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的舰队是在公元1511年攻陷马六甲的。与此同时，大明王朝却把面朝海洋的大门重新关上。这一阶段，海洋之于中国的印象，更多是近海愈演愈烈的倭寇之患。从战略上看，郑和船队在远洋事业中所占得的先机，已是荡然无存。不过就这点来说，倾心于大陆的中央之国并不在意。即使后来，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国家，先后试图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中央之国最终也还是通过“地利”及自身巨大的体量，将欧洲透过海洋传导过来的压力所化解。只不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技术差从量变拉升到质变程度，差距就很难拉平了。
为了搞清中国在大航海时代的定位，以及华人在南洋地缘结构中的现状。暂时需要我们把时间线从葡萄牙人的航迹偏离出来，从更长的时间段，来审视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得失。技术层面看，真正让西方有能力压倒庞大的中央帝国，并且将后者变身成为自己的“半殖民地”（姑且借用一下这个标签）的力量，源自于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欧洲所开启的工业革命。机器取代人力、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不仅在生产力方面，抵消了中央之国原有的巨大人口优势，更在军事技术上，让欧洲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落败，及其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就是这一技术代差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爆发。也正是在此后，中国被迫进入了技术、社会、文化全面求变的“近代史”阶段。
对于古老的中央之国来说，这一变革期是异常痛苦的，并且不得不对一些固有理念做出改变。就清王朝最后半个世纪的变化来说，最有地缘意义的有两方面：一是放下天朝大国的身段，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理念，开展“洋务运动”。换句话说，就是试图在不改变固有政治、文化结构的前提下，进入工业时代。这与日本当时所走的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战略有着本质的不同；二是被迫放松了对人口的管制，允许大量人口流入国内未开发地区及海外。其中向东北移民的行为被称之为“闯关东”；去海外谋生则被称之为“下南洋”。
大量中国北方之民移入东北地区，本质还是大陆开发模式的延续，与2000多年前，秦征南越所导致的移民行为，并无本质区别。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地理大发现，随着东亚农业区人口的急剧膨涨，以及农业技术的提升，东北地区依然还是会得到开发。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满清政府出于为自己留后路的考虑封禁了东北地区，这个进程应该还会更早开启。
然而说闯关东事件跟地理大发现完全没有关系，也是不够客观的。中国人口长期以来的保有量，都是在千万级，一直到明朝后期才有可能破亿。及至清朝后期，更是膨涨到了惊人的四亿。这一切，都与美洲的被“发现”，以及由此传入中国的高产农作物有直接关系。土豆、红薯、玉米等源自美洲的农作物不仅高产，更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一些原来无法大规模蓄养人口的土地，也因此得到了开发。相比地理大发现，在“闯关东”历史中的间接催化作用，“下南洋”则完全可以被视为其催生的划时代事件。
中国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大量移入南洋之举，起点可以上溯到荷兰制霸东印度群岛期间。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在葡萄牙、西班牙双雄争霸之后，紧随其后崛起的全球性殖民大国，是16世纪末从西班牙统治中独立出来的尼德兰低地区，时称“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王权、神权至上国家不同的是，新生的荷兰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共和国。以至于被一些历史学家认定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
太阳底下无新事，商业阶层主导的“共和体制”并非荷兰人的创新。在地中海时代，威尼斯等商业共和国，就已经籍此主导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经济，进而获取政治红利。当然，商业模式有很多种，亦有优劣之分。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看似更重王权的国家，在海外殖民时，也经常会把殖民权特许给商人。荷兰人之所以更加的成功，在于他们的做法更加的纯粹，更加的商业化。
成立于公元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承担着荷兰在南洋扩张的历史使命。事实上，荷兰人以纯商业模式进行海外开发的起点，还要早于这个时间点。在公元1595年-1602年期间，荷兰商人先后成立了十几家进行东印度贸易的公司。精明的商人眼中并非只有竞争，更会看到因为减少竞争（形成垄断）而产了的超额利润。在政治家的建议下，各自为战的荷兰商人们，很快以股份制为基础，建立了统一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之所以在这里要强调一下时间点，是因为英国的商人，在公元1600年取得了女王特许，也成立了面向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单纯从这个时间点看，英国人似乎是以商业模式，主导殖民扩张的先行者。然而考虑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实际是把之前十几个小型东印度公司整合为一个大型联合体，且整合后的规模十倍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创者的称号其实应该是归属于荷兰人的。这一点，还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称：“联合东印度公司”看出。
实际上，荷兰东印度公司于西方殖民事业中的开创性，并不在于它法律层面的成立点，到底是早于还是易于英国，而在于其模式上的创新。简单点说，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东印度公司”，在运行模式上实际都是在模仿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且由此自身内部环境的限制，这些模仿行为都没有达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高度。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开创性，首先体现在它是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权力和风险、出资和收益对等，是一个基本商业原则。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商业合作中以出资份额，来确定收益分配比的“合伙制”模式都很普遍。不过这种合伙制并不是现代意义的“股份制”。荷兰人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两方面：一是有限责任。过往的商业模式中，投资人往往要承担的无限责任。即使企业破产，也必须由个人承担无限的偿还责任。这一模式貌似对债权人更为公平，但也让投资行为的风险被无限放大，进而降低了投资的活跃度。“有限责任”则是指投资人仅以自己投入企业的资本对企业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直白点说，投进去的钱赔了就赔了，投资人不用再对企业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仍有机会再进行新的商业探索。
荷兰东印度公司办公楼
二是证券交易平台化。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期成立的，还有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位于荷兰首都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包括与之配套的第一家现代企业意义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其上市交易的第一支股票，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这开创了企业公开向社会募集资本，并自由交易的先河，并且让一切交易都变得快捷而有章可循。一直到今天，成立已逾四百年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仍然吸引着众多荷兰内外的企业来此发行股票。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荷兰模式并非完全摒弃政府的参与。有限责任和证券交易平台化的想法，本身也不是新鲜想法。只不过，付诸实施则需要政府的认可和背书。从政治角度说，将荷兰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出来的“尼德兰革命”，是第一次成功资产阶级革命。“共和”体制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荷兰共和国”政府，从属性上保证了政治将服务于资本和商业。
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之于东印度公司的角色定位，仅仅是作为一个入股的出资方，并获取相应的红利（比例为18%），以维持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这使得私人资本获得了空前的安全感，并极大调动了荷兰民众参与海外扩张事业的热情。资本的主导，甚至让东印度公司在殖民过程中，几乎承担了所有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是权力）。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能够自行组建雇佣军性质的军队，并发动殖民战争，还能够发行货币、建立殖民地，乃至与有关国家订立政治条约。
总结下来，荷兰之所以能够以一个后发小国的地位，成为葡萄牙、西班牙之后，第三个建立海上殖民帝国的国家，来源于它的更加纯粹的“商业化”属性，这种明显的商业属性，甚至为荷兰赢得了一个“海上马车夫”的外号。如果之前仔细阅读过威尼斯共和国的成长史，相信大家并不应该为荷兰的崛起感到意外。也不会怀疑，商业资本对“政治”的控制能力。
不过提前解读荷兰崛起的因素，与我们正在展开的“下南洋”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荷兰模式在商业上如此成功，后来为什么又被不成功的模仿者——大英帝国所超越了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留待下一节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