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读《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东欧“印痕”和困境的联动

文 | 王  璞

一

当我们进入洪子诚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并寻觅其中的东欧叠影之时，不妨先回到洪子诚二十年多前的一段回忆文字，也即回到一种对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亲身见证。这段文字出自 《1956：百花时代》（1998 年初版）的《后记：续“简短的前言”》，洪子诚以间离的方式回顾了生命史的片段，他自己的1956 年：

洪子诚著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这里的“他”，便是当时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洪子诚自己。在这篇作于20 世纪末的《后记》的最后，作者又几乎含着历史的反讽，声称这些回忆片段都是“不关连‘本质’的‘现象’，就让它们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吧”。 [2] 但作为洪子诚的读者，我却无法忘记这些“现象”，而且每次重读，都感到内心隐隐的震动。到了《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洪子诚又谦称自己“引文很多”为“不可取的怪癖”。 [3] 那就让我在这篇书评继续“模仿”这一“怪癖”，首先征引“他和同学”1956年秋冬的“关注”，因为，这里的“东欧”之为“事件”或“现象”，确实是“关连”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乃至生命体验的“世界文学”维度。

洪子诚著《1956：百花时代》,1998年

洪子诚“记忆”中的铁托，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终身领袖，他带领南斯拉夫各民族建立“自治的社会主义”，自1948 年苏—南交恶后，这种社会实验也一度成为中国批评的对象，那还远在中—苏决裂之前。如果从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共运”观点来看，那么，铁托的南斯拉夫是“苏修前的修正主义”。1956 年在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性，更在于“去斯大林化”过程中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和悲剧性结果。哥穆尔卡在10 月接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最高领导，恢复波兰的安宁，开始有限度的改革。随后匈牙利的事变，更为重大也更具创伤性，纳吉曾一度组建新的人民政府，随后苏联军队开入布达佩斯“平乱”，卡达尔仓促上台，最终也开始了在坚持亲苏路线之下的温和经济改革。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Јосип Броз，1892－1980)

洪子诚和他的同学们所“兴奋”地关注的，正是东欧各国的变革努力，正是东欧各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而1956 年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中国，也在冲破既有斯大林模式和种种教条，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这是当时一个世界性的倾向，代表了社会主义自主发展的更新能量。同时，让北大学子们感到“吃惊”的，大约是“东方阵营”的激烈动荡：接连在两个东欧国家，在苏联红军所“解放”的土地上建立的两个“人民共和国”，都发生了中国后来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事件。这些大学生们当时不大可能知道，纳吉政府曾寄望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中共立场，争取过中方的同情和支持，而莫斯科方面也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焦急地等待着北京的态度。 [4] 但洪子诚和中文系的同学们当时就知道的是，匈牙利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全世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捷尔吉·卢卡契曾多次出现在倡导改革的“裴多菲俱乐部”，并在事变中短暂出任了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苏军进城后，他甚至一度逃向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被捕后被押至罗马尼亚接受党的审查。 [5] 随后，在苏联，在东欧，在中国，文化界都掀起了对卢卡契的批判。到了《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洪子诚这样总结：“卢卡契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里，被看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第260 页）。洪子诚讨论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主义大论战”，特别提到，“对卢卡契的批判是将美学与政治理论、实践联系在一起”，当年的批判者认为这位曾经参与过匈牙利苏维埃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决定性的”问题上“脱离无产阶级立场”（第262 页）。而洪子诚立刻提示，卢卡契被迫进行“思想检讨”，“当时不可能回应这些责难”。进一步来看，洪子诚描述卢卡契在东欧的思想和政治遭遇，其中包含着和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对照：“所幸的是，1957—1958 年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对卢卡契的批判，并未像中国对待胡风（他显然受到卢卡契的影响），将他的作品都列为禁书，并进而否定他全部的思想成果。……批判虽激烈，但高潮也意味着退潮”。（第264 页）我愿称这是《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一处东欧叠影；这样的叠影或许算不上这部新著的中心主题，不过洪子诚在书中保存了东欧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些许“印痕”，（第242 页）并使之问题化。

在《文学星图和俄苏调性》一文中， [6] 我主要关注这部书如何强调了俄苏文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构造所具有的深广影响，以及苏联（不论是作为追慕的对象还是批判的标靶）在中国大陆思想文化中的坐标性地位。在当代中国的“世界文学”之中，“俄苏调性”一度具有支配性并多次转换，东欧社会主义文化似乎只是一个附属性“声部”。但细读《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我们就会发现，东欧时隐时现，不仅不容“消失”或忽视，而且在和苏联、和中国自身的曲折文化探索的对比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叠印”和间离的效应。洪著揭示“当代文学”不断建构、解构又重构“世界”，我以为有必要捕捉“世界文学”中的东欧“现象”，展开进一步讨论；之所以会有东欧叠印，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困境具有世界性的联动。

二

这里所说的“东欧”，不仅是地缘范畴，而且形成了一个历史特指。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苏联主导在欧洲东部建立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其中大多数在冷战期间加入苏联领导的“华约”集团，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则相对独立地探索社会主义路线。再加上东亚、东南亚新起的人民政权，这样就形成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东欧在其中是和发达的西欧世界接壤的一部分，也构成西方和苏联的缓冲地带。

一方面，由于政治、军事、安全上受到苏联支配，许多东欧新国家在文化政策上也近乎苏联的回音壁，有时约等于苏联模式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构造中，东欧却又不乏特殊作用，有时甚至代表了文化政治上的独特能动性乃至多样路线。其实，冷战伊始，苏联所赞助的一系列世界进步文化运动，就多次以东欧新成立国家为“主场”，比如，1948 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达佩斯举行，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是中国革命女性代表之一。1949 年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则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换言之，毕加索的“和平鸽子”不仅在西欧、也在东欧被定为人类和平的象征。而中国革命文化的标志性人物郭沫若则参与了这次会议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后来，世界拥护和平大会1949 年又选在华沙召开第二次会议，在此基础上，到了195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苏联支持下成立，由各国进步知识分子代表组成，倡导世界和平，在东柏林举行会议。东欧一时间成为东方阵营“普世主义”构建的舞台。

丁玲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庆典（1949年）

洪子诚对“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讨论始于1954 年新中国作协的一份世界文学书单，在其中，“‘世界’只有两国，一国是苏联，另一是‘其他国家’”（第3 页）。洪子诚也借用贺桂梅的论述，提出了新中国文学的“苏联化”以及后面的“去苏联化”的整体线索。这一点已为大家所熟知。50 年代初也是“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开启时间。在这份中国作协书单之前，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纪念“四大世界文化名人”，他们是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拉伯雷、古巴的何塞·马蒂，以及中国的屈原。这四位文化巨人所组成，正可谓普世主义的星座：欧洲科学精神，其代表人物来自东欧；伟大的叙事文学，其代表人物来自西欧；古老东方“上下求索”的高洁人格得到社会主义认可，呼应着新中国在亚洲的兴起；而西半球人民的反抗歌唱，一位古巴诗人入选也是对广大受压迫民族、受殖民地区大众的致敬和号召。这的确是一份灿烂的世界文化星图，苏联主导，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深深参与其中，东欧也在一个进步的伟大传统中显影。

“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在欧洲语言中的词根，正是“宇宙”。因此，我在上一篇书评中使用了“星空图”的比喻。而在当时社会主义的人文宇宙之中，灿烂背后，星座构造并非稳定，更有许多问题晦暗不明。具体到“世界文学”、“文学世界”的星座，苏联从30 年代起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50 年代初绝对是指明方向的高亮星，可谓“众星拱之”。正如洪子诚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性’在1954 年12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获得一种‘仪式’性的展示”，同时，“它宣称继承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19 世纪现实主义的优秀遗产，并在俄国文学自身的历史上建立它的连贯线”。（第13–14 页）

于此，星座之喻对我们别有助益：星辰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连贯”，不如说是“空隙”。在“普遍性论述”的光芒之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其他文学星辰之间的空隙或不连贯，以及“世界文学”星座中遭到“屏蔽”却仍闪烁不定的部分，也是洪子诚关注的重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优秀遗产”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继承和超克，洪子诚在括号中注明：“到了五六十年代仍存在争议”。（第14 页）而法国文豪阿拉贡、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拉美诗人聂鲁达受到肯定，（有限度地）亮起在社会主义星空，不是因为他们（曾）是“先锋派”“现代派”，而是因为他们转向了人民的进步事业。整体上，现代派构成了社会主义文化星图上的黑影部分。于是，社会主义普世文艺（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中国更激进的实验）、“伟大传统”（主要是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20 世纪“现代派”，也勾画出洪著的问题星座：《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每一篇都不同程度涉及这三者之间复杂而动态的关系。

而在社会主义世界，如何看待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如何应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这两大问题都绕不开卢卡契的关键性论述及其影响和争议。这也是为什么，这位东欧马克思主义思想巨人会反复出现在洪子诚一系列论著中。卢卡契以1848 年全欧洲大革命为历史分期，划出布尔乔亚文化从革命、进步转向反动、颓废的分界线。他从“表现主义论争”起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有力否定，就建立在这一颓废文化的历史界定之上。二战后，他明确提出，尽管现代派文艺中常含有“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成分”，但其“美学意识形态”正是资本主义物化的必然结果和资产阶级颓废的历史表征。 [7] 而正是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等讨论中最早确认，中国“反右”运动发起之后，茅盾《夜读偶记》中对“现代派”的意识形态清理，其实类似乃至来自于卢卡契的基本思路。 [8] 我们也可以结合《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再补充道：当中国在50 年代末利用卢卡契的理论来完成对西方现代派的全面否定时，卢卡契本人却因为匈牙利事变而在东欧和中国都成为批判的对象。

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 - 1971）

三

这里就涉及卢卡契同样著名的另一面：他批判现代派，是为了捍卫19 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进步传统，但却从未服膺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卢卡契的“世界文学”观中，西欧和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国际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进步发展。 [9] 即便在他30–40 年代旅苏期间，他也没有真正认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意义，尽管迫于斯大林主义重压，他表示过“口头支持”。直到晚年接受访谈，他还自豪地说，虽然曾“阳奉阴违”，但他在文学批评中一次都没有用过“革命浪漫主义”这一概念， [10] 而我们知道，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配方”。因此，卢卡契在匈牙利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所主张的“去斯大林化”，不是“西方化”，而是至少在社会主义文艺中重新激活“批判现实主义”的进步能量。他对索尔仁尼琴早期作品的强烈推崇，即是明证。洪子诚讨论5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主义大辩论”，特别提到卢卡契有两篇重要文章收入中国的《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而“卢卡契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里，被看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第260 页）

《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一辑），1958年版

现实主义论争曾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星图的再绘制，关乎世界文学的建构、解构、重构，正因为它代表了文艺困境在社会主义世界的联动。重访这场涉及苏联、东欧、中国乃至“部分西方左翼文学界”的“现实主义大辩论”，洪子诚一上来就通过引用这一“联动”的中国当事人秦兆阳来说明，困境是“带世界性的情况……所以才更加难以克服吧”（第244 页）。洪子诚的探讨以“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批评家对更“广阔的道路”的寻找，不仅曾和卢卡契形成了隐秘的呼应，而且也和另一个东欧国家南斯拉夫的作家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构成对话。当然，和卢卡契一样，维德马尔的观点也随即受到“中国同行”的“讨伐”，《日记片断》成为“典型地表达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文字”（第265 页）。维德马尔援引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列宁的文字也是卢卡契和许多“保卫现实主义”的左翼批评家们反复引用的），希望不要用“思想倾向”来决定一切，而为“艺术创造”留下自由空间。苏联方面出面批驳维德马尔、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权威性的，是里夫希茨，他不仅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而著名，而且还是卢卡契旅苏期间的思想挚友，直接影响了卢卡契的现实主义论。正如我在上篇书评中所说，洪子诚的解读揭示出“批判”中更深的历史反讽，他发现里夫希茨虽然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在观点上其实无形中靠近了他所要反对的维德马尔。这样的微妙翻转，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困境的联动中，反复出现，也只有通过苏联—中国—东欧的多重文化政治叠印，才能从历史中间离而出：这或许才是洪子诚所谓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他在另一章告诉我们，到了1960 年，中国作协的结论已经将国内文艺界的“反党集团”和“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铁托集团”连成一线，这等于是世界文学的“反面教材”的星座，或曰一种更深的东欧叠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第一集），1958年版

四

洪子诚这样结束他对“现实主义大辩论”的再解读：“在苏联和东欧，到了60 年代，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分野和冲突的尖锐性已大大降低，现实主义是否可以、需要吸纳和包容‘颓废派’的现代主义，成为辩论的焦点”。（第276 页）法国共产党大作家阿拉贡，努力在西欧推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了60 年代也感叹：“现实主义是一只左右两舷都遭到斧劈的船”。左边有独霸“现实主义”的教条公式，而右边的海盗是要“消灭现实主义”的“现代派”（转引自洪著第49 页）。阿拉贡是在哪里发出此论呢？是在东欧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布拉格。借着纪念卡夫卡的机会，布拉格也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窗口。不论是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西欧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要求现实主义向“现代派”打开窗户的声音一再出现。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保罗·雷曼在50 年代研究卡夫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费歇尔给予卡夫卡极高评价，而1963 年在布拉格附近举行了卡夫卡讨论会。这一切究竟是《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作者、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加洛蒂所说的早春“燕子”，还是民主德国代表们口中所谓的“蝙蝠”夜行？（第161–162 页）这样的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才有意义。

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法文版，1963年

不论是重新激活批判现实主义的丰富遗产的努力，还是力图包容现代派并拓展现实主义边界的开放态度，都是洪子诚所说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内部的反思”。60 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文艺和西欧左翼思想之间的些微联动，在洪子诚看来，也和中国当代文学在“十七年”的某些异质性，有所重叠。这并非“直接影响”，“而是源自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各自遭遇的相似难题”（第183 页）。克服难题的种种努力还是归结为“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第182 页）。洪子诚通过当年的日本评论细致地辨别出，50 年代后期苏联影片在西方所获得的成功，“正是基于对‘苏维埃型’的‘精神未解体’的人的情操品质的动人展现”（第200 页）。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关于“人的和谐发展”的更早论述，也还是出自匈牙利人卢卡契对现实主义“伟大传统”的总结。“难题”的相似性和联动之中，社会主义中国显然在60 年代走向更激进的路线，力图彻底克服并超越“人道”的范型。于是，在洪著中，另一处东欧叠印出现了。作为东欧的“另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在50 年代末已经遭到中国抨击，维德马尔回应苏联、中国和其他东欧批评者的文章，中译只见于内部发行的刊物。而到了60 年代，对“苏修”的大批判成为中心任务，南斯拉夫反而在中国的视野中边缘化，南斯拉夫中篇小说《娜嘉》由作家出版社内部出版，只是“黄皮书”中并不显要的一例。不过，从这本“黄皮书”的《译后记》，洪子诚找到《娜嘉》这一“论争性小册子”当时在南斯拉夫国内的命运，由此考察“自治社会主义”的文艺制度和文化生活，看似随感式地得出了一个关于人道主义的隐微论点：“在这里（指在南斯拉夫——引者注），‘抽象’的人道主义产生了它的积极的效应，一种重要的心理要素：拒绝被某些‘形容词’轻易支配，不会轻易相信有些社会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而对人道主义的抽象性大加鞭笞，在内部不断确认新的敌人，并通过形容词（“帽子”）的增殖来加以定性和命名，却似乎正是中国激进左翼文化政治实践的新起点。

因此，东欧的叠印并不是指彼此的相似，反而是一种关于内在差异的间离效应；困境的联动也并不是说历史展开路径的相同，而是指差异在“相似难题”中显现。东欧和中国曾同属社会主义世界，曾在这一普世星空下有过较多联系；东欧也成为人民中国的国际主义视野的一部分，但又遭到否定和疏远，真正的互相对话和理解并未发生，却在文化政治困境的联动中形成历史“印痕”。（第242 页）叠印所彰显的往往是错位，“相似”也必然包含歧途。

洪子诚没有将这些“印痕”简单地归于历史的“荒谬”。他在不同的社会主义文艺取向的叠影中走向历史的纵深。最终，他引用当年南斯拉夫一位批评家对波兰新绘画的评语，提出东欧文艺在克服“日丹诺夫式的公式主义”的过程，是不是会有滑入另一种同样“可怕”的新公式的危险——那种新的公式主义就是西方现代派。（第242–243 页）洪子诚进一步把中国和东欧的争论问题化，而且联系到至今未解的困惑：“但‘现代派’就意味着处于文艺“ 进步 ”阶梯的高层吗？……那么，究竟是透明的还是污浊的？”（第243 页）

五

“国际悲歌歌一曲”，这是毛泽东早年的诗句。巴黎公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坐标（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布莱希特的史诗剧都会写到它），《国际歌》是全世界革命者的“通用语”，一度成为苏联的国歌，1965 年《东方红》（歌舞史诗）的结尾也是全场合唱“英特纳雄耐尔”。而在“文革”岁月，中国的激进派开始宣称：“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第15 页）。“文革”力图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业，提供新普世经验，而对这一不断极端化、纯粹化的文化革命体制，洪子诚的评价是一贯的。在新著中，他将中国“样板”的普遍化总结为“肥皂泡”一样的“幻影”——我2008 年在巴黎当交换生时，赶上中国芭蕾舞团在法国重演“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是艺术交流的“盛事”，但当然已没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旨——洪子诚的评语也让我联想到，“文革”结束后，郭沫若（“郭老”）揭批“四人帮”的“样板”实为苏俄20 年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中国翻版，而茅盾（“茅公”）则指斥“三突出”的艺术方法不过是法国绝对王权时期古典主义戏剧的教条糟粕。郭、茅两位中国左翼文化巨擘，亦皆为中国文艺的世界构造的推手，他们在人生最后阶段对“文革”的批判，各不相同，却都从一种世界文学谱系来表述，这一点颇耐人思量。而同样可以补充的是，在“文革”结束前，东欧的“历史经验”仍曾最后一次遭到教条地引用。极左势力攻击“四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以“匈牙利事件”为“殷鉴”，卢卡契和裴多菲俱乐部在中式政治批判中依然有“陪绑”的待遇。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