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火了，经过这几天的传播发酵，人民日报借她树立了一个“阶层不固化”的励志人设，和菜头发文讽刺了朋友圈的追捧现象，而网友们也从“祖师爷赏饭吃”的文笔掰扯到了中产阶级的赎罪感……
身处舆论中心的范雨素没有走红的“自觉”，反而仓皇地躲进了深山老庙，说这是她人生中“偶遇的沙尘暴”：我没想过靠文字改变生活，我习惯了靠苦力谋生，而且我对劳动并不惧怕。
说得真好，不知道有没有让那些恶意揣度其文字的人惭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到底，《我是范雨素》之外的争论其实没什么意义，她的文笔好还是不好？看客们是跟风还是虚伪？质疑声是理性还是作恶？这些讨论太多了，而抛开这些，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篇长文，看看她描述的故事中所谈到的几个社会议题，思考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开始……
1.征地乱象与农民维权
正午故事在发布了《我是范雨素》后又补发了一篇约稿手记，里面记录了这篇刷屏文的写作背景：“因为遇到征地，心疼母亲，有感而写”。
范雨素的老家要建火车停靠站，村里征地，一亩地给两万二，村民们觉得不公平，于是组建了一支年老体衰的维权队伍上政府告状——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队伍里年龄最小的是60岁的队长，被“维稳的年轻娃子”打断了四根肋骨，范雨素81岁的老母亲也在其中，下场是胳膊被拽脱臼了。
一亩田补偿两万二是不是不公平，我们不好裁定，因为要看当地的政策和土地前几年的产值，但这里暴露出来的征地乱象与农民维权问题倒是可以好好捋一捋。
我国的土地征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的利益方包括国家、地方政府、基层干部、项目方和农民。
国家对土地用途有管制，在相关规划中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但农业的低产出和工商业、房地产业的高产出反差太大，使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创造GDP政绩而热衷于征用农地，甚至提前10年就用完了“农转建”的规划指标。
经济和政绩都是需要发展的，上任提前用光了指标，下任还是会想办法招商引资。
于是，不能合法转变用途的土地，就以租代征，反正对于村民而言，出租土地的收益更高；或者租而不用，打着投资高效农业、生态农业的幌子，占用耕地后拿来办工厂、建项目，又或是等待时机再高价转让，一租一赁之间都是利益。
既然是非法征地，那项目方肯定是有违法犯罪的风险。依据法律规定，违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其他耕地、林地10亩以上，就构成犯罪。
为了逃避刑事处罚，一些不法分子玩起了“化整为零”的把戏，采取分期分批租赁、假借亲朋名义等手段，就算被查，最多也只受到行政处罚。
至于确定了征地后给农民的补偿，又是乱象丛生。虽然土地是农民的，但经营、管理的实权却在生产队或者村委会，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模糊不清，且征地补偿的自由裁量空间甚大，管辖的地方官员就有了上下其手、借机寻租的操作空间。
基层权力过分集中，上级的监管也有漏洞，致使征地程序不公开、农村财政不透明，频频发生基层干部截留和冒领村民补偿款、虚报征地以套取国家补偿款的贪腐案件。
有干部贪腐就有农民维权，但结果总是以一种突破想象力的方式告知我们：中国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处境是多么弱势。《我是范雨素》中的维权行动让60岁老翁被打断肋骨，现实生活中的维权更是令人瞠目。
可能上访数年都没有结果——
可能维权中途就被当地的维稳势力打压——
可能被开进田地的挖掘机一碾而过，还被定性为误伤——
当资本、权力与个体利益产生冲突时，弱者往往只能以命相搏。回过头再看新闻细节，这些维权纠纷的战线其实拉得很长，几乎都可以用“由来已久”形容。发生命案，只是矛盾充分激化的最后一步。而在此之前，农民都遭遇过什么？
没有当权者愿意想这些，没有人愿意想灵魂。所以范雨素说，“神州大地的每个旮旮旯旯都是这样，都认命了”。
2.农民工子女就学
《我是范雨素》里写了两种孩子的上学现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去上公立学校。
一种是她雇主家的孩子，有钱，找了高校学霸做家庭老师，一种是她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们，没钱，也没户口，上不了所谓的公立学校。很明显，两者又是很不一样的。
尽管我国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所有儿童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但身在城市、持有农村户籍的儿童在接受教育时普遍又面临着两重壁垒：办证和交钱。
办证的手续繁杂，需要工作年限、相关证明、街道审核、网申，最后才是相关部门的联合审核，层层过滤下来，符合要求的农民工就屈指可数了。
同时，非本市籍户口的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时，大多会被收取一笔额外的费用，有的称为“借读费”，有的叫做“择校费”。尽管国家每年都会下发各种规定试图遏制收费问题，但依然屡禁不止。高昂的学杂费又将一部分农民工子女挡在了校门外。
上不了公立学校，上民办学校总可以吧，不是还有专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吗？
可是提到打工子弟学校，就连《我是范雨素》里的打工者自己都说，这样的学校一学期换好几个老师，“教学质量差”，在那儿上学属于“黑学籍”，不能保证继续升学。
况且，想上也不一定能上。从2008年开始，各地就开始关停大量不合格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合格的则纳入当地的教育体系，按照公立学校的标准招生。于是，不设限招生的民办学校不存在了，留下来的都是和公立学校一样设置了高门槛的民办学校。
不上学行吗？当然不行。看得长远一点，农民工子女现在缺失的基础教育，很可能在多年后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攀升的犯罪率回报给社会。父母们也看得明白，不读书是个恶性循环，既然不能在城里上学，那就回到户籍所在的农村。可这又引出了留守儿童的问题。
很显然，中国6千多万的留守儿童，并不是父母不想把他们带在身边，而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能力负担一个孩子在城市里的开销；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显得冷漠，大城市通过严苛的入学政策控制流动人口，为的就是把他们连同父母一起赶回家乡。
2015 年，贵州毕节 4 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他们是四兄妹，最大的哥哥 13 岁，最小的妹妹 5 岁。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爸爸外出打工，只留他们四个人自己照顾自己。这一新闻让留守儿童的问题获得了大量曝光，使它从政府和 NGO 的工作变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父母不在身边导致了家庭教育的缺位，给留守儿童留下了一道道心理创伤——
就算家里还有老人照看，可孩子的处境依旧不容乐观——
更刺痛人心的，是留守儿童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
在城里上不了学，在家里生活不好，这就是农民工子女所遇到的困境，进退两难，左右不是。
我们从小就听烂的那句“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在目前的城市规划中显然不太成立，网友们对这句话有了另一种理解——中高收入阶层的孩子，才是祖国的未来。但说实在的，别说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们不也整天愁孩子的上学问题吗？
3.突然出现又骤然消失的“无妈村”
《我是范雨素》里讲，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自从可以进城打工后，农村女人不自杀了，都逃跑了。一个奇葩词汇，“无妈村”，也就出现了。
这里说的“无妈村”，也叫“无妈乡”，其实是一个已经被证伪的说法。
2015年8月8日，几乎是同一天，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南省邵阳县的“无妈乡”。报道中提到，这个叫黄荆乡的地方，仅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中，就有132个孩子处于“失母”状态——除了母亲正常死亡，其中有116个孩子的母亲因为逃婚或改嫁离开了他们。
“他们中很多人几乎已经记不得妈妈的样子，或者根本就没有印象。他们想找，却不知道妈妈在哪里。”
一段段煽情的文字，一幅幅幼童的照片，一句句沉重的质问，直指人心。在这个强大的“情感气场”下，人们感受到的是强烈的震惊、同情和责备。但万事有因，一些进行跟踪报道的媒体陆续发现了事情的症结。
当时，对于“无妈乡”的产生，人们普遍把根源归结于一点：穷是罪魁祸首，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被经济大潮淹没。
然而，媒体后续才发现，驱使母亲出走的，绝不仅仅是贫困那么简单，该承担责任的，也绝不仅仅是那些母亲……贫穷之外，还因为她们频遭懒惰的丈夫家暴。更重要的是，这里大多数母亲，竟然都是被人贩子从更贫困的地区拐卖来的。
大家还记得前两年媒体广泛披露的“被拐女成为最美乡村教师”的丑闻吧？
20多年前被拐卖到河北农村的河南姑娘郜艳敏，因为出逃无望，无奈答应给其他成功逃走的被拐女留下的孩子当老师。
当地政府和媒体得知真相后，不说前去解救她、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反而将她评为“感动河北人物”，甚至消费她的苦难拍出了一部电影，将里面人口贩卖的事情极度美化——
正当我们集体抨击郜艳敏所遭受的这种病态对待时，“无妈村”的煽情报道却在炮制更多的“郜艳敏”：不仅要把被拐卖的妇女留下和抓回带给她们无限痛苦的“家”，甚至还想用虚伪的“道德光环”将她们永远绑架在那里……
《我是范雨素》里说抛弃孩子的女人都是捧着滴血的心在活，但现实世界里的“无妈村”可能是个例外。至于“异地联姻的农民工婚姻太脆弱”，大概也不太成立，古往今来，异地也好，贫富也罢，哪一对夫妻的婚姻不脆弱呢？
4.农村的女性地位
最后想简单提一下中国农村的女性地位，真的是一如既往的低下，《我是范雨素》里讲到的几个时间节点都可以作为论据补充。
一是在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范雨素的外祖父就把她许配给了房子连房子的邻居，为的是以后母亲能“帮衬舅舅”。尽管范父年轻时是个俊秀飘逸的人，但他跟范母的关系一点也不好，天天吵架。
二是范雨素12岁时因为暑假离家出走了三个月，回家后没能再上学。她说那个时候幼稚，不知道农村社会不能宽容一个12岁的女孩。尽管离家出走只是单纯觉得对地理很熟悉，没有任何原因和剧情，但家乡的人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能把人污名化的机会。
三是范雨素离婚后带着女儿回家时，她的大哥哥马上像躲瘟疫一样赶走她，不想给自己添麻烦。尽管母亲能够接纳自己，也曾是政治强者，但她不敢和中国五千年的三纲五常对抗，只能用爱来代替物质上的帮扶。
纵观下来，范雨素小时候没有接受学校教育，是因为大环境的不宽容，如果大环境没有嘲笑一个曾离家出走的小女孩，她就会继续上学，甚至有可能进入大学、走出山村。
之后，如果大环境没有嘲笑一个曾离过婚的女人，她就可能回到学校当老师，或者跟着大哥哥下田锄地，甚至再嫁给一个好男人，共同抚养两个女儿。
这里都是存在两种可能性的。但是由于大环境的不宽容不理解，就没有两种可能，她只能被动地被推向社会。几十年前农村的社会环境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刘亮程、郭福来、余秀华、许立志……这个社会有成千上百个“范雨素”，他们出身乡野，是中产文化的边缘人，却不是文化的边缘人，更不是社会的边缘人。
很多人欣赏《我是范雨素》是因为作者的身份，他们惊叹：“初中辍学的农妇也能写这么好？”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农妇”只是一种身份，文化是包罗万象的，外界俯下身来称赞底层人的优越感也不知道打哪儿来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文学上，因为她打动人的文字背后，是沉甸甸的社会现实，是每个人都曾见识过的新闻真相。
正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所说——从农民工子女就学到农民征地补偿，如若一篇好看的文字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公义的到来，也就能在实现文学社会价值的同时，展现人文精神的另一个向度。
这么一篇热文，提及了这么多的问题，然而我们却只在文笔优劣、动机善恶、互相攻讦的争论中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绞尽脑汁想要从范雨素身上挖掘出一些剩余价值，或是想要复制成功，或是想要自证高明，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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