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的新闻，常常让我想起多年前一起相似但又很不一样的事件，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10月22日晚上，全美国的人都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们的总统发表特别紧急讲话。
7点，约翰·肯尼迪的声音传遍了美国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废话，直入主题：
“晚上好，我亲爱的公民们。正如我们所承诺的那样，政府一直在严密监测苏联军队在古巴岛上的军事部署。近一个星期以来，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个被囚禁的岛屿已经准备了一系列进攻性导弹发射场……美国政府对这些证据做了确认并且对我们所将采取的对策做了全面的评估，我们觉得有义务向你们报告这次新危机的所有细节。”
和防御性的萨德不一样的是，古巴的导弹是进攻性的核武器。正如肯尼迪指出的那样，“这些发射基地的唯一目的，是对整个西半球实施核打击”。
其中一批发射场可攻击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整个美国西南部，而另一批尚未完工的远程导弹发射场，攻击范围则覆盖北至加拿大、南至秘鲁的整个西半球。
也就是说，这批导弹足以摧毁美国本土几乎任何一座城市，从纽约到芝加哥到西雅图，无一能够幸免。
在那次导弹危机之前，美苏之间已经进行了几年疯狂的军备竞赛。再往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刚刚结束十几年，年长一点的老人甚至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
在我们的中学历史书上，古巴导弹危机只是短短的一两句话。但对那一刻、那几天、乃至那一代的美国人来说，危险和恐惧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孩子会急切地问父母老人，会有战争吗？而长辈们抿抿嘴，他们也不知道，无法给孩子许下虚幻的希望。
当时美国军方鹰派主张强硬回应，痛击苏联。一旦如此，两个核大国全面开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不可避免，世界接近核毁灭的边缘。
但肯尼迪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在他的坚持之下，美国和苏联进行了秘密谈判。13天之后，双方达成一致各让一步。
这是可能毁灭世界的13天，也是美国人最担惊受怕、生活在恐惧里的13天。那几天，报摊上天天排起长队，人们焦急地想要知道最新的消息。
肯尼迪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无论他的个人私生活存在多少污点，但光是这13天，已经足以让他青史留名。
2、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个时候普通美国人对待古巴和苏联、以及对待古巴人和苏联人的态度。
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那么多美国人走上街头，嚷嚷着要砸掉古巴移民和苏联移民开的杂货店、咖啡馆和小酒馆？
有没有那么多美国人，痛斥古巴做了苏联爹的走狗，宣称自己要抵制古巴雪茄，甚至是去砸烂一箱箱俄罗斯伏特加？
有没有那么多美国人，义愤填膺地冲到古巴餐厅和俄式餐厅，指责那些正在吃饭的同胞是走狗美奸卖国贼？
有没有那么多的美国商店，急着把所有的古巴货苏联货撤下柜台？
有没有那么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去煽动愤怒的情绪来为自己谋取名声或者利益？
可能因为年代久远，很遗憾我没有找到任何这一类的资料。
那几天街头抗议的图片倒是找到不少，从纽约到旧金山，全美各地都有。但那些集会，主要是批评美国政府开展核军备竞赛导致局势紧张、要求联合国和肯尼迪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甚至是抗议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
我想这些抗议，应该也对肯尼迪和白宫的决策，有一些推动作用。
更可以作为参考的，是肯尼迪在导弹危机8个月后的1963年6月10日，在华盛顿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毕业典礼上做的一个演讲。
在那次演讲上，肯尼迪谆谆告诫美国人，要把苏联政府和普通的苏联人区分开来。
他说，“没有哪国政府或哪种社会制度邪恶到我们必须将其人民看成一无是处。作为美国人，我们对苏联深恶痛绝，将其看成是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否定。但我们仍然可以为苏联人民在许多方面的成就喝彩，为他们在科学与太空技术、经济与工业增长、文化以及敢作敢为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喝彩。”
他说，“在我们两国人民的诸多共性当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我们对战争的共同憎恶。我们两国从未交战，这在世界各强国当中几乎当属绝无仅有。”
他甚至对苏联人所承受的战争苦难表达了同情：“在战争的历史中，没有哪个国家曾经遭受过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更为深重的苦难——至少有两千万人失去了生命；数不清的家庭和农场惨遭焚毁或洗劫；三分之一国土（包括近三分之二的工业基地）成为废墟，损失相当于美国芝加哥以东的全部国土遭到毁灭。”
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听进去了这些话，但是我想，认可这样理念的人，一定不会去砸苏联人的店，也一定可以在对苏联导弹的恐惧之中仍然气定神闲地吃着俄罗斯菜喝着俄罗斯伏特加，而不会觉得自己正在助长敌人的气焰。
国家和国家之间也许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利益，但人民和人民之间是可以交朋友的。
即使不交朋友，也不必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无论国家和国家之间如何交恶，人民和人民应该心平气和。
无论政府之间如何争吵，民间的交流和友好不应该受到影响。
只有失去基本情感的机器，才会把对另一个国家政府的愤怒，无节制地变成对那个国家的人、乃至对那个国家所有一切的仇恨。
3、
肯尼迪的那个演讲，振聋发聩。不光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几段，其实通篇都值得一读再读乃至全文背诵。尤其是对今天许多中国人来说，那个演讲提供的是一种已经稀缺的思维方式。
因为是在大学演讲，他首先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赞扬：
“约翰·梅斯菲尔德在其对英国大学的赞美之辞中写道，尘世间很少有事物能与大学媲美。这话在今天同样千真万确。他指的不是高耸的塔尖和雄伟的大厦，也不是绿树成荫的校园和攀满藤蔓的墙壁。他说，他赞赏大学的辉煌之美是因为在这里憎恨无知者可孜孜求学，谙悉真理者可解惑于人。”
那之后，他开始提到了一个今天的我们看起来有点过于宏大、虚无乃至可笑的主题，世界和平。这个演讲，也因此被称为“和平演讲”。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年代的美国人生活在对战争的切身恐惧之中，和平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有着更加迫切而重要的意义。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那时有很多美国人，不相信和平能够实现。
但肯尼迪所说的和平，不是那种大爱无疆的理想主义小清新抒情，不是嬉皮士和中产阶级营造的虚幻迷梦，而是在这个充满冲突、争执、不同、争吵的世界上，国与国以及人与人之间，为了实现生存而所必须走的唯一道路。
他说，“我们要将精力转而投向一种更实际、更可能实现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实现不是依靠人类本性的突然巨变，而是依靠人类习惯的逐渐演化，是依靠符合有关各方利益的一系列具体行动和有效协定。”
他说，即使有了这种和平也依然会存在争执和利益冲突，正如家庭和国家内部存在争执和利益冲突。世界和平犹如社区和平，并不要求人人都爱自己的邻居，而只是要求大家相互包容地同处在一起，将其分歧诉诸于公正而平和的解决方案。”
“我们既不能对我们之间的分歧视而不见，也应当着眼于我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可以解决这些分歧的方法。即使现在不能消除分歧，至少也可以帮助世界在存在多样化的前提下保持安全。”
“要记住我们不是在参加一场辩论，因此没有必要罗列论点。我们不要在这里指责别人或指手划脚地进行评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的世界。”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词，“求同存异”。
所谓的和平，无非就是求同存异。不一定要相亲相爱，但一定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倾听对方的诉求，理解对方的担忧，尊重游戏的规则。
这样，才能心平气和，找到那个最大公约数。
就像肯尼迪说的，“我们毕竟都居住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珍视我们子女的未来，而且我们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