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简称“浦山奖”）获奖名单已于本月16日正式出炉（了解详情大力戳：2016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获奖公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向您介绍四篇获奖论文的主要观点、论证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内容。
与您分享的第三篇论文是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鞠建东，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施康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魏尚进 的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intra-temporal and intertemporal trades （2016浦山学术研究奖） 。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客观问题，2007年前后，这种“失衡”达到顶峰——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约为GDP的14%。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约为GDP的6%。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失衡？并且，为什么资本是从穷国流向富国？
十年来，经济学界 一直在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一种很自然的直觉是，既然是出口-进口的失衡，有没有可能和贸易结构有关系？然而，从理论层面证明这一直觉却很难，鞠建东在2月26日举行的“十年展望——浦山基金会首届年会暨‘浦山奖’颁奖大会”
这篇获奖论文是如何从国际经济失衡这一问题入手，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架起理论之桥的？以下是三位作者受邀就该论文撰写的简版文章，供您参考。 查看 原版论文请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
贸易结构与经常项目顺差
——关于跨期交易和当期交易的新理论
◎ 文丨鞠建东、魏尚进、施康
本文 结合 Heckscher–Ohlin 当期 贸易模型与经常账户跨期贸易模型，构建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多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其中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模型允许当期贸易与跨期贸易的替代，其中当期贸易就是商品贸易，而跨期贸易就是经常账户调整。冲击对于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了商品贸易和经常账户调整的结合。有弹性的要素市场降低了对经常账户调整的需求。另一方面，要素市场的弹性越小，相较于商品贸易调整，经常账户调整规模越大，经常账户向长期均衡水平的收敛速度越慢。这一理论在实证当中也得到了验证。
关于经常账户跨期演进路径的研究起源于Sachs（1981，1982）和Svensson and Razin（1983），并由Obstfeld and Rogoff（1966）总结成书系统阐述。然而从理论与部分实证研究来看，现实中经常账户的变动似乎与经典理论的预测并不吻合（正如Sheffrin and Woo，1990；Otto，1992；Ghosh, 1995；Obstfeld and Rogoff，1996；Hussein and de Mello，1999；以及其他学者指出）。Feldsteinand Horioka（1980）之谜提到，国家宏观层面的储蓄与投资是高度相关的，这也是经常账户粘性的另一种表现。Tesar（1991），Backus and Smith（1993），Backus et al.（1992，1994），和Glick and Rogoff（1995）从多个角度指出，真实数据中经常账户的波动比经典的理论模型预测要低很多。
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研究当期贸易的主要方法是建立静态的贸易模型，如Ricardian或Heckscher–Ohlin模型。而对经常账户的研究借助于宏观模型，将经常账户调整考虑为一种跨期贸易。而事实上，当期的贸易结余正是经常账户调整。在大部分现有研究中，对此同一问题的两种解释（微观、宏观）并不能对话。本文旨在阐明当期交易（贸易结余，或从国外的净拆借）、开放经济体宏观经济学与跨期交易三者之间的关系。
Heckscher-Ohlin（HO）模型指出，国际贸易的动力之一来自于不同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一国可以通过出口其丰裕要素密集度更高的产品、同时进口其匮乏要素密集度高的产品来提高福利。而标准的开放经济体宏观模型通常包含相同要素密集度的多个贸易部门，或者单一的贸易部门，并不具有Heckscher-Ohlin（HO）结构。与文献相反的，我们把HO结构引入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而证实了当期和跨期贸易之间存在一些新的关联，并揭示了本国劳动力市场刚性在经常账户调整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可 以总结本文结论的五个要点是：
本文丰富了文献中对当期贸易与跨期贸易关联的研究。Cole and Obstfeld（1991）通过引入两种可贸易产品并假设完全的专业化生产，为当期贸易与跨期贸易的关联提供了理论基础。具体说来，单凭贸易条件的调整可以完全消化产出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国际投资组合多元化所带来的收益会非常有限。这里，跨期替代弹性和当期本国与外国商品之间替代弹性是核心要素。在这支文献中，经常账户动态演进是由需求面效应驱动的，并同时取决于替代弹性水平与冲击持久性。与之相反的是，我们模型中的经常账户动态演进是由供给侧效应驱动的，定性上来看，取决于要素密集度的差异与劳动力资源的跨部门流动，而不是贸易替代弹性。
同时本文对文献中解释经常账户粘性的研究有所贡献。国际真实周期模型文献同样可以解释经常账户粘性现象，但本文采用的方法与之不同。Obstfeld（1986），Mendoza（1991），和Baxter and Crucini（1993）的研究说明，不具备H-O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给定永久性的生产率冲击同样可以产生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强正相关关系。在这样的模型中，一个大幅度的暂时性冲击显然会导致大幅度的经常账户调整，即不会出现经常账户粘性现象）。与之相较，本文解释更具有普适性和一般性，这体现在我们模型中经常账户粘性与大多数冲击都兼容，其中包括大规模暂时性的生产率冲击。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丰富了劳动力市场摩擦与贸易壁垒、商品贸易与资本流动、动态H-O模型方面的文献。本文与侧重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标准Stolper–Samuelson模型相容，与标准的经常账户跨期模型相容，但提出了更多可验证的预测。
下面我们概述本文的主要理论研究结果。我们从两方面将标准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拓展。首先，我们引入资本/劳动密集程度不同的两个贸易部门；其次，我们假设劳动力不仅不能跨国流动，在国家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也无法实现无成本流动和即时的重新配置。本文的结论如下：
首先，给定有弹性的要素市场，许多冲击在经典跨期模型中通常需要经常账户调整来消化，但在我们的模型中需要产出结构调整与当期贸易调整来消化，经常账户并不需要变动。这个与经典跨期理论相悖的发现，背后的经济学直觉根植于贸易理论下的H-O结构。在经典的跨期模型框架下考虑一个会产生资本输入的冲击。一个国家不一定会直接调整经常账户并进口资本，而会通过改变两个部门的构成比例来调整总体投资规模。比如，可以通过进口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出口更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来实现间接的资本进口。换句话说，商品贸易构成成分的变动也会实现资本流入。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现象既不取决于替代弹性水平，也不取决于冲击持久性。
第二，通常说来，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要素市场是不完全有弹性的，该经济体对冲击的响应将会由经常账户变动（跨期贸易）、产出变动与商品贸易变动共同来完成。从直觉上来看，如果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无法完全自由流动，本国产出结构不会完全随外生冲击而变动。这样，其他宏观变量的调整会通过经常账户渠道来实现。该渠道的相对权重取决于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程度。我们进一步指出，如果本国的劳动力市场越趋于刚性，经常账户调整的规模会越大于传统的贸易规模，其收敛于稳态水平的速度也就越慢。
本文的理论研究回答了三个问题。首先，一国的贸易波动是否取决于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弹性？第二， 一国的经常账户波动相对于贸易波动是否 取决于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弹性？ 第三，劳动力市场刚性是否降低了一国的经常账户向其长期均衡水平的收敛速度？理论上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基于理论模型的结论，我们通过跨国样本证据来看本国劳动力市场刚性与经常账户调整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Chuning指数来衡量贸易的波动。Chuning指数与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可见一个国家商品贸易构成结构的调整频率与其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相关。这是我们核心结论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图1 贸易波动与劳动力市场刚性
第二，我们检验了本理论在时间序列上的意义。我们根据一国经常账户占 GDP 的比重时间序列构造了衡量经常账户收敛速度的变量，并分析其与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关系。如下图 2 所示，我们发现，在劳动力市场越趋于刚性的国家，其经常账户向长期均衡水平的收敛速度越慢。
图2 经常账户收敛速度与劳动力市场刚性
第三，我们证实了在劳动力市场越趋于刚性的国家，其经常账户相对于总体贸易水平的比值波幅越大。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越趋于刚性的国家，越倾向于通过经常账户调整来消化外部冲击。
本文将Heckscher-Ohlin贸易结构引入到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之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经常账户调整的新理论。贸易与宏观理论的结合为我们研究当期与跨期贸易的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模型框架下，冲击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影响体现在了商品贸易和经常账户两个方面。这两条渠道谁更重要，取决于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或刚性）程度。在本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完全弹性的极端情形下，所有的冲击都会被产出（与产品交易）的调整所抵消，经常账户并不会变动。而当本国劳动力市场较为刚性时，经常账户差额收敛到其稳态水平的速度会减慢。
我们展示了三方面的实证证据。首先，刚性的劳动力市场弱化了市场的灵活调节机制，劳动力市场越偏刚性，该经济体贸易结构越难以出现快速有效的再调整。第二，劳动力市场越偏刚性，经常账户收敛到稳态水平的速度就越慢。第三，劳动力市场越偏刚性，该国的总贸易水平的波动（方差）越大。这些实证发现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
基于我们的新框架，很多经典开放经济体宏观经济学下的话题可以被重新审视，比如货币政策、非贸易部门与不对称信息的作用。系统地重新考虑这些问题并适时重新检查实证证据将变得很有意义。我们把这些放到未来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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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hanghai Finance Institute，SFI）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致力于新金融领域和国际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研究院成立于2011年7月1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hina Finance 40 Forum，CF40）举办， 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
自成立以来，研究院共组织各类高端学术交流活动 50 余场，完成课题23项，涵盖互联网金融、国际金融、金融租赁、信托、PE、资管等各个领域；出版学术刊物《新金融评论》（双月刊）22期；出版 “新金融书系”专著17本。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论坛成立于2008年4月12日，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即“40×40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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