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陈凯歌告诉本刊记者，他第一面见张国荣是在香港，面对面坐着，想很仔细地观察他，又担心让对方觉得用意太明显了，有失礼貌。“其实之前也特意看了些他的电影，并不认同他的有些银幕形象，不过跟他坐在一块的时候，一切顾虑便打消了。这个人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感觉，一点都不谄媚，很自然，很真实，和这行里绝大多数人完全区别开来，何况那时在我感觉香港是花花世界，那么喧嚣热闹里保持干净，一定是比单纯环境下的干净可贵很多。”

张国荣第一次扮上（虞姬）后，陈凯歌说他整个人都惊了：“最有意思的是，他扮上以后不怎么抬眼，眼帘就那么垂着，本来京剧的化妆和箍头都使眼角稍稍往上，而他又不怎么抬头，那真是千娇百媚。”

陈凯歌说，这试装就已使《霸王别姬》的整个阵容完全确定下来，摄影师顾长卫，录音师陶经，都是他自己的老搭档。事实上《霸王别姬》缘起戛纳，1988年陈凯歌带着他的《孩子王》出席那届电影节，一位名为徐枫的女士主动相约会面，且拿着李碧华的小说专程来见他，见了便说做出这样一部电影非陈凯歌不可。起初陈凯歌只觉得这位女士眼熟，再一想，原来就是胡金荃《侠女》里的那个女侠。

事情谈起来后，陈凯歌真觉得徐枫是深受了自己角色的影响，现实里也是女侠般的人物，她亲自出任制片人。论商业，《霸王别姬》绝不是合格的电影题材，论艺术，人人都要为其千头万绪、庞杂幽深蹙眉，何况当时在戛纳，陈凯歌说自己手下另一个片子（《边走边唱》）才启动，而徐枫竟真的花了两年半时间等他。

唯一的小反复还是出现在程蝶衣的角色上，当时投资人倾向换一个在国际上有点名气，同时也有京剧底子的明星，陈凯歌说他坚持觉得张国荣为首选。“后来那个演员的美国律师打电话给我，说如果要合作，演员先生的小狗和主人要同一时间来中国。我就在电话里说，你不知道动物去别的国家要检疫的吗？这里又不是美国的殖民地，狗怎么跟他的主人说一块来就一块来到中国呢？这个事情也使我有更充足的理由坚持我的选择。”

陈凯歌说，当时为了让张国荣安心，他专程去了一次香港，见面说明原委，又简单交代了有关电影的进展，张国荣一点也没计较。没过多久，张国荣就来到了北京。“完全没有耍大牌，他一个人来北京，学戏一住就是半年，到后来每一次来北京，他都还要去见当年教他戏的师傅。怕他在北京生活不熟，我从摄制组里找了个人算作他的临时助理，在生活上对他有一定的照顾，开拍了也就是有一辆很普通的车，早上几点化装就按时去接他，到了就在北影拍戏。片场上张国荣也没有任何生活上的额外要求，偶尔为之的是，如果收工较早，又是春和景明的时候，他就说咱们去喝杯咖啡吧。那时候交通很畅通，我就会从北影厂开车到贵宾楼，到那去跟他喝一杯咖啡，但之后我再问要不要一起吃饭啊，他肯定说吃饭就算了，我还得准备明天的戏，也就各自回家了。旁的嘈杂场面事儿一概没有。”

张国荣学戏，陈凯歌说他用了大半年时间打磨剧本，李碧华作为原著作者自然是编剧的第一人选，此外又找来了芦苇，聚在一起反复聊，直到觉得终于聊透了故事。原小说旧版中的结局是程蝶衣和段小楼若干年后在香港的浴室相见，都没有穿衣服，坦诚相待、回首前尘，感慨不已，然后出得门去，各走各路。

陈凯歌跟李碧华说这个结局得改，不满足。“实际上还得说当年《芙蓉镇》（1986年）在80年代的中后期引起的争议，曾经有日本电视台组织中国两代导演辩论，辩论主题就是‘文革’中的中国人是如何去面对这十年浩劫的。《芙蓉镇》当然是传世作品，日本评论家说那句台词‘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最动人至深。当然谢晋是我的老师，是我家的世交，又过了20年，我更懂得他那句话里惊人的强韧生命力。但对于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我来说，却始终有那么个想法——当太多的人像牲口一样活着，或准备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时，甚少有人抗争的静默才是最可怖的。”

陈凯歌说，所以，他还是决定把这个想法放到程蝶衣身上，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霸王”和“虞姬”，终于有机会又站在物是人非的舞台上，程蝶衣就在《霸王别姬》的故事里，像虞姬那样面对霸王自刎而终。“这个结局在当时也是受到激烈抨击的。有人说这个情节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文革’都结束了，他怎么反而自杀了呢？蝶衣的自杀跟政治无关，程蝶衣在演一个个人的故事，个人才是我书写的兴趣点所在，历史和政治都是饱满个人形象背后的氤氲隐隐而已。我的结局是，程蝶衣就是想告诉段小楼‘我爱你’，虞姬一直爱着霸王，并且要用死再最后一次告诉你，‘我爱你’。”

无疑这是犀利而极端的人格呈现，陈凯歌自知风险，便更加精心铺排了一系列的笔墨。“反复琢磨，我加上了一个小说里没有的情节，他是六指，斩断六指他就成了一个女人。后来再有那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削去了头发’，以及程蝶衣如何不断念错这句被打，都是从六指情节里生出来的，说到底是他如何开始拒绝成为男人，他的童年记忆注定了他会崇拜虞姬，因为虞姬是从一而终的，所以他要求段小楼以对虞姬的态度来对他。这个失落的理想，自然达到自杀的结局。”

当然对演员来说，这样的角色必然是有相当的挑战。但通常导演要求演员准备的那些功课，比如读史料，体验生活，用心接近些什么，陈凯歌说他一样也没有交代给张国荣。“张国荣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好多事儿早看在眼里，也就不用多说了。他必然也是极用心尽意的人，抛下香港的一切来北京学戏，踏踏实实就是半年，没有几个演员能够做到，所以我反而得宽他的心，告诉他愿意怎样就怎样。”

整个拍摄过程中，陈凯歌说，他与张国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该到哪儿了就一定到哪儿，透亮极了，一丁点含糊其辞也没有。“拍片他还是很少说话，演完一个镜头回来，也不问我好与不好，就坐到我身边。我不断地跟他说，这个为什么不行，应该是怎么样的，在此刻你心里的情形该是怎样的，他一句句听着，我说完他站起来就走了，重新演一遍，演完又坐下等我说，如此反复多次，顶多会说句，‘您看我可没上过表演学校，您觉得我应该上吗？’我照实答他，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也不知道，他就又去演了，其实我明白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尤其令陈凯歌回忆起来感慨万千的是，那些节骨眼上的关键时刻，张国荣没有一次失手。比如蝶衣犯烟瘾，小楼来看他那一场，剧本里设计的动作是张国荣要用一根拂尘的尾巴打烂一整墙的镜框，墙上挂的都是他和小楼二人的合影。开拍前陈凯歌说他相当紧张，首先要是一次拍不过，重新置换那一墙镜框、打扫屋子就得耽搁相当的工夫，再有就是这场戏对演员表演要求极高，这是小楼和蝶衣在这个戏里最后一次有身体接触。表面上是因为犯烟瘾，蝶衣大发脾气，一个在砸，一个在后面抱，实际上那分明在表现爱之挣扎，能准确地传达这几层意思实属不易。

“又是一个斯泰尼康的运动镜头，我一再地跟顾长卫说，焦点千万跟紧，别人家演好了，咱虚了，拍之前我也留心两个演员的状态，看张国荣是铁青着脸，张丰毅坐在旁边咬牙，我就跟摄制组说快快，这两人都进去了。果然一开机张国荣就疯了，然后就是拿着棍子乱打这墙上的镜框，玻璃碴四处飞溅，张丰毅在后头抱着张国荣也是丰沛的感情，可以说现场两个人的表演已经惊心动魄，我不禁对自己说，这哪是烟瘾犯了发疯啊，这是人在眼前爱不得的极度痛苦，是面对不公命运，拼尽全力的反抗。”

陈凯歌喊停，张国荣已哭成泪人，久劝不止。“我劝不住也急，说你还真是哀哀如丧考妣啊，人戏不分，不仅有程蝶衣，但张国荣也做到头了。”

陈凯歌说，也有许多他自己也未曾留意的纤微毫发处，倒是张国荣给了他惊喜——程蝶衣被逐出舞台多年来不能演戏，转眼就到了“文革”前夕，他听到了广播。虽然只是一两个镜头的独角戏，但陈凯歌自觉是关键的一场，也做足了设计，选景在北京恭王府夹道，为的是取繁华散尽、破败凋零的感觉。

“本来张国荣就是走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他穿了一身扣得紧紧的灰色中山装，戴着副老派眼镜，提一个那个时代的小塑料包。但这边拍的时候，张国荣突然就站住了，我吓了一跳，不过他只提起脚轻轻地抖了抖，之后又接着往前走，我也才注意到原来那地上有很多煤渣子。张国荣非常自然流畅，但这不经意间的一个小细节，相当传神地表现出了程蝶衣这个人的洁癖，而这里又何止是洁癖，原来所谓‘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就是那个样子了。”

《霸王别姬》总共拍了6个月，从料峭春寒的2月下旬拍起，一直拍到炎炎烈日的7月下旬。北京国子监孔庙拍斗争会的那场戏拍在7月初，骄阳似火，而剧情里对张国荣和张丰毅的批斗也还是在火堆前。“热到拿摄影机拍火苗子已经看不到颜色，空气也成了一浪一浪的热。张国荣、巩俐、张丰毅都在，尤其张国荣满脸是戏妆，但得涂得乱七八糟，身上裹着稀烂的戏服，就是‘文革’遭迫害的样子。那也是感情很重的一场戏，控诉检举，大义灭亲，人近乎疯魔的状态，整整折腾了一天，辛苦可想而知。那天有个著名的法国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也在现场，就定定地在那里看这三人演了一天，临走时跟我说，真是太棒的演员，太棒的电影。”

陈凯歌说，最终剪辑完成，《霸王别姬》是2小时48分钟的超长片长，他说他至今要感谢徐枫女士的非凡气度，毫不犹豫地为它能出现在更多人面前奔走努力，终于《霸王别姬》也不负众望地在它的缘起之地戛纳捧回了金棕榈大奖。当然，它也面临另一些无法尽如人意的状况——在内地上演的时候，在报纸上登的广告甚至没有片名，只有“最新影片”这四个字，街道上、影院里没有一块广告牌，即便大城市也转眼就没有地方看了。

“但如今也20年过去，回首这部作品倒常想起《红楼梦》里那个《好了歌》，歌台舞榭，说不尽的繁华，到最后人去楼空，命运飘零。不过至今我始终相信，是那个人还是那个人，容貌改变了，服装改变了，装束改变了，人的心难变，而电影说到底是写人心的，真正能够长存的人这样，电影也是这样的。”

（实习生卢冉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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