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案子被定在重罪法庭最后一轮中审理，开庭辩论前，我的律师告诉我让我不用紧张，因为我的案子并不是这一轮中最要紧的案子，在我之后，还有一桩弑父案要审理。
审讯开始了，庭长宣布传讯证人，执达员念了一些值得我注意的名字，我还好奇之前怎么没看到他们。在混混沌沌的人群中，我看见证人们一个一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门房、多玛·贝雷兹老头、雷蒙、马松、沙拉玛诺，还有玛丽，最后念到塞莱斯特，在他身边，我认出了那个在饭店见过的身材矮小的女人。
审讯开始了，庭长语气平和地向我发问，我甚至觉得有一丝亲切感，虽然我不胜其烦，但他还是要我先自报家门，然后开始复述我所犯下的事情。他每念三句就问我一声：“是这样吗？”我总是根据律师的嘱咐，回答：“是的，庭长先生。”
这个环节结束，庭长转向我，说要涉及几个表面上和案子无关、但实际上是关系颇大的问题。我知道，他要谈妈妈的问题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对此事厌烦透了。他问我为什么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说我没有钱请人照看她，给她看病。他又问我有没有因此而难受。我回答说，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不需要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俩都习惯了新的生活。
经过一番秘密磋商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改在下午进行。我没有时间思考，他们就把我带走，送回监狱了。
待我刚刚来得及感到很累的时候，他们又来提我上法庭，一切都又重来一遍。直到我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作证时，我才稍微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场合和处境。
检察官问检察官我的妈妈是不是对我把她送到养老院一事有怨言，他回答说是。接着，庭长又向他提出一个问题，院长回答说他对我下葬那天的平静感到惊讶，然后他又被问及他所说的平静时指什么，他说是指我不愿看妈妈的遗容，我没有哭过一次，下葬之后立刻就离开了。
说到这里，大厅一时寂静无声。庭长问检察官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检察官大声嚷道：“噢！没有了，这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如此响亮，目光如此洋洋得意。
按照相同的程序，庭长要养老院的门房上庭作证。门房按照同样的程序，说了我不想见妈妈遗容，说我抽了烟、睡了觉、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了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真的觉得我有罪。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有没有和我一道抽烟，但检察官猛然站起来，激烈反对这个问题，说：“在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这种为了削弱证词的力量而给证人抹黑的做法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尽管如此门房依旧回答了这个问题，满面愧疚地说他知道自己不该抽烟，但是我递给他的烟他不敢拒绝。庭长对此问我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我说：“我的确递了一支烟给他。”门房带有点感激的神情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对此，我的律师得意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团一定会重视到这一点的。
随后，饭店老板塞莱斯特上庭了，被问及对我罪行的看法时，塞莱斯特说：“在我看来，这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不幸的事故叫你无法预防。”后又被问及我是不是封闭孤僻的人，塞莱斯特只是说了句：“他是个从不说废话的人。”我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去拥抱一个男人的想法。
下一个被带上来的是玛丽，庭长问她和我是什么关系，她说是她是我的女友，又问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她说我们是在一家公司共事时认识的。
这时，正在翻阅卷宗的检察官突然问她何时与我发生肉体关系的，她说了那个日期，检察官以不动声色的姿态指出，那是我妈妈下葬的第二天。于是，检察官要求玛丽把那天的经过讲一遍，玛丽不愿说，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说了那天游泳、看电影、回到我们的住处的经过。检察官咄咄逼人地问玛丽我们看的是什么电影，玛丽这时声音都变了，说是费尔南德的一部片子。她话音一落，全场鸦雀无声。
检察官霍地站起来，用手指着我，很激动地说：“陪审团的先生们，此人在自己母亲下葬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去开始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去看滑稽电影、放声大笑，我用不着再向诸位说什么了。”他坐下，大厅里依然鸦雀无声。
紧接着是马松，他说我是老实人、正直的人，不过人们都已经不怎么听了。至于沙拉玛诺，就更没有人听了。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我和妈妈的问题时，沙拉玛诺说我跟妈妈无话可说，所以我才把妈妈送进养老院。他说：“应该理解呀，应该理解呀。”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