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博
01
我拉开尘封的抽屉，拿出小学的毕业照，细认每一个同学的名字，回忆之前在这个村子发生的事，后来，我震惊地发现，一张63个学生的班级大合照，最终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最终逃出这座山束缚的也不过寥寥几人。
02
那时，我还分不清什么叫公办老师和代课老师，后来才知道，整座学校，只有一名公办老师，那就是校长，校长还是隔壁村的校长，还是隔壁的隔壁村的校长。
我放学一回到家，爷爷就拿着棍子站在我背后，我一偷懒他就打我，每逢周末，爷爷就拿出被老鼠咬过的绿皮本子，教我认古文，我说，爷爷，考试不考这个，学这个上不了初中。爷爷唧唧地说：“怎么会，我们以前都是看这个的呀。”后来，爷爷把他的自行车卖了，到县上的书店给我买了一套教辅书。我一考试不及格，哭的不是我，是爷爷。
后来，到镇上读了初中，教学环境好了很多，老师大多都是师范职校出来的，那时候给我们小学上初中的名额就只有7个，我和其他6个玩伴就一起到了镇上读书，而剩下的，大多数都回去帮家里务农活，帮忙收割稻子。然后，我考到了县上读高中，最后，到北京上大学，这就是我的读书生涯。
03
还记得考上大学的那会，爸爸在村子的一大块空地上，请了全村的人吃了顿饭，有很多乡亲，还有我的小学同学都来参加，投来羡慕的目光，村长让我在北京好好混，将来出息了不要忘了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把几个小学同学带出这里。
后来才明白，我的小学同学们、我的儿时玩伴们，其实并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没机会。我比他们，只是多了一条棍子。
04
我以为到了北京读大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刚上大学那会，老师问我们，为什么想要报考这间学校（我的学校不是清华、也不是北大），我的同学们有过半的回答都是“高考失手了，落榜才来的这所学校”，他们大多有北京户口，招生的分数也比我们低将近100分，我的回答却是：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用尽所有力气，才来的这所学校。
当他们在讨论香港、澳门哪里买东西便宜，澳大利亚还是法国好玩的时候，我却连天安门和万里长城都没去过。来到北京，我的梦想和《中国合伙人》里的成东青一样——去天安门。
毕业一年，我住在六环的一间十平方米的出租屋内，这里交通还算便利，到上班的地方只需要30分钟，可是这已经过去6年，一分一秒也没有缩短，30分钟的距离，恐怕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突破。经过四年的高等教育熏陶，我的眼界、见识、品味已经和北京青年无异，从被虐的小白实习生，到IT部门的小组长，然后跳个槽到另一个公司做程序部门主管，我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一双擦着发亮的皮鞋，手里拿着一台苹果笔记本，然后刷了公交卡——挤上了一台公交车。
后来才知道，北上广深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你当了主管，很多富二代、官二代早就在北京呆腻了，然后出国转战新加坡、伦敦、加拿大。你努力的目标，可能就是很多人的起点。
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些富二代、官二代不好，我在北京读书的一些同学们其实很善良，有的成为了我十年的知己之交，可是有的东西你就无法去解释，他们的生长环境、教学资源，能让他们身上的每一种特质都有舞台承载，从而熠熠发光，你要知道，智商、情商和勤奋，这东西是可以先天或者后天“遗传”的。他们的眼界、见地、能力，可能都是我们，穷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东西。
草根逆袭有时候回想，或者是一春梦，只能认命，可是认命吧，又不甘心。我用了6年的时间，用每天啃面包的意志力，在六环交了一套房的首付，勉强说服了女朋友她爸妈把女儿嫁给我，这些原本是天然选择、你情我愿的事情都开始变得触不可及。下一步，从六环到三环，可能要几代人耗费上百年的努力。
05
曾经有不下百次念头，放下这一切，回到那大山，开个小店，这该死的阶层流动，我不干了，爱谁谁干，可是一想到下一代，就不想让他们再重复这样的命运，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沙漠中沙粒无数，最幸运的沙子，也只是偶尔能够浮到表面上来，享受一次阳光、享受一次春风而已，还有很粒沙子，可能一辈子没有见过任何阳光，一直埋没在下面。每个人都像沙漠里的一粒沙子，只是我比较幸运一点，多了一条棍子而已。
很多东西，其实一早就想清楚了，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那很简单，被世界改变就对了。阶层固化四个字已经让无数人落泪，只能嚼烂，然后咽进肚子里，不敢去面对，一旦面对了，看到明天初升起的太阳，可能不会微笑。
这些，我相信不止我，还有万万千千个我。我的儿时玩伴，也不止他们，还有千千万万个他们。草根逆袭其实并不苦逼，苦逼的是看不到努力后的希望，失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望多了会变成绝望，阶层固化其实并不恐怖，恐怖的是阶层固化所产生的深深的无力感。
作者：
曾博同学，专注记录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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