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对美国的汇率招数中国办法不多，但也绝不是束手待毙；
美国可以赢下汇率战，但另一个影响出口的关键：
质量战的成败可以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也是针对美国发动的进攻最好的应对办法。
中国制造业一贯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取胜一一在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优势的基础上，降低商品成本，从而达到增加出口竞争力的目的。
但随着社会文化和意识的进步，低廉的劳动力越来越难以取得，新一代年轻劳动者越来越懂得主张自己的权利，甚至不惜与雇佣者发生矛盾和冲突。
此路渐难，彼路尚在。
在现有貌似已经固定的经济模式中再挖掘新的质量经济增长亮点，是一条可行也是唯一的道路。
中国的质量兴国意识早已有之，1995年提出的《质量振兴纲要》一度让具有质量意识的人们激动不已，到如今，19大提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比中国，世界经济诸强一直将质量问题视作生死大事，以举国之力规划质量战略和策略，不管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极其重视。
杨钢博士在此举了两个小例子加以说明：
日本质量专家曾经获得天皇的接见和颁奖，在日本，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杨钢先生认为，虽然这是一个方面的例子，但反映出的是以日美为代表的经济诸强对质量的高度重视。
对手已然备战多年，中国的质量经济已经起步。
数据统计，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平均为3%～5%，最低仅为1%，纯粹是以数量取胜。
如果美国成功遏制中国的出口，数量优势也就不复存在，那么中国现有制造业将面临一个极大的困境。
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不必为制造业的前途过于担心，多年来积淀的市场和印象，使得中国的低端制造地位暂时无人能够撼动。
美国的国家战略实施起来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何况中国—旦退出低端制造业领域，由谁来接班也是一个问题，世界需要“世界工厂”，现阶段的中国，仍然是这一角色的最合适承担者。
但世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我们不仅要看到眼前，更要看到未来的长远发展之路。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未来的质量。将不止是‘最好能有’而已。质量将是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
管理层将必须促使质量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其成为日常的工作。”克劳士比先生的这一段话恰恰是中国未来的质量解决之道。
而杨钢博士也认为：与欧美日相比，我们的企业缺乏全球化战略格局思维，缺乏技术和专利，资金、人才和能源资源严重不足，加之西方列强仍未摆脱“冷战思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曲解和指责者多，极大限制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生存空间，与国家的形象严重失衡。
但有一个捷径，既可以得到认同和帮助，又可以为消费者、股东和员工带来价值，那就是一一质量突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崛起之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质”，从“质量管理”到“管理质量”。
质量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不仅是技术问题，质量是理性的，不多也不少。
质量应该是预防，而不是事后检验。
质量就该零缺陷，每个环节都不应接受上一环节的缺陷，既不制造缺陷，也不传递缺陷。
质量要从政策、系统、能力、文化全方位提升，深层次接受。
质量决定的“中国品质”正是“中国创造”的核心，也是对中国创造的要求。
质量概念的运用之所以被独立成为“质量经济”，就在于良好地“管理质量”，能够从现有的利润空间中再辟蹊径，将之前隐藏在身边，没有被重视和发掘的“看不见的”利润找出来，减少因质量不过关而浪费的成本，提高产品美誉度，乃至重塑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形象。
杨钢博士认为，这是质量经济一旦落到实处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创造”也就是广义的“中国制造”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优良的那一部分，所以，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其实并不重要，“中国制造”同样可以再塑金身，改头换面，需要创造的是制造品中蕴含的品质，很遗憾，现阶段的中国制造产品，大多数并不具备这一点。
3. “以人为本”是保持“质量经济”健康发展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