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不足北京一半的以色列，何以成了第一创新大国

中国政府在3月18日送走到访的沙特国王萨勒曼，3月19日迎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问。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安排，因为前者的国家，是中国最重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后者则是中国最值得学习的创新型国家之一。本文作者亲赴以色列，与前总统佩雷斯等各界以色列人士有过广泛接触，对这个国家创新机制的细致观察，值得耐心琢磨。

来源：冰川思想库（ID：bingchuansxk）张乐

以色列是众多中国企业家最近关注的国家。

这个只有810万人口的小国，用了6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度，发展成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的发达国家；出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人均风险投资在世界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第二的非美国家。

是什么成就了以色列的发展奇迹？

我曾在属于犹太人的机构工作过，在本文中，我将用亲身经历和管理知识解析“三大硬件”条件和“四大软件”环境是如何使以色列成为创新之国的。

总统与创新

8年多以前，时任以色列总统的西蒙·佩雷斯来华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政府特别为其安排在距离奥运主会场“鸟巢”最近的酒店，走路10分钟就能到达；而其他外国领导人住得远，必须驱车前往会场。这种“殊荣”其实并非考虑到佩雷斯已到耄耋之年，而是出于对犹太人传统习俗的尊重。

周五日落之后，标志着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的到来。根据流传3000多年的犹太教义，这天犹太人不能劳作，甚至包括做饭、开车、打手机等都在禁止之列。通常犹太人过安息日的方式是全家团聚、诵经、读书、散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或许是破天荒的一次。佩雷斯团队和中方沟通，找出了这么个创新手段，终于成就了双赢局面。

▲ 西蒙·佩雷斯

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有关犹太人创新意识的例子中印象最深的一个。

犹太人对传统文化非常执着，几乎衣食住行的每个细节都能追述到3000多年前。但谁又能想到，这种“守成的文化”却能孕育出创新的基因？这种看似悖论的碎片化场景，如何能在新生的以色列身上实现统一？

谈创新，还是要从佩雷斯身上说起。

1984年，当时的佩雷斯还是总理，在他的推动下，以色列制定了《鼓励产业研究与研发法》，将政府与企业“绑定”，用多种如今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手段来推动创新发展。由此，政府成了以色列“创新密码”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去世前几个月，佩雷斯以93岁高龄，作为世界在职元首中年纪最大的一位，还积极为以色列的创新“出镜”——如此拼命地向全世界推广以色列的创新精神，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熟悉以色列人的人都知道一本书叫《创业的国度》，这是两名犹太人对以色列数十年创新经验的梳理。佩雷斯不仅接见了作者，还为这本书作序。2010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企业家圈子里大热。 不得不说，其中有佩雷斯的功劳——一国元首能主动“推销”一本书，在全世界也并不多见。

▲ 《创业的国度》，以色列总统作序

最近中国企业家又掀起了向以色列学习的热潮，一波接一波地到以色列寻求创新精神。佩雷斯其实也在其中起到了潜移默化、推波助澜的作用。迄今为止，包括李嘉诚、王石、宁高宁、马蔚华、杨元庆、汪潮涌、阎焱、陈宏等众多中国企业家到以色列取经，佩雷斯几乎都会与他们交流，中心话题就是创新。

用佩雷斯的话说，创新是以色列的生命和灵魂。

从佩雷斯时代到如今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以色列的创新意识不断发展进步，全社会创新的风气已然形成。

若要用简单的话来解释以色列的创新秘密，那就是：政府搭台唱戏、社会资本加盟、大学孵化产业，这三个硬件条件对以色列的创新体系来说缺一不可，当这三点连成一线，再加上文化上的软件力量，就正好能归纳出一条符合以色列发展规制的特色创新之路。

制度化政府的企业化运作

说到以色列的创新，首先要介绍政府为创新的投入。 这种投入除了经济上的实实在在之外，在意识形态上也显得很有特色。换句话说，创新首先是意识的创新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然后才能有管理的创新和创新管理，最终推动全社会的创新，由此成为创新大国。

在以色列的政府大楼里，我看不到口号式的标语，没有“标题党”的节奏，一切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几乎都无暇他顾。与其说以色列政府是个官僚机构，不如说它们更像一个企业。

总统、总理等内阁高层相当于“董事会”，它决定了国家的方向和政府的方针；各部部长、副部长成了执行任务的“职业经理人”，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各级官员是经理人下面的一些“层级主管”，处理、协调各类事务。

其中还会有大量的实习生或者刚入职的见习者，来“帮衬”政府的管理和运作。这种“垂直管理+人员储备”的行政模式，让以色列政府高效而节约，从而为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创新领域提供了必要的物力支持。

记得2011年在耶路撒冷工作时，我曾接待一位在以色列财政部见习的28岁雇员，看到了他是如何主动“拉业务”的。他希望与我所在的组织建立联系，向全球推广财政部的扶植项目。

时间提前半天敲定，交流时间只约半小时，按时到达，期间没有半句废话，开门见山，时间一到，对方即告退，没有请客吃喝送礼等繁文缛节，结束后立刻赶往下一处谈业务。直到送他出门时，这位小伙子才放下公事，与我简单地谈了两句：你是中国人吗？我爷爷在二战期间曾在上海避难，很感谢中国。

他这种公私分明的行事风格完全是经以色列文化长期熏陶出来的结果。

犹太人的工作态度看似有点不近人情，特别是为政府做事更是一件苦差事。 法律规定的公务员薪水并不高，但以色列政府各个部门的事务都相对繁多，不加班难以完成任务。

我的一位朋友如今做到了相当于中国科长级别的位置上，但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合2万人民币。对于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的以色列来说，这真的一点都不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月薪约8万人民币，但他还要自己缴税，并自己支付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甚至安保车辆的花销也要从他工资里扣除，一个月下来，最终实际到手的只有4万多人民币。

这种对公务员的严格约束以及待遇上的“吝啬”，或许也是以色列创新意识培养的一方面。试想，如果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觉得公务员应该拿高薪、生活应该养尊处优，谁还会去为创新型企业吃苦打拼呢？

虽然犹太人对公务员“吝啬”，但在有关创新的制度设计上，却很愿下血本，而且颇有自己的创新特色。

首先，首席科学家制度鼓励科技创新。以色列政府在22个部门安排了13个首席科学家，并配以“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由其负责政策制定、经费分拨、日常项目管理。

除了需要创新科技发展的科技部、农业部之外，在国防部、公安部等看似与创新无关的部门也都任命了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们有例行的会议，讨论并安排政府最急需的创新任务。

首席科学家其实并不是公务员，采用的是聘任制，属于以色列政府外挂的人才储备制度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各部门还安排了几名副手，并同时组建起数十人的咨询评估团队对提出的科研项目进行指导和规划。比如，在经济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下设立了5个小组，分别对信息化、生命科学、环保、传统技术和电子通讯等项目进行评估。2012年其经费高达4亿美元。

其次，政府“资助”给企业“创新压力”。以色列的各个企业之所以都在创新上下功夫，除了自身需求之外，也有被政府逼出来的原因。

以色列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政府管理的事务有限，但政府却用“资助”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宏观指导，以此来推动自由经济和商业竞争。比如，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每年都会主动向全社会公开资金援助的项目。

▲ 以色列一创业团队

以经济部为例，每年4亿多美元的经费中，有权给1000个项目直接拨发经费。基于难易程度和地区平衡的考虑，援助资金从30%至70%不等，平均每个项目的援助金可达40万美元左右。在同质化竞争中，若一家企业获得了政府资金支持，那另一家企业就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否则就会被自然淘汰。

要知道，这种支持并不是无偿的，而是一种借款性质，以色列政府用这种方式，刺激了企业的创新精神。

第三，政府和企业共担风险，创新没有后顾之忧。

之所以不用完全资助的方式，而采用借款的方式来促使企业更新换代的考虑很简单。借款可以循环使用，一家企业创新成功后的还款可以帮助其他企业进行类似的研发和投入，如果创新成功，企业还要在前2年的销售收入中提出3%交给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滚入资助资金池，进而积累更多的创新项目。这样的做法让纳税人的钱有了合理的流向，带动了全社会的创新热情。

如果研发项目失败，企业无需返还科研“借款”，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和科研经费损失。事实上，这并不是以色列某个政府部门的政策，而是在国家层面经法律认可的制度。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制定了《产业研究鼓励与研发法》以推动创新的发展，而推动立法的正是当时的总理、如今的总统佩雷斯。

风险投资刺激创新发展

熟悉管理的人大概会知道一家名叫“英飞尼迪”的以色列风投公司，他们经常被误认为是那家全球知名的豪车企业，因为品牌名一模一样。但有所不同的是，这家风投公司的效用更大，成绩也更显著。他们在中国江苏、天津和广东等地的合作创造了很多商业运作的范本。

实际上“英飞尼迪”只是以色列风投公司的一个缩影，是在以色列政府鼓励全民创业政策的指引下，发展出来的一家知名企业。 以色列有像“英飞尼迪”规模的风投公司超过200家，盘活资金超过200亿美元，对于一个只有81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英飞尼迪的创始人高哲铭

在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大背景下，遍地开花的风险投资给以色列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它们的存在其实是在为创新“输血”。 而风投发展的肇始，其实还是来源于以色列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敏感把握。

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YOZMA计划”，这个单词就是希伯来语“创新”的意思。该计划旨在于通过引导民间资金设立更多的商业性投资基金，以杠杆效应放大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

这个计划的好处在于，一家创新型公司如果获得风投注资，以色列政府将提供1:1的配对资金支持其发展。这个利好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风投，都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媒体公开的资料，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短短6、7年之间，以色列的创业公司从100家猛增到800家，风险投资从5800万美元迅速增长到33亿美元。

对经济评论有精当见解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以色列吸引的风险投资额是整个欧洲的两倍。 以色列也因此成了全球人均风险投资最高的国家，而在这之中，以色列政府的远见功不可没。

此外，以色列的风投规则也相对简单和宽容。 在全社会创业、制度规约相对完善的背景下，风投对企业的了解更加直观，而企业对风投的选择余地也更大。风投多了，让企业不再受制于资金的短缺，因而企业的发展瓶颈能被打破，创新环境也能更加完善。 这种投资目前有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创新型企业还是农业科技产业，都能看到风投的身影。

2012年我曾带着中国记者参观过一处“基布兹”——类似中国60年代的人民公社，以色列特有的农业生产单位。所访的“基布兹”如今已成为一家跨国公司的实验基地和产业园。当地村民如今大部分都在为这家公司生产灌溉设备。

▲ 一处发展起来的“基布兹”

经“基布兹”的负责人介绍，当初在和公司开展合作时很谨慎，担心没有后续资金的支持，直到被几家风投看好，并经接洽和介入后，他们才下定决心。如今这里的很多厂房和农田设备都由投资人提供，还申请了3项国际发明专利，最终获得了国际大企业的垂青，成为了以色列的生产中心之一。

此外，他们在印度还有运营中心，在阿拉伯国家还有其他的生产企业，俨然就是一家对外宣传的窗口。除了灌溉项目之外，当地还发展出了养牛业和种植业，并在此基础上将滴灌的产品精细化、品牌化。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山村在风投介入下，搞起了创新型农业，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里并不对参观者提供免费午餐。如果想体验，可以自掏腰包到以大锅饭著称的“集体食堂”体验一把。而这块又成了精明的“基布兹”人的又一利润来源。这种接待方式也深深地印有以色列人的创新基因。

大学就是创新孵化器

提到午餐，想到了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吃到的一顿饭。花了大概40个谢克尔，相当于72元人民币，吃到1荤1素1主食1饮料。同行的中国朋友说，看来以色列学生们也不容易，吃喝都不便宜。在这里留学的哈工大博士生接话说，贵是贵，但是真能学到东西。

以色列理工学院被称为以色列的“麻省理工”，走出过3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以色列创新精神的典范。前几年香港富商李嘉诚注资，将汕头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联姻，成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并搭建创新平台和中小企业创新园区，推动以色列科技人才、创新经验和先进技术落户广东。

▲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