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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局抗日屡立功勋,百姓为何仍痛恨不已?

瞭望智库  · 公众号  · 政治  · 2017-01-15 06:18

正文


军统行动人员对抗战的贡献与牺牲不容忽视,但无可讳言的是,这些人良莠不齐,其出身既有学生、军人,也有帮会份子、地痞流氓,甚至不乏戴笠网罗的亡命之徒。


文 | 孙潇潇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转载已获授权,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944年,戴笠(右)在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第四期培训暨第五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


国民政府为了抵御日军的进攻,需要灵活确切的军事情报;为了贯彻长期抗战的国策,需要不断打击和牵制沦陷区的敌伪;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需要对异己势力进行监视和镇压;为了维护后方秩序和经济稳定,需要查缉走私、检举奸商、监督水陆交通乃至展开对日经济作战。


这些,都成为军统局的主要任务。


1

内外组织急剧扩张




军统正式成立后,局本部(军统术语称内勤)与各地组织(外勤)急剧扩张。


1938年,军统正式在编人员有6721人,至1945年已发展至24725人, 而这一数字,尚未包括军统掌握、运用的诸多公开、半公开单位。


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军统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海外地区,布建了广泛的特务网,成为战时中国最庞大的特务组织。


军统内勤组织由特务处时期的科、股二级体制升级为处、科、股三级体制,各处的名目、执掌虽多有更张,但其核心的四处一室变化不大:第一处为军事情报处,以鲍志鸿任处长;第二处为党政情报处,先后以严灵峰、王新衡等任处长;第三处为行动处,先后以刘培初、徐业道、郑修元等任处长;第四处为电讯处,以魏大铭任处长。在四处与局长之间有秘书室,设主任秘书一人为幕僚长,先后由郑介民、毛人凤担任,负责批阅各处文件。以上四处一室,基本支撑起了军统最主要的特务工作。


军统外勤组织仍然维持特务处时期的区、站、组等层次,但其数量大幅增长。 除在国统区与沦陷区有所布置外,军统还积极拓展海外组织,在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乃至美国、印度、埃及、英国、法国、苏联、土耳其、秘鲁、智利等地建站建组。至1944年,军统外勤组织达到全盛状态,共有情报及行动单位709个。


此外,为了便利开展特务工作,军统掌握、运用了大量公开、半公开单位,包括各地警察局、各战区长官部调查室、集团军司令部调查室、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合作所等等。


抗战期间,军统共计搜集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国际等各类情报1,021,863件,可谓数量极多。只不过情报的作用往往隐而不彰,也较少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故而后人很难量化这些情报的实际价值。


2

“军统七姐妹”难称信史




除电讯侦译外,情报人员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潜伏陷区,或假意投敌佯任伪职,也是军统搜集情报的重要手段。


潜伏陷区方面,以军统设在汉口机场附近的防空情报分台为例,当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分台情报人员杨敬先以杂货店为掩护,侦查敌军飞机起落情况。


每当上午6时以后,敌军机场开始忙碌起来,杂货店生意冷清,杨敬先即爬上高不及两尺的小阁楼,监视敌机行动,然后把密藏在天花板内的小型收发报机取出,平卧在货堆中,将敌机升降情形,以简电报告重庆。


每组简电仅有9位数字,可以代表一份完整的防空情报,如324640635,首位数字代表机种,第二至第三位数字代表数量,第四位数字代表飞行高度,第五位数字代表飞行方向,第六至第九位数字代表升空时间,这份简电大意即为:上午6时35分,敌轰炸机24架,六级高,向第四位方向飞去。


如通报顺利,用时不超过1分钟,故汉口敌机每次起飞轰炸重庆,重庆方面均能及时获悉,并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施放警报,疏散民众,使空袭损失降到最低。


佯任伪职方面,以南京情报组为例,组长程克祥佯任南京日本大使馆翻译。副组长彭盛木为台湾人,先后佯任周佛海秘书、汪精卫翻译、伪调整国事会秘书、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嘱托及伪中央储蓄银行总裁秘书等职。


举凡周佛海参加的敌伪会议,乃至汪精卫与日寇要员之私人会谈,皆由彭盛木将全部会议记录密报重庆军统局本部,深获戴笠嘉许,其情报考绩曾在军统名列第一。


除了派员潜入日伪,军统对中共的渗透活动也始终在进行。 早在国共停止内战之初,戴笠便向蒋介石进言:“共党目前虽可接受领导,共同抗日,但不放弃组织活动,本党之组织斗争技术多有不如,复图利用之,恐将影响国家统一局面。”


另据台湾“国史馆”新近披露的《军情局档》显示,1937年,戴笠曾向蒋介石报告:“共党近在肤施设立抗日军政大学,本处在上海有共党路线工作人员四人已蒙认可,介绍前往受训。”


戴笠电报中提到的四人,包括后来被称为台湾“调查局之父”的沈之岳。沈之岳在延安潜伏了一段时间,又调到新四军中工作,后来直至1939年身份暴露,才被迫撤离。


自此以后,因中共防范严密,军统再也没能成功派人潜入延安。至1942年军统内部会议,高层干部不得不“切实检讨,对共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


军统因从事对日情报工作而殉职者不少,但令人感慨的是,由于军统以“无名英雄”相标榜,故其殉职人员的史实长期以来鲜为人知,道听途说竞相纷起,颇使读史者难辨真伪。


以流传颇广的“军统七姐妹”为例: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中国远征军新38师撤往印度,途中突遭日军袭击,因突围无望,乃集体跳崖壮烈殉难,此后军统召开大会,对七姐妹隆重追悼,并由女少将姜毅英致祭词云云。此事娓娓动听,且被若干学术著作多次引用,实则疑点重重,不足采信。


因军统极为重视精神训练,编有《先烈事迹汇编》,备述殉职人员死难经过,以期后死者“发扬光荣历史,效法先烈精神”。《事迹汇编》搜罗全备,即便是遭遇自然灾害或交通意外而死的基层特务人员也都详细记录,只有抵罪伏法者或无据可查者才付之阙如。


既然七姐妹有“军统开会追悼,姜毅英致祭词”,显见并非上述两种特例,如此精神训练的大好材料,《事迹汇编》中竟无片言只字提及,岂非有悖常理?不仅如此,所谓七姐妹事,在军统文献以及远征军史籍中亦全无踪影,足见其事荒谬,难称信史。


3

戴笠对暗杀兴趣浓厚




抗战期间军统的行动工作,以对日暗杀(军统术语称制裁)、游击及策反为主。


戴笠对暗杀兴趣浓厚,在他看来,“国难严重若此,而汉奸又如此横行,非流血无以表现大中华民族杀敌锄奸之精神”。


在戴笠的严令和重赏之下,军统在抗战期间制裁敌酋巨奸515次, 举其要者,如:1938年击毙伪军政部部长周凤岐;1939年击毙伪外交部部长陈箓、伪交通部长李国杰;1940年击毙敌开封特务机关长及川贞作、伪和平促进会首要张啸林、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伪新民报总编辑吴菊痴;1941年击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方负责人赤木亲之、兴亚院联络部驻厦门特务机关长泽重信;1943年设计毒毙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1944年击毙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等。


至于坊间盛传军统曾经击毙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其事漏洞百出,全无根据,所谓“南造云子”实与“七姐妹花”一样,皆为好事之徒虚构的人物。


游击方面,军统先后成立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两支部队,专门从事此方面工作。此外,尚有散布在陷区各地的行动队、破坏队、爆破队、工作队等等。


抗战期间,军统行动人员壮烈殉国者不少,其事迹尤著者,如:南京区毒杀狙击组组长卜玉琳曾设计制裁梁鸿志等日伪要员,后遭叛徒出卖被捕,于1939年9月20日在狱中绝食身亡;上海区行动队员吴本德于1940年4月13日击毙公共租界汉奸头目谭绍良,后遭日伪宪警围捕,先以短枪还击,迨子弹告罄,乃大呼“我已收够本钱,对尔辈汉奸走狗,夫复何畏!”


持棍乱击,当者披靡,终被日寇围射殉难;广州站行动组长江志强于1941年9月17日率组爆破日伪机关,撤退时遭敌宪拦截盘查,乃暗中撤去炸弹弹簧,与敌宪同归于尽;浙西行动队员俞阿四于1944年2月7日击毙伪杭州市长谭书奎,因奸徒出卖被捕,后被押往南京,被敌当作烛芯,灌注白蜡,浇成蜡烛……


军统行动人员对抗战的贡献与牺牲不容忽视, 但无可讳言的是,这些人良莠不齐,其出身既有学生、军人,也有帮会份子、地痞流氓,甚至不乏戴笠网罗的亡命之徒。


如1940年,戴笠命令毛森组建浙西行动队,并将一批“江湖好汉”交给毛森使用,据毛森回忆:“这批人都是嵊县、新昌一带的强梁,很多是刚由狱中提出来的待决死囚。”戴笠热衷于招纳这些人的原因,是看重他们胆大心狠,担任行动工作较易成功,但这些人既有积极抗日的一面,也有殃民不法的一面。


再如1944年,军统所属别动军第二纵队驻扎江西萍乡,经常假借抗日之名,对百姓敲诈勒索、奸淫掳掠,乃至当地竟然流传着“宁可日本人杀,不要别动军扎”的民谣, 别动军作为抗日队伍,却被民众痛恨若此,难怪纪律败坏成为军统最为后世诟病的劣迹之一。


4

抗战胜利与戴笠之死




抗战末期,日寇败迹渐露,军统的工作重心由抗日趋向反共。 戴笠告诫部属,“对付共产党比打日军更困难十倍百倍”。当时,如何顺利接收,并防止中共军队抢先占领各大城市以及战略要地,成了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戴笠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便亲赴东南,预作布置。



同时,戴笠电令毛人凤,对各地待机反正的伪军74万余人给予先遣军名义,并任命早与军统暗通款曲的汪伪头目周佛海为先遣军总指挥,负责维护宁沪地区治安,防止中共军队进入。


此外,戴笠命令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中美合作所教导营等特务武装加紧向宁沪地区挺进。终于,在戴笠一系列精心策划之下,忠救军在9月初抢先进入上海,控制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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