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教授在浙江缙云“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上做了题为《民族志研究的研究政治与伦理》的主题演讲。
卜卫从此次国际暑期班招募公告中的一句话展开讨论：“‘作为方法’意味着对一种凝固的现成知识的跳脱和打破，意味着通过一种自反性的审视形成新的主体。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方法”就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卜卫回应道：“以乡村为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也是在对以往研究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挑战自西而中、自上而下的研究，触及中国发展的实质现实并帮助改变现实。“以乡村为方法”恰恰是强调去西方中心、城市中心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走向乡村，不仅仅是研究这一个乡村，而是要认识中国，进而认识世界与这一个乡村的关系。
一、“作为方法”研究的文献回顾
卜卫回顾了传播学领域最早的“作为方法”：台湾地区学者陈世敏在《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中提出方志作为方法（方法论），试图对抗“西方引进”，解决“中国化”/“本土化”的问题；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陈光兴（Kuan Hsing Chen）的代表作《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2006）对去帝国、去殖民、去冷战的问题研究；以及关于非洲作为方法的第三世界思想路线问题的研究；此外，还有非洲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知识分子”曼达尼（Mahmood Mamdani）（陈光兴在访谈中曾言：“曼达尼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他的经历、知识、实践横跨三大洲。”——编者注）、西欧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研究者意大利Bologna大学的Dr. Mezzadra“边境作为方法”问题的研究都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研究政治的提出和思考
卜卫以一个儿童和青少年与互联网跨国合作研究为例，分享了自己对研究政治的一些思考：
1.为谁做研究以及谁有设计研究议程的权力。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为谁在做跨国比较研究？谁能参与研究？研究结果如何利用？
2.在儿童青少年和互联网研究领域，谁的经验被充分照顾到？或者谁的经验被合法化为一个标准？
3.儿童在研究中的角色的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伦理问题。
4.关于政策框架来自哪个国家哪个阶级的情境的问题；
5.跨国比较的研究内容。研究内容或测量标准来自哪个国家，哪个阶层？谁的使用经验能够被看见并被赋予较高价值？如何从儿童视角来理解和定义适宜技术（feasible technology）？以及如何处理社会结构不平等与填平数字鸿沟的关系？等等。
6.如何认识商业调查背后的集团利益关系的问题等。
三、关于研究技术的思考
卜卫认为，没有理论的数据仅仅是一堆数据。但要提到理论，就又有了研究政治的考虑，这种理论来自何种社会情境，是谁的理论，理论解释更适合哪种社会和人群，并赋予哪些社会和人群较高的价值。讨论研究政治的前提是认识研究客观性，即研究不是客观中立的。卜卫同意知识论上的半根基主义的观点，她指出非根基主义指不存在理论或价值中立的观察和知识；半根基主义则在本体论假设上相信存在独立于人们声称之外的实体，因而半根基主义要求社会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指出“知识声称应具似真性（plausibility）或得到具有可信度的证据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卜卫说明，研究具有研究者对事实的建构性，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利益集团、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社会关系、权力关系、阶级等因素的影响。追求研究的客观性是要不断反省自己的价值观对研究的影响。
四、研究政治要问的六个问题
在讲座中，卜卫提到研究政治要问的六个问题：
1.利益群体对研究目的的影响。
谁为此项研究提供了资助？其目的是什么？研究者如何处理资助方的研究目的与自己独立于资助方的目的的冲突？研究者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如何理解这项研究的社会意义？
2.学术资源来自哪里？
每个特定研究领域大都有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就是这一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范例”或“模型”。它大致由中心问题、概念术语、命题、理论假设、研究方法、甚至研究盲点等要素组成，这些要素就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社会现象的参考准则。每个研究者都会从某个范式出发展开研究，但要明白每个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3. 研究问题来自哪里？是谁的研究问题（哪个阶层的问题）？研究要为谁解决问题？
4. 收集数据的过程：研究者找谁收集数据，以及在观察或调查时关注或陈述哪些事实或数据等。
5. 如何解释事实和数据，即研究者采用何种理论框架或假说或理论视角来解释事实或数据。
6.如何使用和推广研究结果。在批判的社会科学研究架构下，研究结果的使用与推广具有政治性。我们可以尝试通过论文工作坊、政策倡导以及公众传播将研究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联结起来，不仅创造了聆听的公众，也锻造了研究者与社会的联结，从而参与维系或改变现存社会，使研究成为改变社会的催化剂。
五、批判的社会科学研究架构
卜卫指出，批判的社会科学取向最鲜明的三个特征是：
1.区别于实证主义的发现规律和诠释主义的理解现实，其研究目的是揭示隐藏的真相以赋权和解放人民，即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要通过认识社会来改造社会；
2.为了改造社会，批判的社会科学要向人们提供能够帮助他们了解并改变他们的世界的知识资源、工具、理论和行动建议。当这些探索出来的知识能够帮助人们真正了解世界并且采取行动改变它时才有价值；
3.批判的社会科学会采用一种鲜明的立场来展开研究。否定研究者有他自己的观点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一个观点。研究者的正当角色是做个“有变革能力的知识分子”。
卜卫还提到批判的社会科学研究架构中图构和参与行动研究与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工人文化研究为例，她说明“图绘”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流动工人的媒介使用、信息交流和文化实践，以及影响他们媒介实践的相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因素。在研究过程中，要不断地发现“局内人”自己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资料和知识生产不是来自学者角度的访谈提纲，不是为了学术发展“我要了解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了推动社区改变“我们需要了解哪些问题或知识”，即来自工人的文化实践。
六、研究政治、权力关系与伦理
研究的政治（Thepolitics of research）指的是，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资助方（经济）、专业领域发展、政治集团及其意识形态和行业内竞争等方面的影响。卜卫指出，作为结果，研究有可能成为一种对大企业/公司、对政治集团、对专业发展、或对研究者本人发展更有用的职业。这里面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研究设计、研究进程和研究结果。在讲座中，卜卫主要讨论了三种权力关系：研究者与资助方的权力关系、研究者与调查对象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小组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三种权力关系均与研究伦理密切相关。
七、民族志研究的挑战
卜卫在谈民族志研究面临的挑战时引用了郑庆杰的观点：“所有的质性研究的研究者都面临着主体间性、表述政治和参与行动三种困境”，其中主体间性关涉到研究者如何认识、理解研究对象的行动意义；表述政治关涉到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叙事和研究成果能否真实有效地表述研究对象的意义；参与行动则与能否通过一种联动与研究对象一起建构共同的行动场域的实践去改变现实有关。而作为研究者，对反身性问题的处理是从研究准备阶段开始的。
卜卫引用张祺的研究指出，在研究准备阶段，需要考虑以下三点问题：第一，作为两个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如何能够达成何种程度的理解？第二，研究者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跟他们是一样的吗？研究者表达出来的意义与所知所见有多大的区别？第三，研究者所做的事情对研究对象而言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吗？对研究者意味着什么？研究者应该怎么做才能建立一种“互惠”的关系？
面对民族志研究的困境，卜卫指出要从批判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思考批判民族志对我们研究的意义。她引用夏林清的观点说到：批判民族志中汇聚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民族志、弗莱雷的参与赋权研究、女权主义研究三股相互影响的学术传统。而在方法论意义上，卜卫认为，批判的社会科学承认并公开表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着眼于社会权力关系的现实存在，否认存在“价值无涉”的绝对“客观”研究，力求通过知识的生产改善现有社会结构——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成为批判民族志工作者的伦理基点。
作为行动主义者，卜卫在讲座最后还向学员介绍了“同心桃：桃园结益”项目在探索生态发展道路和社区支持农业（CSA）上的实践。
（整理：白洪谭；经原作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