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近三十年中,中国作为全球化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追赶增长和劳动力低廉成本的主要受益国,面对发达市场国家日益膨胀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缺乏进一步增长驱动,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消耗殆尽等宏观层面出现的问题,现在正处在重筑经济增长模型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将于2027年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1987年统计中的7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15年仅有19个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而在这些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当中,仅有韩国和波兰两国人口在两千万以上。一个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关键在于生产力增长的停步不前;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门槛过渡的过程中,不再享有低收入初期迎头赶上的高增长,收入增速放缓乃是必然趋势。
若要中国经济重获生机,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从货币政策层面来说,中国政府已经接受长期低增速的客观前提。过去无视经济潜能“拔苗助长”催生增速的尝试,最终导致经济发育的不平衡,譬如当前不断上涨的债务规模。
中国政府近期的政策举措,说明决策层的注意力正从不惜一切保增长,转向避免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去年年末至今,人民银行也不再通过简单粗暴的直接降息实现增长软着陆,而是多次通过特殊货币政策工具对市场流动性做出调节,以防止触发资本加速外流的风险。
实际借贷利率对PPI通胀率占比已低于工业领域实际GDP增速,大摩预计该形势在未来不会改变
而在债务调控方面,中国政府也已认识到工业领域过高杠杆和超量投资可能带来的通缩风险。2012年3月到2016年8月间存在的生产价格跌入通缩区间的现象,通过过去18个月中实施的政府结构转型已有所改善。过剩产能行业的投资下降,老旧产能的关停淘汰以及外部需求的复苏,都在加强贸易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并减轻通缩压力,放慢债务规模膨胀的步伐。
由高投资转向高消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也正一步步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以电信设备、能源设施(核反应堆)、铁路系统(高速铁路)、船舶制造为代表的重工业领域当中,中国企业已可媲美甚至反超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譬如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业已大量销往海外,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
阿里巴巴、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品牌过硬,研发设施领跑全球,并通过并购提升自身商业运作模式;而对国营企业的产能整合亦会提高传统领域的产出效率,提高总体经济的回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