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胤专栏 | “兰芳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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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们讲了广东汕头澄海区的樟林港和红头船。这期专栏发出之后，我自己又陆续读了一些关于潮汕地区和东南亚华侨的文章，有了不少新的知识发现。在这里，我想跟您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首先要纠正上一期文章里，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客家人从汕头出海下南洋，并不是在1860年之后才开始的，而是早得多。在明代之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就已经在进行了，而每逢朝代更替，也总会有人避难到海外——所谓海外，在当时主要就是指东南亚的各个岛国和群岛了。到明代晚期，由于中国人口增长到已经超出土地承载的极限，前往东南亚谋生的华人也就越来越多，并且开始对当地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在这些人之中，以海边的潮汕人、广府人和闽南人居多，同时也有跟随他们脚步而晚一步到来的客家人。

清朝乾隆年间，一个名为吴元盛的广东嘉应州人，因为谋划起义的事情泄漏，而不得不逃亡到了南洋的婆罗洲。嘉应州，就是现在的广东梅州市。而婆罗洲，即现在的加里曼丹岛，分属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吴元盛之所以逃到婆罗洲，是因为早前这里发现了金矿，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挖矿采金。当时的婆罗洲，分属于二十多个马来的移民王国。这些马来人发现，他们其实并不用自己千辛万苦地去挖矿，而只要把挖矿权卖给别人，就能坐收渔利。

这些别人是谁呢？主要就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穷人，包括离海岸线不太远的客家人。挖矿采金这份工作，不但又苦又累，还要冒相当高的风险，有钱人是不会去干的。我们这里说的风险，包括了三层。第一层风险是出洋，可能遭遇台风，导致海上事故。第二层风险是挖矿，可能遭遇塌方或山体滑坡，导致非死即残——如果是伤残，在环境恶劣的地方还缺医少药，结果也一定好不了。第三层风险是竞争，采金是要碰运气的，有人采得到有人采不到，采不到的一定会眼红采得到的，这地方又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武力是经常要用到的手段。

穷人这个词，我用得也不太准确，因为他们从老家出发的时候可能还是穷人，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发了财。发了财的人回到老家，现身说法，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采金挖矿的队伍。 这些特别能吃苦的华工，渐渐地垄断了婆罗洲的采金业，成为唯一的矿工来源。 吴元盛和他的团队，也加入了采矿者的行列，他们还成立了一家名叫“聚胜”的公司，以便和其他人竞争。叫“公司”，显然是受了欧洲人的影响。中国本土的商业机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公司的，经常是“某某行”，比如著名的广州十三行。 这个时候，华人在婆罗洲成立的采金公司，大大小小已经有几十家。这些公司都是由某一批同乡者联合成立的，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公司很不一样，它们都在内部形成了非常独立的自治体，既孤悬海外，又相互竞争。

吴元盛有一个同乡下属，是我们罗家人，名叫罗芳伯。我的这位同宗老前辈，下南洋的时候已经虚岁35了，科举无成，心灰意冷，于是就跟着同乡漂洋过海，到婆罗洲来碰碰运气。他是个读过书、有文化的人，这一点很重要。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东南亚，土著的文明水平和生产能力还是比较低的，欧洲人和中国人来到这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降维打击”，土著人对他们是没招架能力的。而在欧洲人和中国人之中，虽然欧洲人的武器要更先进，但是毕竟欧洲距离太远，来一趟很不容易，所以在人数上比中国人就差太远了。

罗芳伯画像

另外，相比于中国人，东南亚的土著也更不喜欢欧洲人。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从人种上说，东南亚和中国沿海更接近，欧洲人更远；二是中国沿海和东南亚之间的来往，很早就开始了，欧洲人则要晚得多；三是欧洲人来东南亚的目的，就是为了殖民，而中国人没有殖民的想法，他们是为了谋生或者交易。由于这几个原因，东南亚的土著经常会联合起中国人，来一起抵抗欧洲人的入侵。而组织民间武装这事，潮汕人和客家人都是擅长的——关于这一点，别的就不必说了，只要看看他们建造的那种固若金汤的寨堡式大型民居，你就能想像得到。

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之中，一般是那些在家乡呆不下去的，才会甘于冒险，来到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谋生，所以他们大多属于没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像罗芳伯这样的文化人，在这些中国人之中就多少显得鹤立鸡群。

果然，没多久罗芳伯的声望就超过了吴元盛，他反而成为了吴元盛的上司。罗芳伯凭借他出色的领导能力，使得他的采金团队在众多采金队伍中脱颖而出，通过兼并掉其他多个华人的采金公司，而成为实力最强大的一家采金公司。可以想见，这一过程不会是和和气气，一帆风顺的，少不了使用丛林法则。拥有武力的罗芳伯，又通过帮助当地苏丹平定内乱，而获得苏丹赠与的大片土地。

1776 年（也可能是 1777 年），已经俨然成为一方霸主的罗芳伯，成立了 “ 兰芳公司 ” 。这个时候的 兰芳公司，管辖范围据说已经达到十几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加上前面讲到的独立自治体的公司体制，而且罗芳伯 又对外宣称实行 “ 兰芳大统制 ” 或者 “ 兰芳大总制 ” ，这就 容易让人联想到：这好像是一个国家嘛。

实际上，现在的网上有很多资料，就是将兰芳公司直接称为了 “ 兰芳大统制共和国 ” 。还说他在立国之初，就派人回清朝觐见乾隆皇帝，请求清廷承认其为藩国，只不过被乾隆皇帝当作来历不明的 “ 天朝弃民 ” ，予以断然拒绝。

兰芳公司印鉴

罗芳伯纪念馆

共和国这顶帽子，戴得实在太高了，难免不让人起疑。于是我又继续顺藤摸瓜地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给兰芳公司戴上这顶高帽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另一位本家老前辈 —— 罗香林先生。

罗香林，出生于 1908 年，广东梅州兴宁人，是我的正宗老乡。他于 1926 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 1930 年毕业，其后在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于 1949 年全家移居香港。罗香林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不过他最广为人知的头衔还是 “ 客家学的奠基人 ” 。他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是影响非常深远的著作。流传至今的 “ 客家五次迁徙说 ” ，就是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

罗香林先生还认真考证过罗芳伯的事迹。早在 1937 年，他就发表了论文《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兰芳大总制考》。 1941 年，他又在长沙出版了著作《 罗芳伯所建坤甸兰芳大总制考》。在这篇论文和这本书里，罗香林热烈称赞了罗芳伯，还将兰芳公司和美国进行了对比：

他说： “ 兰芳大总制与美洲合众国，虽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异，然其为民主国体，则无二也。 ”

他还说： “ 晚近国人之言民主共和者，皆言此制远肇于美，近行于法，而不知先民亦有是举。 ”

有罗香林这位史学大家做背书， “ 兰芳共和国 ” 的名称和事迹就此传开了。这个说法之所以流传得如此之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人特别需要民族主义这一剂药了。 1937 年，正值卢沟桥事迹，日寇正式入侵华北。 1941 年，罗香林在长沙出版了《兰芳大总制考》一书。这个时候的长沙，正在遭受日军的炮火。还有，别忘了在抗日的广阔阵营中，除了正面抵抗的国军和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八路军，还有很多踊跃捐款捐物，甚至弃学弃职回国参军的华侨子弟。罗芳伯这个从华侨历史中挖掘出来的人物，对于华侨们来说，更是一个可以极大地提高他们地位和声誉的大英雄。

事实上，兰芳公司的体制，更像是从天地会演变而来的。罗芳伯担任总厅大哥，有一位总厅副头人协助管理公务；下属各地，有一位副头人及尾哥、老大共同管理。罗芳伯临终前还立下遗嘱，兰芳公司的总厅大哥只能由嘉应州本州人氏担任，总厅副头人由大埔县人担任，公司管属各地头人可从嘉应州各县人氏中择贤而任；这些人还必须是从中国直接来的人，而不能是海外出生的 “ 侨二代 ” 。

罗芳伯之墓

罗芳伯定下的规矩，在他去世之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比较忠实的执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几个继任者都是罗芳伯的拜把子兄弟。这样一种机制是很难长久的，等拜把子兄弟这一代人过去，下一代人必然无法接续。实际上都不用等到下一代。在 1822 年，也就是罗芳伯去世之后的第 27 年，就任第六任大总制的刘台二，这已经是罗芳伯结拜兄弟中最年幼的了。他就是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才得以上任的。也正是从他开始，兰芳公司的首领都要接受 “ 甲大 ” 的荷兰封号。这标志着，兰芳公司已经丧失了独立地位，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成为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管理的机构。其后的兰芳公司，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步步进逼下，一点一点地让出更多的自主权，直到1886年彻底消亡。

我们今天回看兰芳公司这段一两百年之前的历史，难免会有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平心而论，作为海外谋生的华人，能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掌控住一块面积不算小的地域，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甚至值得骄傲的事。正如高伟浓教授在《婆罗洲淘金记》中所说：“近代的婆罗洲不复是古代的婆罗洲，这道分水岭是用华人矿工的血与汗划就的。他们的努力带动了当地其他华人行业的发展，从而连锁性地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华人公司要开金矿，就要进行基础建设，辟丛林、修道路、建港湾。为了保障生存需要，解决填肚子的问题，就要兴农业，种植各种农作物以保障自给，还要饲养牲畜家禽， 以保障饮食结构平衡。华人矿业也促进了近海渔业的发展。今日西婆罗洲道路四通八达，良田万顷，都是那个时候开辟的，这是华人矿业的副产品和历史贡献。”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

在看到 “ 兰芳共和国 ” 的故事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映是想到了金庸先生的《碧血剑》。《碧血剑》的结尾是这样的：

袁承志心想寄人篱下，也无意趣，忽然想起那西洋军官所赠的一张海岛图，于是取了出来，询问此是何地。张朝唐道： “ 那是在渤泥国左近的一座大岛屿，眼下为红毛国海盗盘踞，骚扰海客。 ”

袁承志一听之下，神游海外，壮志顿兴，不禁拍案长啸，说道： “ 咱们就去将红毛海盗驱走，到这海岛上去做化外之民罢。 ”

随后，袁承志率领他的一帮粉丝 ， “ 远征异域，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

当年读《碧血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对金庸先生给袁大侠安排的这个结局，是既感浪漫，又觉惆怅。 现在看到了 “ 兰芳共和国 ” 的事迹，我不由得把罗芳伯和袁承志这两个人物给联系了起来。原来，金庸先生的小说并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海外移民的生活，也远比我能想像的更为多姿多彩。

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参考文献：

1、罗香林，《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兰芳大总制考》；

2、罗香林，《 罗芳伯所建坤甸兰芳大总制考》；

3、高伟浓，《罗香林对中外关系史的华侨史的研究》；

4、高伟浓，《婆罗洲淘金记》；

5、袁冰凌，《罗芳伯与西婆罗洲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