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蔚：键盘侠永远看不懂《我不是潘金莲》

文 | 张天蔚

如果谁抱定看一部揭露上访黑幕电影的期待，一定会大失所望。李雪莲的上访，不过是一颗带有荒诞基因的种子，在冯小刚的精心浇灌之下，吸饱了整个官僚系统提供的“养分”，才终于成长为一棵蓬勃的荒诞之树。

李雪莲的先后两轮上访，都近乎无事生非——如果说前一次试图纠正假离婚，还勉强可以解读为建立在传统乡村伦理基础上的口头然诺，与基于现代契约关系的法律效力之间的冲突，后一次试图洗刷“潘金莲”之辱的诉求，则只能归因于一个执拗农妇的无知无畏和胡搅蛮缠了。

所以，当因“首长”的出现而启动整个官僚机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我几乎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样一起无事生非的上访，究竟能翻出怎样的花样。

和大多数评论者认为“首长”是这部影片中最大的正能量角色、甚至是为了过审而刻意塑造的形象不同，我认为这一形象恰恰是这部影片真正的亮点和最重要的转折点。在他出场之前，虽然李雪莲已经奔波得精疲力竭，但整个事件还在常规的轨道内运行，各色人物也大致各安其分地扮演者自己的角色。假以时日，这场茶杯里的风波终归会趋于平静。但随着“首长”的强势介入，整个官僚体系在应激模式下紧急启动而一发不可收拾，由此才渐次显露出全部的颟顸和荒诞。

▲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首长”

不知道是不是自行脑补过度，我总觉得在“首长”震惊和愤怒的表象之下，却是几乎难以掩饰的兴奋。作为“首长”，他居然有机会遇到拦轿喊冤的农妇，而且没有居高临下地将其喝退，而是耐心倾听了她的冤屈，并从中敏锐地察觉到基层政权的低效和颟顸，而他又恰好有机会把他的重要发现及由此产生的宏大领悟，向整个官僚体系转达和转嫁……这一切都实在太符合一个既肩负大任又爱民如子的人民公仆的自我人设了，他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不以一种“加强版”的力度，把这个形象塑造得更加栩栩如生。

而接下去的逻辑和事态，就实在太熟悉不过了。当一股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用于纠正一个并不存在的错误时，唯一的结果就是制造出一系列本来不该存在的新的错误。而且，正义得不容辩驳。

从此时开始，李雪莲的无厘头的上访理由，才显示出在整个作品中的关键作用。如果她确是因为某个真实的冤屈而上访，那么在来自“首长”的巨大压力之下，各级行政机关紧急应对，再大的问题都有望得到解决。而她的冤屈一旦解决，整个官僚体系的超速运转随之消停，表演随之落幕，其荒诞内幕也就再次被掩盖而无缘被我们窥见。而只有在由一位农妇设定的无解困局之下，这个失去了制动的车轮，才会把本来看似榫卯严整的官僚体系拖得狼狈不堪，进而暴露出它的僵硬和脆弱。

这就引出了我和许多评论者的第二个不同观点，即我不认为把李雪莲的上访理由设置的荒诞不经，是为了借污名化一位具体的上访农妇，进而普遍弱化所有上访行为的合理性。如果怀揣着如此阴暗的目的，冯小刚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拍摄一部主旋律影片，却不必在上访主题的钢丝上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平衡。

如果一定要找到哪里暴露了冯小刚的妥协和“鸡贼”，则在于他确实极小心地为每一位荒诞人物穿上了一件“正装”，以至于他们身上的荒诞感也变得隐而不露甚至不易察觉，即如“首长”的义正词严，或市长口中那些翻来覆去、似是而非的“思考”。悲催的是，这些掩饰的伎俩在骗过了审片者（也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同时，可能也蒙蔽了更多普通的观众，以至于没能读懂他那份苦心。

▲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至于在某些论者的笔下，冯小刚的姿态不仅可怜，甚至可耻，则缘于他们先验设定的一组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并以此裁剪、衡量远为复杂的现实。在这样的关系设定中，农妇与官员、墙与鸡蛋，任何创作者都只能二选其一，并因此而站上道德高地，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至于冯小刚究竟选择了哪边，且因此下场如何，几乎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如果现实和人性真的如鸡蛋与高墙那么清晰和简单，则世上将再不会有荒诞存在，也将失去所有艺术存在的空间。

以下是我写于多年前的一段文字，彼时《我不是潘金莲》连影子都还没有，但其中的故事却已经存在。为了避不幸者讳，我隐去了主人公的名字：

我是2000年认识的×××。那次是他和老伴一起来到报社找我，两个风尘仆仆的老人，保持着那个境遇下尽可能的尊严。×××原为江苏省泰州市电视大学的数学教员，后被校方以不胜任工作为名“编外”。1982年，他将自己的数学论文寄给江苏省委办公厅，要求鉴定其数学能力，并恢复教学工作。江苏省数学学会受托对其论文进行鉴定，判定其解题方法为错，他彻底失去了工作。×××夫妇就此走上上访之路，到他们找到我时，已经是他们上访的第十八个年头，而我则是他们找过的第N个记者。

他的乡音很重，弄清上述事实就已经相当吃力。要弄清他们的“诉求”就更加吃力，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诉求。按他的说法，他要的只是承认他的数学教学能力，似乎是否恢复工作已经不太重要。可是他拿出的各种证明，已经集中了全中国所有顶尖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各种和数学未必有直接关系的科学家，据称仅院士的签字证明就有500多份。这些材料已经足以证明他论文中的解题方法不错，江苏省数学学会也更改了自己的结论，却又没有恢复他的工作。

仅就当时的情况看，他要的，都有了；没给的（工作），他也未必在意。那么他究竟要什么呢？

绕过他曲曲弯弯的表述和很难听懂的乡音，我终于大致明白了他的最终诉求：他希望我能写一篇雷霆万钧的文章，直接惊动江泽民，他的问题才能解决。当时他反反复复念叨着两个名字：于成龙（当时正在热播电视剧《廉吏于成龙》）、江泽民。按他的逻辑，如今没有了于成龙，只好惊动江泽民了。

送他们到楼下，望着他们无助又坚定的背影，我知道他们此生注定要这么一路走、一路找下去了。

后来和各路报纸的同仁见面，发现大家几乎都认识这个×××。

当时面对那一对老人，我就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堵永远无法撞破的高墙。但这堵高墙变得牢不可破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意躲过甚至堵死了墙上原有的几扇出口。至于他们究竟为何作此选择，或在这个已经无解的死结中，他们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责任几何，真的恐怕只有神仙才能断得。

倒不是说这个故事与《我不是潘金莲》有多少关联，但现实比键盘侠笔下的非黑即白更为复杂，却是一定的。

写到此时，传来“金马奖”揭晓的消息，范冰冰没能得到最佳女主角奖，而且是败给了轻巧得多的《七月与安生》中的周冬雨和马思纯。意外，但也不是不可思议。

虽然这是一部只有女主、没有男主的影片，但女主的作用更像是一个舞台，不断拉来各色官员登台亮相。而公认的常识是，无论舞台背景如何变幻，出彩的永远是台上的演员而非舞台本身。况且，在泼辣难缠与弱势无助之间有点首鼠两端的人设（这或许才是冯小刚对政治正确的真正迁就），让范冰冰的表演也显得暧昧而犹疑。与此对照，有了张艺谋为其量身定制的“一根筋”人设，当年的巩俐是何其幸运。此外，圆形画面固然新鲜，但不得不大量使用的中远景构图，却极大地限制了对范冰冰面部细节的呈现，被迫放弃了最有效的表现手段，范冰冰没有得到预期的掌声，也不算意外。

其实范冰冰对好角色、好表演的期待和能力，已经无须这部影片来证明。她和一位并不大热的艺术片导演李玉的三度合作（《苹果》《观音山》《二次曝光》），已经充分证明她对真正的表演艺术的执着和渴望，而她在李玉极其风格化的影片中的表现，也强过这部《我不是潘金莲》。或许，一只公认的花瓶的宿命，就是要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花瓶吧。

（本文原标题：《遍地皆是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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