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I·学子 | 上外中东研究所2017届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提要

题目：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研究

作者：王佳尼，2014级中东研究专业博士生

导师：汪波教授

内容提要：

进入20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共和国随即诞生，但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运动在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浴火重生，导致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博弈成为了土耳其政治和社会发展长期以来的主要内容。在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部分伊斯兰主义精英们将伊斯兰定义为个人精神层面的信仰，强调宗教不干预国家政治，致力于在市民社会领域为伊斯兰争取生存空间，从而发起了土耳其的社会伊斯兰运动；另一部分伊斯兰主义精英们，不仅加入其他政党，而且还成立了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发起了土耳其的政党伊斯兰运动。政党伊斯兰运动和社会伊斯兰运动，分别在土耳其的政党政治领域和市民社会领域中同步进行，但都属于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都在土耳其共和国强大的世俗主义压力下，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壮大。然而，从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到2016年发生“7·15未遂政变”，土耳其政治发展中世俗主义的势力逐渐式微，而伊斯兰主义精英之间的竞争逐渐占据了土耳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位置。

本文通过建立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土耳其建国以来伊斯兰运动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过程。但是，任何一种社会运动理论流派都难以对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做出全面客观的解释，而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中的核心要素，其通过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对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本文还进一步将宗教政治学的分析方法贯穿于社会运动理论的框架中，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如何在一个世俗主义国家中发起；伊斯兰政党如何逐步执掌了国家政权；以葛兰运动为代表的土耳其社会伊斯兰运动如何形成所谓的“平行国家”；同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政党伊斯兰运动和社会伊斯兰运动为何相互竞争，并把矛盾升级成军事政变形式的冲突；伊斯兰政党领导的土耳其政党伊斯兰运动为何会在这场冲突中取胜，并成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主导力量。

通过对社会运动理论各种流派的分析，本文认为社会运动理论中最重要的三大要素，就是政治机会结构、组织形态和策略制定。其中，政治机会结构主要由社会运动所处的政治背景决定，包含了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和社会运动领导者三个层面上的政治机会；组织形态主要由社会运动本身的性质，以及社会运动发展的方式和空间决定，由社会运动各个组织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所构成，决定着社会运动的效率；策略制定是对社会运动的统筹和规划，主要包含了观念建构、社会运动目标和社会运动方式三方面的内容，关乎社会运动进展的顺利和成败。同时，社会运动理论三大要素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可能给社会运动的发展带来质变，高效的组织形态推动着社会运动在量变上的积累，策略制定则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做出调整，完善而灵活的策略制定不仅有利于提高组织形态的运作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促进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或者扩大现有的政治机会结构，甚至为社会运动的发展创造新的且更为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

分析表明，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政治机会结构：第一次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推动了土耳其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的建立，并促使葛兰运动从土耳其社会伊斯兰运动中脱颖而出；第二次政治机会结构的形成和扩大，帮助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福利党成为群众型政党，并使葛兰运动的发展初具规模；第三次政治机会结构的发展，使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成为土耳其单独组阁的执政党，而葛兰运动的影响力也得到持续扩大。在此过程中，土耳其政党伊斯兰运动和社会伊斯兰运动搭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运动组织形态。其中，土耳其政党伊斯兰运动在福利党的带领下，搭建了纵向深入的等级制组织形态，土耳其社会伊斯兰运动在葛兰组织和葛兰运动得到带领下，搭建了横向延伸的平行组织形态。同时，土耳其政党伊斯兰运动和社会伊斯兰运动还有各自的策略制定，在策略制定上的分歧决定了它们之间相对独立又相互竞争的关系。最后，本文以“7·15未遂政变”为例，具体分析了土耳其政党伊斯兰运动和社会伊斯兰运动之间的联盟和竞争关系。土耳其政党伊斯兰运动由于在政治机会结构把握、组织形态运作效率以及策略制定灵活性等方面占有的优势，最终主导了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

总之，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在土耳其独特的政治发展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而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过程不仅影响着土耳其的政治发展，也影响着土耳其伊斯兰运动本身。“7·15未遂政变”的冲突既是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发展的一个结果。这一结果对土耳其内政外交产生的深远影响必将在土耳其未来的政治发展中逐渐反映出来。

关键词：土耳其伊斯兰运动；政党伊斯兰运动；社会伊斯兰运动；政治机会结构；组织形态；策略制定

题目：冷战后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研究

作者：蒋旭栋，2014级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导师：朱威烈教授

内容提要：

对外援助是实现日本政治大国化的重要工具，也是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中东国家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极具战略性，其原因有三。一、中东地区是日本最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二、中东地区独有的“两洋三洲五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扼守着日本与欧洲之间的商道，其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海外贸易极其重要。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对日本政治大国化起着间接地推动作用，屡次成为日本自卫队“走出去”的契机与借口。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决定了日本对中东援助的重视程度。同时，中东地区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日本援助手段的多样性。

对中国而言，日本开展中东援助较早，各种机制较为成熟，其优势值得借鉴，其走过的弯路亦是前车之鉴。同时，日本在援助中的许多创新点与“东方特色”可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援助规划上提供新的思路。其次，日本与中国在东亚的竞争性关系是否会延伸至中东地区亦是值得注意的重点。听其言，观其行。援助是日本外交的具体表现，可通过日本援助的具体实践来确认日本中东战略的真实意图，研判是否有利于我“一带一路”之建设。

本文旨在探讨冷战结束后，日本对中东国家的援助与日本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在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中东国家的援助演进始终遵循着明暗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明线，即日本对中东援助的转型，在援助手段上的军事化、援助理念上的意识形态化。把中东当作突破口，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化。第二条是暗线，即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通过重构国内的权力体系，来应对冷战后的国际剧变及新一轮全球化对日本的冲击。与此同时，对外援助的立案、立法与决策过程也发生了变化。

本文首先通过上述的明暗两条主线，梳理日本对中东援助的历史演进，从中找出日本在援助实践中的固定模式及其背后的成因。其次，本文着重阐释日本对中东援助所体现出的三个特点。一是硬实力的软运用，即在对外援助中使用日本自卫队；二是“看得见的援助”，即注重与当地的人文交流与技术合作；三是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主导地区国际机制与议题的设定。最后，通过案例研究，来辨析上述三种特点在具体实践中的得失。案例研究可分为三个不同的议题，即日本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如何参与反恐战争，如何参与国际海上合作，具体包括五个案例：（1）对巴勒斯坦的援助；（2）参与联合国在戈兰高地的维和行动；（3）介入对阿富汗的重建工作；（4）日本自卫队在伊拉克的重建中发挥的作用。（5）积极参与在亚丁湾海域的索马里反海盗行动。

关键词：日本；中东；援助；战略

题目：从意识形态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关系研究（1954年至今）

作者：何少雄，2014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孙德刚研究员

内容提要：

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历史上友谊深厚，始终相互支持、相互协作。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两国形成了一组“特殊伙伴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54-1978年，在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拥有相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阿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方面，两国形成了“意识形态共同体”，此为两国战略关系的第一阶段。1979-1999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阿尔及利亚经济改革政策相继推出，两国均把国内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两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此为两国战略关系的第二阶段。新世纪以来，中阿两国相继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阿尔及利亚积极奉行“向东看”政策，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加重视“向西看”，两国逐渐形成了 “命运共同体”，此为两国战略关系的第三阶段。

中阿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同志+兄弟”关系，两国在经贸和能源领域的互补性，以及中国和阿尔及利亚互视对方为北非和东亚的“支点”国家，构成了中阿战略关系的历史因素、经贸因素、能源因素和地缘因素。在双边合作与多边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中阿战略合作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人文交流领域前景广泛，但需警惕地区恐怖主义、西撒哈拉问题和阿国内经济环境不佳的负面影响。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的基础上，应把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一个新水平。

关键词：阿尔及利亚；中国中东外交；马格里布地区；中国与非洲

题目：中东剧变以来埃及青年运动的发展及其政治实践

作者：刘耀虹，2014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包澄章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青年运动是埃及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缩影。进入21世纪以来，埃及青年运动发展迅速，组织化程度、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参与度日益提升。在2011年“一·二五革命”前后，由青年群体主导的政治抗争运动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从组织形式、社会思潮、政治参与三个层面考察了中东剧变以来埃及青年运动和组织的发展及其与当代埃及政治、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

在组织形式方面，以“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分支为代表的宗教政治组织、以“四月六日青年运动”为代表的反政府组织、以光明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党、以“白色骑士”和“阿赫利”球迷会为代表的极端球迷组织，构成了当代埃及青年运动的主要类型。在埃及青年运动组织化的过程中，成员准入、组织结构、动员模式、斗争方式、组织理念、资金来源等决定着青年组织进行政治抗争的实际效果。

在社会思潮方面，激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民粹主义各自代表的宗教政治力量，其动员能力在“一·二五革命”期间得到了显著提升。其中，以“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极端球迷组织为代表伊斯兰民粹主义力量，在政治抗争过程中通过社会动员增强了青年群体基于共同伊斯兰价值观的集体认同，同世俗威权主义力量展开了激烈博弈，并成为埃及政治重建和社会变迁重要的参与和推动力量。

在政治实践方面，“一·二五革命”提升了埃及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推动了伊斯兰政党青年分支的建立。埃及青年运动通过深化政治参与、发展政治文化、推动政府决策等，对当代埃及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青年群体与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埃及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进程。

关键词：青年运动；埃及；“一·二五革命”；中东剧变；政治转型

题目：两次“因提法达”对以色列联合政府决策影响研究

作者：尹婉娜，2014级届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钮松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1987年和2000年两次“因提法达”造成了巴以双方重大的人员伤亡，不仅如此，两次“因提法达”的爆发还对以色列联合政府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比较阐述了两次“因提法达”对不同时期以色列联合政府的选举和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提法达”是具有双重性的社会运动，既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为了影响政府决策而发动的社会运动，又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民众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政治运动。作为“巴勒斯坦大起义”的一部分，两次“因提法达”在爆发时间和过程、爆发原因、目的和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威机构以及伤亡程度和结束时间各有不同。这也是导致其对不同时期以色列联合政府影响不同的基础和条件。受两次“因提法达”的影响，以色列联合政府在选举和政策方面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本文的亮点和创新之处在于，根据第一次“因提法达”和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的时间与发展过程，通过1988年、1992年、2001年和2003年的政府选举数据分析，比较得出两次“因提法达”对以色列联合政府的不同影响及原因。结果，从长远看，第一次“因提法达”促使以色列联合政府的政治立场趋于“鸽派”，而第二次“因提法达”则导致以色列联合政府的政治立场趋于“鹰派”。

第一次“因提法达”导致沙米尔政府决策困难，主要表现在意见分歧、个性冲突和权力竞争等三个方面。“巴以冲突”问题是拉宾思想及其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宾政府的基本决策是坚持推进和平进程，同巴解签署了巴勒斯坦实现初步自治的《奥斯陆协议》。“因提法达”的爆发促使对巴勒斯坦不满的以色列民众将沙龙推上了总理的职位。组阁后的沙龙政府植根于右翼势力的意识形态中，也没有推进和平的意愿与能力。近年来以色列以内塔尼亚胡为领袖的利库德集团作为主要右翼政党领导政府。以色列目前面临的处境和挑战使以色列政治继续“向右转”，最终导致以色列政府的政治趋向呈右翼化。巴以冲突纷繁复杂，如何“对症下药”和平解决巴以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巴以关系；“因提法达”；以色列联合政府；以色列选举制度

题目：中东变局以来的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研究

作者：张芳圆，2014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余泳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在中东地区，伊朗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十分明显的对抗关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和以色列在承认彼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建立了非正式的合作，形成了安全联盟。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此后所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一个受新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伊朗。伊以双方均重新评估各自的国家利益，两国逐渐走向公开的恶化。中东剧变以来，随着“阿拉伯之春”的火烧燎原之势在中东迅速蔓延，以及伊朗核问题的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对立的新高度。因此，本文在全面地梳理两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中东剧变以来伊朗和以色列关系的现状，探讨在伊朗核问题及后伊核协议时代伊以双方矛盾对立的内在根源，分析影响两国关系的诸多外在因素。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伊朗和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变。着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变脉络。伊朗伊斯兰革命前，伊以两国基于各自的利益，建立了以事实上的合作为主的短暂联盟，双方之间主要以石油和武器交易为主。

第二部分，中东剧变以来的伊以关系。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地区局势的新一轮变化，原本局部冲突动乱、整体相对平衡的发展格局被打破，中东陷入新的乱局。中东变局对伊朗和以色列双方产生影响。伊朗在剧变后谋求大国地位的野心进一步增强，而以色列担心阿拉伯民主革命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伊朗趁机崛起的警惕。

第三部分，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签订以及后伊核协议时代的伊以关系。随着2015年7月14日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伊朗用暂时的妥协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为自身的发展迎来全新的机遇期。而以色列对此强烈反对，认为这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生存带来了严重挑战，通过不断向美国及国际社会施压等方式，表明自身的反对立场。第四部分，伊以关系演变的影响因素。包括域外大国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争夺，中东地区自身的和平进程，以及伊以双方基于各自国家利益所选择的外交政策。

最后，对伊以关系在未来得以改善的可行性进行了浅显的分析。虽然在今天，以色列认为伊朗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和潜在的威胁，但是不排除未来伊以将有可能在环境和政策选择的转变下，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

关键词：伊朗；以色列；中东变局；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后伊核协议时代

题目：社会支持视野下的叙利亚难民援助研究

作者：朱倩，2014级外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李意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中东地区历来领土、宗教、石油、民族纷争问题互相交织、此起彼伏，并成为世界矛盾和冲突的大熔炉。国家间的或国家内的矛盾冲突与纷争成为难民问题不断涌现、难以解决的重要诱因。自2011年3月15日以来，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引发不断的暴力冲突事件，导致了高达约五百万的叙利亚难民，震惊了国际社会。

首先，本文引入社会支持理论，力图通过社会支持概念阐述不同的社会支持主体对叙利亚难民提供的经济、政治、社会援助，来探讨其对援助叙利亚难民问题的现状。其次，关于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根源，最直接的就是该国国内战争以及由战争导致的基础设施破坏、经济状况恶化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溢出，给收容叙利亚难民的国家造成了经济重压和安全问题，也给国际社会的援助带来困难，由此，构建叙利亚难民社会支持过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凸显出来了。

再次，国际社会作为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社会，其社会成员可作为援助叙利亚难民的社会支持主体的研究对象。关于叙利亚难民社会支持的现状，本文划分了不同的社会支持主体，包括大国、中东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组织，试图阐述三个不同主体对叙利亚难民的援助现状。在大国主体方面，以对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开放性难民政策的德国，以及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中国为主。在中东地区国家方面，难民安置和保护上采用相对宽松政策的约旦，收容了接近国家总人口四分之一的黎巴嫩，以及全球范围内收容叙利亚难民最多的土耳其成为首选国家。在国际组织方面，以对叙利亚难民问题解决发挥重要人道主义作用的联合国相关机构为参考主体。

最后，对于援助叙利亚难民遭遇的重重挑战，从大国、中东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出发，其遭遇了大国因为各自国家利益不同而发生的博弈，中东地区国家囿于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国际组织在援助过程中遇到的保障人权的困境和具体执行中的困境等不同挑战。叙利亚难民问题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难民问题牵涉复杂，难民重新安置和融入困难等都是现存的问题，在分析上述问题后浅析援助叙利亚难民的前景。

关键词：叙利亚难民；社会支持理论；难民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