牟利的机会。号称是为了应对疫情，环境保护署放松了一系列环保法规，允许发电厂、工厂和其他一些单位自行报告在空气和水污染方面是否达标（纽约时报，3月26日）。环境保护署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于3月20日联合颁布了安全汽车法，将2026年之前，节能和碳排放改善的幅度从上届政府要求的5%调低到了1.5%（cnet，3月31日）。新的油气管道以及油气开采合约正在审核当中。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不会重新开放“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保）”的注册。大批难民在南部边界被违规地遣返（华盛顿邮报，4月9日）。更有甚者，在地方层面，几个红州的州长以疫情为借口禁止了堕胎。大量堕胎及其他选择性手术，如白内障和关节置换，都被推迟以节省宝贵的医疗设备（纽约时报，4月6日）。

美国政府喜欢战争的隐喻。他们对贫困宣战，对毒品宣战，对疫情宣战。但如果对抗疫情真的是一场战争，那特朗普无疑就是战犯，他要为许许多多人本可以避免的死亡负责。

没有什么想法比新冠病毒是“大平等器”更加不切实际。Clare Malone（538，4月10日）比较了纽约两个邮政编码不同的社区。East Elmhurst（11369）的居民主要是拉丁裔（69%），中位收入是54121美元，平均每户有3.2名成员，11%的家庭是两代以上人同住。East Elmhurst的大部分居民就职于文案、食品供应和建筑行业。Park Slope（11215）是以白人为主的社区（2/3），中位收入是123583美元，平均每户有2.4名成员，只有1.8%的家庭有超过两代以上的人同住。Park Slope的大部分居民从事管理、文娱和教育方面的工作。East Elmhurst的新冠感染率是全市第二（第一是其临近的社区，其中有全州最大的监狱），Park Slope则是倒数第一。

尽管这只是两个极端案例，但纽约市内的收入分布和新冠感染率在地图上却几乎完美重合。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即使在疫情之前，从上东区乘10分钟地铁来到东哈林区，社区的预期寿命也会从85岁下降到76岁。从卢森堡的区域快线站，搭乘20分钟火车到达法国的阿布维尔，预期寿命也会下降6年。高血压、糖尿病和哮喘的发病率都跟收入息息相关。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随着收入上升而迅速下降。新冠病毒只是放大了我们的社会中在面对死亡时的不平等而已。

病毒通过两种机制扩大了现存的阶级鸿沟。其一是，除了医生之外，大部分“必需工种（essential workers）”都属于低收入行业：杂货店收银员、公共交通工人、银行职员、药店雇员、维修人员、警察、仓储和运输工、加油站服务人员……他们接触到病毒的概率也有差异，因为有些人只需要彼此互动，另一些人必须跟外界互动。但他们总归是最容易暴露在病毒之中的人。第二种机制跟家庭规模有关。截止至2019年，美国两人家庭的人均中位收入是35425美元。随着家庭规模扩大，人均中位收入也会降低，直至六人家庭的14803美元。此外，这两种机制还会互相加强：穷人更有可能是“必需工种”，也更有可能几代人一起居住在较大的家庭之中。

有些人能够将自己跟病毒隔离开来，但这恰恰是因为很多人无法这么做。我们可以设想，在任何时刻，人类都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组别：那些得到了保护的人——尽管他们也许只是因为失业而不得不如此；那些向被保护者提供服务，从而暴露在病毒之中的人；以及那些所从事的职业并非他人生存所必需，但为了自身生存却不得不工作的人——比如我引述过的那个卖彩票的小贩。尽管这三类人内部的差别也很大，但他们在疫情之前的收入（及财富）水平还是可以大致按照从高到低排序。换个角度看，某些人在勉力维生，但实际上对他人的生活没什么影响；另一些人则以牺牲了自身健康，让他人可以获得保护。疫情期间的“必需工种”并没有比平日里更加必需，但这些工人的收入却总是要低于那些被他们服务的人。新冠病毒的效果只是让收入不平等里又掺杂了健康不平等，后者在疫情期间也被成倍地放大了。

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数据尚不够全面，但我们已经能看到，穷人在被感染之后更容易死去。我们目前知道的是，90%以上的死者有既往病史。年龄本身是重要的因素，既往病史也是，二者的交互则更是如此。因此，对死亡率差异的一个解释是，穷人更可能有既往病史。但这未必是故事的全貌：很可能在疫情期间，穷人相对于富人更难就医，也更难获得所需的治疗。

在美国，大部分社会差异都被从种族的角度加以阐释。政府并不经常公布按阶层划分的公共卫生数据。已有的数据显示，无论在哪个收入水平，非裔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概率都更高。所以，种族的确是重要的。但收入（或者其他测算阶层的指标）不同的人群在健康水平上表现的差异，要远远比非裔和白人之间的更大（Kawachi, Ichiro, Norman Danie, and Dean Robinson. 2005. "Health Disparities by Race and Class: Why Both Matter." Health Affairs 24(2): 343-52）。尽管非裔和拉丁裔中间穷人比例更高，三分之二的穷人还是白人。

我们以上所谈论的，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稍微穷困一点的国家——甚至都不必提那些最穷困的国家——不平等被放大的程度都更为惊人。2018年，拉丁美洲平均每个家庭有3.5名成员，比East Elmhurst还高。在收入最低的20%人群中，家庭成员的平均数目是4.4；而在收入最高的20%人群中，这一数字只有2.6 (CEPAL 2019. Annuario Estadistico de AmÈrica Latina y el Caribe)。在阿根廷的31个都市圈内，有20.4%的人，共计570万，家里每间房要住2到3人；其中的4.7%，共计130万人，家里每间房要住3人以上(INDEC Indicaciones de condiciones de vida de los hogares en 31 aglomerados urbanos. Primer semestre 2019 )。在整个拉美，10.5%的城市居民家中没有自来水，33.7%没有下水管道。在阿根廷的城市地区，320万居民家中没有自来水，940万人没有下水管道，1千万人家里没通天然气（只能买天然气罐）。更大的家庭规模提升了每个成员面临的风险，在多代人同住时，也对老人产生了更大影响。困在拥挤、没有自来水、通风不畅的家里（比如里约和圣保罗的贫民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给了人们有很强的动力去违反居家令。

与此同时，很多人如果不继续工作的话，就无法维持生活。以下是对阿根廷当前状况的匆匆一瞥。这个国家已经采取了各种预防性措施，并推出了一项保护居民收入的计划。“目前的冲击让很多人迅速向贫困沉沦。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不足以缓解穷人的处境。那些从事地下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人——无论他们有没有社保——每个月只能挣2万到5万比索(相当于300至700美元)。他们已经不能算穷，但仍然在破产的边缘。”(Agustin Salvia, intervied by Clarin, Buenos Aires, April 19)如果在美国，都有40%的家户无力应付400美元的额外支出(Federal Reserve. 2018. Survey of Household Economics and Decision Making)，那可以想象，在收入更低的国家中，有几百万人都毫无任何安全边际可言。墨西哥人将他们描述为“按天过的人（al dia）”，意思是他们每天的收入都要全部花光。我研究贫困的朋友们估计，有42%的人过着这种生活方式。在收入分布底端的60%家庭将一半收入用于住房和购买食物。在阿根廷，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家庭将预算的36.2%用于食物，14.1%用于住房和水电费，总比例也超过了一半。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一分钱不花，也难以承担收入减半带来的风险。非要在死于疾病和死于饥馑中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前者。

在安全和生计之间的取舍，对于身处穷国的穷人们来说尤为艰难，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面临着食物的短缺。由于普遍存在的健康不平等，倘若对经济活动的限制被解除得太早，更多穷人会死去；由于财富上的不平等，倘若限制被解除得太晚，还是会有更多穷人死去。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基本收入保障来缓和这种取舍；但在贫穷、债务高企、地下经济盛行的国家，他们能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

这场危机所蕴含的伦理问题并不简单。病毒带来的死亡是实打实的，每个死者都有一张面孔，一个名字。但那些死于饥馑的人，却仍然是抽象的，无名的。因此，不难理解我们为何会更重视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却忽视了其施加于穷人的长期影响。生命神圣的原则并不能为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提供指导。是去拯救现在的生命，还是未来的生命？是拯救富人的生命，还是穷人的生命？是拯救老人的生命，还是青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