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最近热映的《军师联盟》是司马宣王（空一格）懿的“洗白”剧。理由见下图：
分明感动中国好宣王。但是笔者必须指出的是，这样讲故事不是“洗白”，而恰恰是对宣王的侮辱。所谓“洗白”，应该是先承认历史人物曾经做过的事情，然后对此做出以我为主、符合时代精神的阐释。比如虽然魏武帝曹操屠城挖坟，但是都是时势和奸人所迫，且符合历史进步的大趋势，某些没有屠城挖坟的人，不过是缺乏格局或伪君子罢了；又比如秦公桧能及时阻止岳飞穷兵黩武的行为，挽大宋于既亡，谥号忠献可谓恰当。这样“洗白”才算得上真爱真知音。以此论之，如果真的尊敬、热爱宣王，就应该坦然地向乌合之众大声讲出宣王之所以大名垂于宇宙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用一种我们想当然的“正能量”虚假事迹将他包裹起来，把他庸俗化为诸葛亮、荀彧一类食古不化的二流人物。想这所谓汉末三国，不过一割据纷争时代尔，何以历两千年仍能如幽灵般始终徘徊在公共议题中？某位前人曾说过，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那么一部三国志/演义，好就好在三分归晋。因为三分归晋，一台热热闹闹的全武行骤变为令人掩卷长太息的政治悲剧，后人由此知道了历史并非全由胜利者书写，也知道了有些“胜利”并不能长久。换言之，没有宣王开创的晋朝基业，三国的历史价值就荡然无存。李宗吾先生在《厚黑学》中赞曰：“司马懿集厚黑学之大成，……。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到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这样的评价不能不说是特别高了。
而宣王之所以成为三国风云中最关键、最卓尔不群的那个，在于当时的人，大多数内心和行动都充满矛盾，在顺应变动社会的形势的同时却又放不下旧时代的“正义”，只有宣王能做到表里如一，做成了一位完全忠于自己欲望的、纯粹的坏人。
要知道，和汉朝一样延续了四百年的，除了“刘”这个姓氏，还有一套成形的制度。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大一统”；而在汉学家的外部视角，谷川道雄说这制度以道德述说政治，“合理而美好地高高耸立着”，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说它是“去军事化”的政治，开了一个“内部同质化”的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先声。叙述这套政治的是儒家经学思想，促使春秋公羊学成为西汉第一个官学的董仲舒有个思想叫“权变”。如果要做个简单粗暴的解释，就是说政治行为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权宜变动，但是（！）这个“权变”必须得有个“善”的前提，即符合根本性的政治宗旨和道德原则。结合“权变”与“善”的政治思想一方面使得中国政治追求的上限非常的高，要让效率和德性在变动中实现辩证统一；但另一方面，“从权”本身的实践标准却并不算具体。如此一来，对“善”的具体理解和解释者的身份也可以变动。到了东汉时代，随着地方势族、知识精英和庙堂官僚这三个身份趋于合流，政治的物质力量和文化资源就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分裂。到了东汉末年，以出身地方势族、饱读经书、富有德行、身居高位的官员为核心构成“不富而甚有知”的“清流”与由宦官和外戚组成、被称为“富而无知”的“浊流”对立，斗争结果惨烈残酷。而在斗争之中，尤其是“清流”群体的道德、目的、行动标准都变得模糊起来。是忠君吗？是爱国吗？是为民吗？是为了自己家族吗？是为了千秋理想吗？是为保一身吗？是为了报答老师或者提拔者的知遇之恩吗？在汉末变动的社会中，惯性的制度、成熟美好的理念、具有内在紧张的政治——社会共同体都在喷涌自己最大能量，使得以上动机交错在一起，作用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或者共同发生作用，又或者在不同的阶段轮流发生作用，造成了乱世豪杰们的精神分裂，一半是理想，一般是对现实的妥协。
魏武帝曹操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精神分裂人物。魏武帝作诗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然后屠徐州，“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魏武又作诗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而创业期有毛玠、崔琰二人，一个献“挟天子以令诸侯”策，一个为魏武选举人才，所举都是“清正“之士，然后两个都被用很无厘头的理由杀掉了。魏武还作诗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赤壁败后，魏武就望着秦岭，有些自我安慰地引用“既得陇，复望蜀邪”的名句，而汉中一战又为五十多岁才有自己地盘的织席贩履之辈所破，三足鼎立遂成。魏武作诗时候当然是真诚的，否则生不出这样的名句，但行动的时候，也必然是真诚的。
而最体现这个时代整体分裂精神的，当然是陈寿的《三国志》。当时的陈寿，至少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物质和精神压力。首先，在高层政治层面，魏晋是正统，无须多言；其次，在社会层面，尽管吴蜀政权灭亡，但势族仍在，蜀到翻不了什么浪，但吴这边大族基本全须全尾，如陆机陆云兄弟陈寿可得罪么？更不用提九品官人法加持的魏晋势族了；最后，在精神层面，相当吊诡的是，历经汉魏晋三朝腥风血雨的势族知识分子在潜意识里还是强调“气节”的古风，背主之人往往遭到唾弃打压——当然前提是背后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支撑——在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整体气氛这种，蜀人陈寿也终究要故国人民有所思了。以唐代刘知几为代表，历代都有怀疑陈寿黑故国而谄媚司马氏的说法，但仔细一想，谁建立了后世对季汉的正面评价框架？莫不是陈寿乎？且体会一下下面两段遣词：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这种大蜜似黑，大黑似蜜的姿势，后人还是要学习一个。难怪张华看了陈寿的稿子就表示“当以晋书相付耳。”（《晋书·陈寿传》）与大多数拥有政治家、学问家头衔的魏晋士人一样，张华的一生，也处处显现出精神追求与行为的分裂，限于篇幅不再多做陈述。陈寿在三重压力下对矛盾的基本驾驭，大概是张华的理想《晋书》能够成立的唯一途径吧。
所以不受这种普遍性分裂机制束缚的宣王是伟大的。《军师联盟》中，若干年后因为一个婢女看到自己装病的老公其实精神奕奕就杀了婢女的张春华女士如是说（见下图），笔者完全同意。因为宣王的字典里没有情义二字，而他自己就是权术本身。宣王知行合一的最高光时刻莫过于高平陵。在不能保证实力和大义名分碾压曹爽的情况下，宣王通过太尉蒋济作保，劝曹爽主动下野可保身家富贵，顺便还对着河水立了个誓。而兵权一接，就杀了曹爽全家。蒋济很快也死了，据说是气死的，他和曹爽都无法摆脱旧时代留给他们的、名为“信义”的精神遗毒。
非常可惜，宣王知行的内在和谐并没有能够继承下去，后代的精神分裂仍然严重。司马昭虽然做出了当街捅死皇帝的亘古壮举，事后却担心议论，于是把青梅竹马陈泰找来问怎么办。陈泰一边抱着被杀死的皇帝哭得稀里哗啦，一边建议司马昭处死自己的亲（ji）信（you）贾充。司马昭舍不得，问能不能轻点，陈泰于是说“这特么已经是最轻的了（你要我把更严重的方法说出来吗？）”。当然最后被杀掉的是实际执行的成济，而他又不肯安安静静地去死而是大呼小叫说自己是被司马昭贾充指使，当然也就被杀了全家。当然陈泰也是没事的，毕竟他是晋王的亲梅竹马，倡导九品官人法的重臣陈群的儿子。而再到司马炎建立晋朝，精神分裂达到顶峰：一方面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制度安排成熟了，皇帝对那些没有被他杀全家的精英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仁德宽厚”，偶尔帮个忙斗斗富什么的。但另一方面，前朝中央集权“大有为”的制度幽灵仍然萦绕不去，晋朝吸收曹魏虐待宗室无人救援的教训，分封宗室拱卫，又亲信贾充等士族大家内不太被人看得上的“小人”以增进权力。而到了所谓的“衣冠南渡”后，士族大家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把皇帝变成图章，然后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图章而轮流杀全家。这才算是部分回归了司马宣王知行合一的精髓。
两千年过去了，司马宣王仍然未能获得世人对他应有的理解，曾有多少自命民族忠臣孝子的人不停地对他狺狺狂吠。而到了今天，当我们想要歌颂赞美他时，竟然采用了这种庸俗的“正能量”故事！我不禁要问，我们努力地“颠覆”了历史上那些“正能量”的人物，最大限度地挖掘了他们在历史长河中都不为人知的猥琐、虚伪、阴暗和愚蠢，然后却用卓尔不群的司马宣王来传达这些“正能量”，竟不惜掩盖他的真实！作为宣王的粉丝，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而笔者，作为二流人物诸葛村夫的拥趸，从知道《军师联盟》这个剧开始就希望里面千万不要涉及诸葛村夫，万一一定要涉及，最好描写成一个猥琐阴暗，企图抵挡时代潮流、完全不是宣王对手的反面人物。但看内容介绍似乎不可能了，宣王想必将要和诸葛村夫惺惺相惜引为知音互相理解实现历史的大和谐。这是对诸葛村夫，哦不对，对宣王最大的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