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
谢谢德里克·阿博利主席，你一开始介绍我第一句话是楼部长，有点尴尬，你后来又说了我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主席，但是也没错，在中国的传统中你当过部长一辈子都叫你部长。我也非常感谢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刚才精彩的发言，我和你其实认识很早，你30多年前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后来我们在学术和职业生涯中互相都有交流、有对话，当然也曾经是对手。
可以这么说吧，我在30多年前开始学经济学，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学习现代经济学第一本书是您的叔叔，保罗·萨默尔森写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第11版，我们学的时候还是英文，学下册的时候才有中文。这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学传播到中国是多晚了。另外感谢您刚才的发言，实际也使得我很尴尬，因为你的观点很多和我相近，我不知道我还怎么说。但是我既然已经准备好了，我就照我的准备来说吧，可能互相之间有一点补充。
我们的题目是“塑造未来社会的关键趋势”，我就这个问题拿到以后觉得很困难，但是我也想试探的讲一点意见，我想讲五点：
第一，中近期的问题，或者近中期的问题。我们是全球面临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提升的障碍，如何良性的提高总需求、可持续性的改善总供给的能力，是近中期的关键。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了冲击和恢复过程的缓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的国家在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当然也反映了全球化大家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全球性的冲击。
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怎么造成的？基本上是由于过度的管制、过高的福利、民粹化的倾向，造成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灵活性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员能力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引至了总供给的能力提升障碍。应对金融危机应当适度加杠杆，也确实是各国都在适度的加杠杆，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阶段性的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并且利用好这一喘息的时机，抓紧进行包括金融监管的改进和结构性的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TFP。这样就可以改善总供给能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既应对短期危机又建立起中长期良性的增长机制，从而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逐步去杠杆，经济进入恢复性和可持续增长。
但是，货币财政加杠杆给出了经济稳定的幻觉，一个幻象，因而不愿意忍受改革的阵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如果浪费掉了，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现实情况看，从全球角度，杠杆率高企，而TFP停滞或者下降，民粹主义泛滥，在此艰难时刻更需要关键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科技进步加快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例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会越来越普遍，甚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在公开市场投资上，以85%的概率big market的情景是可能的，而且可能不会太远，投资界的朋友不必过分的担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找到办法。
再例如，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成本下降、应用方便，对于传统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会太远。
还例如，互联网和3D打印的发展，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传播，甚至服务和制造的转移不再有时间、距离和地域的限制。
总之，创新将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各国之间的应该平衡关系，特别是全球化不可阻挡。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结构的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全球化优化的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各国都在受益。同时，各种要素的流动性不同、流动性的形态也不同，土地是无法物理性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态绝对受全球化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巴西、阿根廷种的一些大豆，大量的出口到中国。对于劳动力的跨域流动，各国都有合理的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合理限制的，都是可以理解的。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流动性要强得多，也是难以管制的，过多的管制和壁垒会呈现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当然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不是很有好处，这是不确定性的，而且现在在金融监管之下，大家也在考虑如何合作，对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合作监管。
资源优化的配置带来了各个参与国的国民福祉的提升，当然不一定是导致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很难区分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多少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刚才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大量描述这一现象，所以我觉得有点尴尬，在重复他。
总之，这就需要政府的调节，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等等。但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挡不了全球化，也降低了国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财政基础。
第四，当前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空前一致的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我作为财经渠道联合主席，和周小川行长去年我们在主持这个财经渠道的会。
到了现在，面对杠杆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我不认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会认为全球的经济已经实质性的、可持续性的复苏。而且各国的政治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更加必要，我们有太多的事需要协调。
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的税率，是中等偏下的，现在已经逐步变成了税率的中枢了，可能还要往下降，有没有终点？任何一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能否奏效？那么现存的双边税收协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订？中国，我忘了，离开财政部4个月我忘了，将近100个吧双边税收协定，如果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各国加在一起到底多少？要不要重新谈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是什么样的结局？
如何运用好货币政策和适宜的财政政策工具，有效地降低杠杆率又不引发降杠杆过程中的风险，这各国都碰到了，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金融监管应当把握到什么程度，使得金融体系是安全的，不会把纳税人卷入，同时这个金融体系又能以适宜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和风险监控也需要相互的协调，如何加强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动员各种力量，包括私人部门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薄弱、脆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非洲，贫困和自然灾难是地区动乱的重要原因，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物更需要协调行动。
刚才我在手机上看到，央行行长财长会议刚刚结束，在声明中取消掉了反对保护主义。也不再提气候变化的全面合作。我还看到了中国财政部在会后的声明，讲到的是中国财政部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气候变化的合作。所以这个声明中这两点的遗憾肯定不是中国造成的。当然，刚刚会议结束里面怎么协调的我也不知道，可能以后大家也会逐步知道。但是需要全球协调。
今年1月，中国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正式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加强全球协调的意愿和诚意。
第五，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全球进入了新常态。
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有认识，当然也不是中国自己发明的。我们2013年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进而提出三期叠加将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要在适度加强需求管理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新常态的提出，也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在近中期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所作出的综合判断。中国决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负起应当承担的外部责任。
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其特点不必赘述，问题在于各方面如何认识，国际如何协调，要注意到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变的。它将深刻影响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要认识到高杠杆和低生产率的搭配，蕴藏着高风险，危机还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责任，应当是各国的共同选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只会得到报复性的反击，改革常常是由危机触发的，改革、开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机还可能触发另一种情景就是冲突和对抗，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