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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男孩问how
女孩问why
文 | 林奕华
林奕华：香港舞台剧导演，作家。编剧。
| 林奕华按：|
在说创意课上，一位同学分享了一段儿时经验：
「我忘了是几岁的时候，五六岁左右吧，爸爸妈妈常常说我是捡回来的。每晚爬上床后，他们那些话不断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之后，我开始观察自己的样子，每天花上很多时间对着镜子，看看自己跟他们有啥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因为小时候看过不少电视剧、故事书，都会讲到后母或后父怎样恶待不是亲生的孩子。我因此受到影响，除了害怕父母真的可能是养父养母外，又产生不同的幻想，想像着爸妈捡我回来的原因，或从哪里把我捡回来。」
这种想法应该很多人都有过，包括我自己。
儿时的我偶尔也会胡思乱想，如果自己真是被捡回来的，那某处应该会有更好生活条件，给我买更多玩具的父母在等着把我领回去吧。想着想着，便开始提出反问 , 真有这样一日，自己会作何选择？会不会后悔？连兄弟之间的感情也考虑在内：父母换了，那一起长大的伙伴舍得吗？
但不论如何，这些小时候的「思考」，绝少脱离同一点：「爱」。
可以是由于欠缺爱，也可以是对更多的爱有所渴求，我们大都从这个原因开始让小脑袋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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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成长中的小男生和小女生，自然而然会在思考方式上出现分歧。
男生在小时候想的，大多与「行动」有关，例如跟伙伴玩什么游戏，如何欺负女生更能取得成就感，或跟讨厌的人如何分出高低胜负等。问号背后，无一不跟才能、体能、竞争扯上关係。
小男生关心的，一言蔽之，就是找寻途径的「如何（How）」 ——也就是社会一直鼓励人们遵从的基本生存法则。
而这种可说是按「男性」思维模式发展的生存法则，又得到我们的教育制度大力推许，从而给多数人灌输了名叫「定律」的观念，就是无论发生任何状况任何问题，「多说」属于「无益」，最佳面对它们的态度，便是以极速时间和最低成本的「方法」把问题解决，总之一切以「务实」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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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性别的本色也可以被社会所改变。若说女性天生浪漫，但随着时代转变，今日女生们也已适应，甚至乐于和男生一样奉行以「如何」的思维模式处理感情纠葛。
按道理说，这样的态度若真标志两性是站在观念一致思想同步的基础上往前走，那么，号称男人女人分别来自哪颗星的理论岂不都成过去？
偏偏，「如何」到底仍是学习得来的外功，女性念念不忘的仍是「为何」。就像，「她」被爱了，却仍然会问爱「她」的那一位：「为什么你会选我？」。
原因是，今日的女性虽在多方面有着与男性平起平坐的权利，但真要涉及存在价值，「我是谁？」的疑窦，还是如影随形。或更应该说，从小开始，女生被培养思考的终究问号，其实是「我是谁的谁？」
—— 皆因必须属于某人，某团体，「她」才能从被接受的安全感中找到下一个问号：以「我是谁？」来引伸的「我是唯一的吗？」。
「被爱」，亦即在爱人口中获得的肯定：「我爱你，因为你是你。」，虽不会完全中止女性一生在「为何」之中反复往返，但至少能把她们出于「自我身份危机」的焦虑舒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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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女性思考的那个「谁」，如是成为反客为主的「主体」。
这个人即便没有眼睛、没有面目、没有身体，但只要一日所谓的「真命天子」未曾现身，它的阴影便会长期笼罩，致使女性内在的不安定感亦无法消除。
这种焦虑尤其容易反映在影视文化和有关的商业产品上。近年甚嚣尘上的「剩女」风云，就是以一个「潮语」来达到恫吓女性必须以消费填补「遇又非偶」的空虚。
吊诡的是，女性一方面明知道理想男性在现实中是凤毛麟角，另一方面，社会又不遗余力把男性的形象搭建得愈来愈高大。
虽然这个反差也是「必然」的： 日常生活中男性自我形象越萎缩，银幕上的英雄心理便越膨胀，最后促成的结果只有一个：
女性纷纷投入虚构世界里等待心仪的那个人找到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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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呢？无改从小便学会的行动胜于言语：用行动「追」。
台湾青春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票房上大收旺场，教多少不敢造次的「宅男」们在银幕下看得眉飞色舞，正正因为电影完全符合他们对自我能力的要求：哪怕没有实际行动，也要懂得「如何追」。
男性会把自己放在「猎人」的位置，但女性既不甘心当「猎物」（否则不会有「公主病」），也不愿意转过头来把自我想像成「猎人」，《那些年》在她们看来是一样奏效的「爱情片」，因为片中的女主角与所有普通女孩无异，能从思考「浪漫是什么？」之中享受身为「女性」的乐趣（才能把爱慕存放心中老而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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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银幕上有人主动，有人被动的「爱情」，现实里却更多情况是「敌不动，我不动」，然后双方「寸步难行」。
两性在立场上的对峙局面，造成他们在感情路上的各种「错过」。然而他们却情愿相信是时间不对，要求不对，连对象也不对。类似盲点，又该用「如何」还是用「为何」来解决？
试想人人面前都有两本参考书，一本叫《如何》，另一本叫《为何》，更受欢迎的应该是前者吧。谁叫生活在什么都讲求实际效益的社会里，计较眼前得失的人多，追求在思想领域里策马驰骋的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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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连对象是零的寂寞人，即便问多少次「如何」也不见得马上遇上对先生或对小姐。
至于已有固定交往对象者，一旦发现彼此因了解不足而产生矛盾，念念有辞再多的「如何」也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感情问题真的出现疑难杂症，光是一个人愿意吃的药可不能治好两个人的病——不是有说「甲之灵丹，乙之砒霜」？
既然情感没办法用「如何」来解决，那为什么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改为由浅入深的多问几次「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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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考在情感问题上的「为何」，必须得追溯个人情感认知的历史。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情感样态，甚少不是来自家庭、父母。只是中国小孩不像西方小孩般，从启蒙阶段便被鼓励主动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 因而更早学会与别人坦诚的互动。
反观中国人的社会里，情感的最大推动力往往是「责任」。正如回报父母的爱，只有「一种」方式是最被认可的：顺从（又名「听话」）。
只是，当爱因沦为条件制约变得消极，爱与被爱，便有可能变成饰演为了权利跟义务角力的双方。
中国人的伦理关係，一直离不开权力高于情感，以致子女对父母的情感，往往出于表面上的「敬畏」，背地其实是「害怕」，于是连带「孝」这个字也带着「放下自我」的色彩：知道「如何」，不问「为何」。
程青松与柯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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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于父母对于我们的鞭策，变成我们从小对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成长过程中难免又被各式外在的原因——例如经济压力——内在化成心理压力。
为了逃避压力的束缚，对于父母的责任感便慢慢被异化成对爱的「疏离」。「疏离」的不止别人，其实还有自己，这便是幻想更能令人投入，而真实只有「赶客」的原因：唯前者能叫我们通过爱上对象来重新爱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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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追寻的「爱人」，总有着我们欠缺的条件，故此，我们以为自己爱的是某人，实际上苦头吃尽，都是在填补自觉不足的那个「我」。
这补偿心理原来自小便影响着我们的成长——除非家庭里从不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捡回来的」（不够好），否则，纯粹发自内心的恋爱很难在现实中开花结果，因为「爱」这个字永远带着太多家庭、社会，以致传统加诸我们肩上的「不能承受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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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回到最混沌的问题：什么是纯粹的爱？在我这个创作人看来，它与追求原创的原理并无二致。
纯粹的爱情一如创意丰富的作品，在现实中是如此的物以罕为贵——今天有人要创作剧本，或开拍电影，最看重的是手段（「如何」）而不是目的 （「为何」），同样在爱情中，大家注重的是成果（「如何」），而往往忘了初衷（「为何」）。
也许是「爱情片」与「爱情小说」早已成了「爱情」的范本，致使对于「爱情」的追求往往是看到别人拥有便觉得自己同样需要，而并非诚心诚意的问「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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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叫好叫座被放在这个时代的显微镜下一放大，恐怕教我们看见现象多于爱情本身：
在别人的纯情岁月里，只会折射出更多「孤儿们」的眼神：幸福与（还不知道「我是谁」的）我无关。
而且看过电影的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其中的比喻：片中男主角父子吃饭时穿什么？
是坦荡荡赤条条的什么都不穿。
What Is Sex？
2017非常林奕华舞台剧《红楼梦》
时间：4月21-22日19:30
4月23日14:30
特别加演4月22日14:00
地点：北京保利剧院
票价：880 680 580 380 280 180 80元
优惠：加演场680和580元演出票享9折购票优惠（仅限22日14:00场）
购票链接：https://h5.koudaitong.com/v2/goods/1ya7ffeovg7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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