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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潮汕新娘|李懿娟专栏

三明治  · 公众号  ·  · 2025-03-31 11:33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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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往往出其不意,将我们引向从未设想的远方,或让我们沉溺于一个原本不曾渴望、甚至不曾想爱的人。在最美好的情况下——或许也是承载我们最大希望的情况——欲望能够违背政治为我们设定的轨迹,而为自己做出选择。”


——女性主义哲学家阿米娅·斯里尼瓦桑




引子


杨莉从未设想过自己会嫁给一位非洲人,也从未关注过网上流传的中非爱情。


2016年,财新在广州拍摄一部中非跨国婚姻纪录片。许多家庭惧怕歧视拒绝出镜,寻找受访者因此变得尤为艰难。记者最终找到三对跨国夫妻,试图与他们一道向世人证明:这是爱情。然而,2018年,这些爱情故事被恶意剪辑成另一个版本:远嫁非洲的中国女子后悔不已,无法适应落后的生活,甚至遭遇了非洲男权至上的家庭暴力。受访者后悔自己曾接受拍摄。


2022年,00后女孩周周与年长15岁的尼日利亚籍丈夫结婚五个月,怀孕八个月,准备返回尼日利亚定居。随后,她疑似失联。事件迅速登上热搜,舆论恶语相向——指责非洲的贫穷、医疗条件以及一夫多妻的传统,甚至谩骂远嫁非洲的女性乃至中非混血儿童。不久后,周周报了平安,开始分享两人的甜蜜日常,也逐渐收获国人的祝福。


在这些悲喜交替的戏剧性变化中,中非爱情早已超越两个主角,旁观者喧嚣狂欢,乐此不疲。杨莉厌恶那些恶评;至于幸福片段,她认为那掩盖了其中的艰辛。爱情里,甘苦自知。她的故事,讲给朋友听。




1. 漂泊到烈日国度


小时候,杨莉想去非洲,去晒牙齿。


“为什么黑人的牙齿很白?”四五年级的杨莉仰起头,和发小一起,眯着眼睛望向太阳。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牙齿常常晒太阳?”


“但是太阳晒到脸,会变黑。”


两人琢磨了许久。


“我们是不是应该穿个衣服,把脸全部遮住,只把牙齿张开去晒太阳?”


二十出头,杨莉又想去非洲。她学的是国际贸易,在她眼里,非洲是世上最后一块未经规训的土地,足以对抗安稳无聊的生活。反叛与好奇低声哄诱,战火纷飞的刚果莫名吸引了她,她立马拿下刚果签证。


潮汕的父母和外婆听闻此事,极力劝阻;就连相对安全的西非加纳,外婆也装病威胁。杨莉无奈作罢。


一年后,她瞒着家人独自启程。


然而,杨莉的非洲情结很快被现实击碎:加纳基础设施落后,杨莉极不适应。她拨通发小的电话,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说的话?我做到了,但是旁边没有你。”


半年后,杨莉无法忍受这种匮乏的生活,选择回到朋友身边。在广州,日子平淡,但和朋友住在一起也不算难过,直到朋友全去了别处发展,孤独张口将她吞没。“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吃饭,总是一个人,特别可怜。”


杨莉留恋起外派的群居生活。广州与非洲贸易联系紧密,外派非洲机会很多,她选择前往东非较发达的肯尼亚。不过,由于公司关系网络复杂,缺乏背景的她没多久便被调往更为贫乏的坦桑尼亚,驻扎在火炉般的达累斯萨拉姆。



2. 怒火升腾的爱情


杨莉的脾气和达市的炎日一样暴烈。


杨莉在达市做财务,接洽合作公司的财务经理亚力克。第一次对接,她就放了对方的鸽子,亚力克心中不爽。后来,杨莉同他在银行见面。她发现他给的汇率似乎不对,瞬间,她的语气变得凌厉:“同一天汇率,同事的低,我的高,你想让我公司的会计觉得我在贪钱吗?”


亚力克刚想解释,拿起笔在手上写——


“你不用讲!”


杨莉大骂一通,根本不让他说这是随时变动的实时汇率。


次日,亚力克想请她吃饭。“我觉得我喜欢你。我需要一个强势的女人。”


不是吧?杨莉心想。这人那么贱?


“我结婚了。”她谎称。“有孩子了。”


亚力克不信。


起初,杨莉对亚力克并无兴趣,总是拒绝他的邀约。但不久后,在一次工作对接中,杨莉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意外发现他们竟然是同一天生日。那是2015年,杨莉27岁,而亚力克25岁。就在那一刻,杨莉第一次仔细打量这个男人——个头高,嘴唇薄,“不那么丑”。之后,不知为何,每次与他见面时,杨莉总会穿得稍微精致一些,两人之间的话题也逐渐超越了工作内容。烦躁时,杨莉还会给他打电话抱怨——“我充电线又丢了”,亚力克也总是给予安慰与支持——“没关系,我给你买”。


终于,杨莉答应和亚力克约会。


她不愿那么正式,因此选择在当地的赛百味吃饭。巧的是,他偏爱吞拿鱼,她也一样。刚吃完赛百味,她又走进旁边的当地肯德基,点了八个鸡翅和两个圣代。


杨莉是故意的。她想让亚力克看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不加掩饰的食量以及随意的消费习惯,她想看亚力克是否会表示不满。的确,亚力克有些惊讶,但他毫不介意。后来,他又带她去坦桑的桑给巴尔岛旅行。


杨莉发现,尽管坦桑人的平均月薪约为三十万坦桑尼亚先令(一万先令约合三十人民币),但亚力克的消费水平可以与月薪一万多元的中国人持平。杨莉的中国领导也说,拥有硕士学历的亚力克看起来“挺聪明,跟其他当地人不一样”。


杨莉还发现,亚力克并不轻浮。她在非洲见过太多不正经的男人:一些当地人张口就说要娶中国女人,甚至说娶来做二老婆;而一些外派的中国男人也因驻扎非洲的中国女人数量稀少,时常骚扰女同事。但亚力克不一样。他本有一个当地女友,甚至已为她买好地准备结婚,然而,对方突然出轨,伤透了亚力克的心。遇到杨莉以前,他从没想过会和外国人在一起。他只想找一个真诚的女孩共度余生。


亚力克追求了杨莉半年,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交往。两三个月后,亚力克拉着她的手,说:“你是我想要娶的女人。”


杨莉心一紧。


她觉得自己还未玩够,太多地方都尚未探索,她本能地想逃;但,她转念一想,四处漂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安定下来——留在坦桑,跟着亚力克——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杨莉虽然万分厌恶达市烈日炎炎的气候,但这里的治安让她满意——她曾在肯尼亚遭遇过两次持枪抢劫。至于亚力克,他待她很好,甚至让她逐渐习惯了他的陪伴。最不济,她宽慰自己:结了婚也可以离,离不掉也可以跑。


兜兜转转,懵懵懂懂,这次,她没有拒绝。




3. “十头牛”的诚意


这场跨国婚姻让两国的父母都有些忐忑。


按照坦桑习俗,男方叔叔需要确认女方态度,再向长兄——也就是男方的父亲汇报。亚力克的叔叔先出了面,“你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吗?”


随后,亚力克的母亲又来追问:“你打算在坦桑住几年?打算和我儿子做几年夫妻?我怕你只是一时兴起,几年后就过不了坦桑的生活。”


杨莉回答道,“我不能给你保证过几年,能过就过。”


男方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支持了亚力克的决定。


与此同时,杨莉的家人忧心忡忡。外婆一听说她要远嫁,郁郁寡欢;母亲说她“脑子被驴踢了”;父亲更是强烈反对,拒绝与她进行任何沟通。他们担心黑人贫穷、不忠、缺乏教养……杨莉全然不顾。“我做事一向是通知,而不是商量。”随即,她带着亚力克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


对于亚力克的到来,杨莉的家人或许心存芥蒂,但并未流露分毫。亚力克则用行动融入其中。他在杨莉父亲的农场里锄草,一下午就清理出一大片荒地。他又粘着杨莉母亲去市场买菜。看到菜市场的乌鸡,他比划着问,“这个鸡为什么是黑色的?”


杨莉母亲回答道,“跟你一样。”


后来亚力克告诉杨莉,他从未感受到家人的歧视,只觉得那是善意与好奇。杨莉承认,他的乐观与豁达的确是个优点。不过,她也觉得他有时候有点“傻”。“打牌,一直赢我妈钱,怎么这么傻,不是要输钱给丈母娘吗?……回老家去和外婆吃饭,外婆高血压点了盘青菜,他死命地把青菜全吃掉。”


无论如何,经过一个月的相处,家人们最终说服了自己,认为杨莉执意要嫁的人也还不错——身材高大,眼神清澈。外婆认为他肯努力、能赚钱,并且男的赚,女的管,“和潮汕男人一样靠谱。”杨莉的母亲也不再多言,毕竟她深知女儿的倔强,索性支持她自由恋爱。她甚至为杨莉的弟弟办好了护照,希望他能够随时探望姐姐。至于杨莉的父亲,他终于开了口。


“第一,我们是潮汕人,”他说道,“在全中国,离婚率最低的就是我们了,我们是不离婚的,不像你们外国人,说离就离,所以你想娶我女儿,你要想好。第二,我女儿每年必须回家一次。”


亚力克赶忙同意。


临行前,亚力克入乡随俗地学着走了“潮汕四礼”的过场。他献上一斤茶叶、八个“吉”(橘)、糖果和红包礼金——其中包着约合五百万先令的人民币。此外,彩礼还有一颗坦桑蓝宝石,权当潮汕“三金”的平替——即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或金手镯。杨莉母亲用礼金给亲戚们订了喜饼。


母亲问亚力克,“你们非洲彩礼是怎样的?”


“我们一般会给十头牛。”


杨莉解释道,“以前没有货币,以物易物,就有这个风俗。牛的话一般是五到十头,先令礼金则一般给到一百万到三百万。”


牛在农村的批发价一般,但到了城市却价格不菲。杨莉的母亲稍微算了算,打趣道,“要不你送给我牛吧,还比礼金多点。”




4. 在教堂地下室哭泣

杨莉向来随性,对繁琐的婚礼毫无兴趣,甚至提议省去仪式,在家吃顿饭,把钱留作旅行。


婆婆和亚力克表示反对。


婆婆说,“你是害怕别人知道你嫁了黑人吗?”


亚力克则说,“这不仅是你的婚礼,也是我的婚礼,一辈子就这一次,我想开心办一场。”


杨莉答应下来。她没想到,男人也这么在意仪式。最终,整个婚礼筹备由男方操持。


男方提前三个月向亲戚收份子钱,作为婚礼基金。若有不足,则由他的父母补上。最终,他们共筹得约四千万先令,计划在达市大摆筵席。杨莉父母因年事已高,不便远行,便由杨莉弟弟代替,在达市的中国人——杨莉的熟人乃至客户——也将代为撑场。男方的亲友则将云集一堂,规模可达一两百人。


杨莉与坦桑亲戚并不熟悉,她觉得自己和他们难以沟通,不懂斯瓦希里语反而成了避开亲戚唠叨的借口。在筹备婚礼时,她参加了一次家庭聚会,穿了一条裙子,腰间两侧各开了一个小巧的洞口。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叔叔看到她,说:“你穿这么露,你不尊重我。”


“我穿这么露,但我不出轨,”杨莉直接反驳,“有些坦桑人包那么严实还出轨。我外婆七十几岁,还穿小短裤,但她早年丧夫,从没改嫁。”


叔叔没再说话。他已接连娶了四个老婆,最年轻的那个才十八。


杨莉为自己的婚礼挑选了主题色:蓝色、白色和银色,同时定下婚车的品牌、捧花的样式……接着,她又采购了各种物品。


亚力克忍不住问:“怎么花钱这么快?”


亚力克的阿姨得知此事后,立马斥责:“永远不要问老婆钱花到哪里去,给她就好了!”


从那以后,亚力克再没问过杨莉的花销。


在婚礼筹备中,唯一需要杨莉多费心的是她的婚礼行头。杨莉在当地试了许多款式——不少店铺连试婚纱都要收钱,结果,当地的婚纱款式与亚洲人娇小身形不符,欧美式妆造亦不适配亚洲人的面部特征,而所谓的新娘助理——这一职位在坦桑婚礼中司空见惯——却一再劝她本地购买,使用本地妆造。杨莉起初不解,后来才明白对方是为了回扣。最终,她索性在淘宝订购婚纱,让弟弟带来。几经辗转,她也终于在当地找到一位自称擅长新娘妆的中国人。


然而,婚礼当天,杨莉的妆容频频出岔,几乎把仪式搅黄。


化妆师迟到了整整一小时不说,她的化妆品廉价刺鼻,妆容效果更是一场灾难。“怎么会有人拿别人的婚礼开玩笑?”杨莉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敢相信。她回忆说,“睫毛一边有一边没有,眉毛像两条毛毛虫,头发像洗澡前随便扎的。”


按照原定计划,婚礼应在下午三点开始,现在时间已过。她匆忙赶往教堂,但披头散发走上神坛还是让她难以接受。听闻教堂地下室有电源,她立刻让化妆师带着卷发棒,和她一起冲下楼,化妆师的丈夫与女儿也紧随其后。正当她燃起一丝希望,却发现无人携带转换插头。


一切都是徒劳,异国他乡的陌生令她措手不及。尽管她已在坦桑生活了一年,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中国公司,未曾感受到太多差异。此时此刻,阴暗的地下室里,这个转换插头不合时宜地击溃了杨莉的所有刚强。她孤立无援,泪水决堤。


亚力克在教堂等候多时,察觉到异样,连忙赶来。和亚历克一同下来找她的还有杨莉的弟弟和中国朋友。楼上,一屋子人都在等她出场。


“你很漂亮!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亚力克不停地安慰,“你就是不弄头发,你都很漂亮。不管怎样,你都是最美的。”


终于,杨莉止住眼泪,理好裙摆,步入教堂。


教堂婚礼





5. 一个男花童,两个女花童

尽管杨莉对妆容愤恨不已,但当化妆师女儿希望担任花童时,她还是答应了。她向婆婆提出要求,可婆婆却拒绝临时更换。婚礼因此出现了令杨莉极为不悦的场景:一个当地男花童,旁边站着两位女花童——一位是黄皮肤的中国姑娘,另一位是黑皮肤的坦桑姑娘。


尽管这安排并非婆婆的本意,但杨莉总觉得心中隐隐不安。婆婆一直担心杨莉会抛弃亚力克,而这次花童的安排,似乎无形中映射出未来家庭的某种模样。杨莉莫名觉得,婆婆是不是想借此暗示,亚力克还会迎娶一位当地妻子,走上一夫多妻的道路。


其实,亚力克早就说过自己并不接受坦桑一夫多妻的习俗,他是尊崇一夫一妻制的基督徒。


“你的父辈也是基督徒,也娶了那么多老婆,”杨莉直言,“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小辈总会学到一点。”


亚力克再三强调,他们的教堂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如果夫妻之间出现矛盾,证婚人还会主动介入,进行调解和思想工作。即便要正式离婚,也必须经过教堂的批准,否则政府不会受理。


他还说自己就是不愿离婚才执意要领两个证——教堂结婚证以及政府结婚证。此外,他在政府结婚证上勾选了“一夫一妻”,而不是“一夫多妻”或“潜在一夫多妻”。


教堂结婚证(注,不是杨莉与亚力克的结婚证,仅供参考)

政府结婚证,最右栏显示了有关一夫多妻的选项

(注,不是杨莉与亚力克的结婚证,仅供参考)



6. “讨厌”的婚礼


完成教堂婚礼后,杨莉夫妇与宾客一同驱车前往宴席现场。


在坦桑,婚纱照不像在国内那样提前精心拍摄,而是沿途择景即拍。 车停了两次,每次,杨莉都像个人形模特,和亲戚挨个合影。 她穿着高跟鞋,踏在草地上,脚步轻缓却仍没躲过湿漉漉的粘腻,虫子也悄悄钻进婚纱夹层。


她咬牙坚持,最终收获了一组十分真实的写真。 “没有角度,没有修图,许多画面甚至没有对焦。 ”她无话可说。


到露天宴席地时已是七点半。 四周灯光闪烁,氛围热烈。 舞台中央,两张气派的宝座宛如皇室御座。


八点,音乐骤然响起,当地宾客纷纷起舞,笑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 亚力克兴致勃勃地加入,肆意地扭动身躯。 杨莉却有些茫然,她穿着华丽的婚纱,行动不便,而且她也并不习惯这些奔放的舞蹈。 她呆坐着,仿佛周围的热闹与她无关。


接着,主持人登台邀请亚力克亲友一一发言。 这场“祝福”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杨莉只听见一片叽叽喳喳的斯语,饥饿与困意不停前来叨扰。 她满脑子想着快点开饭。


十点半,切蛋糕仪式开始。 杨莉按规矩,恭敬地喂了婆婆一口,然后又将蛋糕分发给宾客。


随后是礼物环节。 宾客们迈着舞步,摇曳着坎加,登台献礼。 坎加是一种印有字句的长方形彩色布料,常用作婚礼礼物。 婚礼专用的坎加上通常写着类似“婚礼的喜悦在于彼此相爱”、“哦,主啊,赐福我们的婚姻吧”之类的句子。


礼物环节的尾声是女方向婆婆献礼。 杨莉对此毫不知情。 就在她一脸错愕时,亚力克迅速塞给她一个空盒。 她僵硬地递过去。 婆婆打开后,大惊失色。 等婆婆反应过来,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儿子养你这么久,你就给我个空盒子呀。 ”尴尬中,这一环节勉强收场。


十一点,终于进入晚宴环节。 杨莉已经饿得浑身无力,还好新郎新娘可以先行在自助区取餐。 等他们在舞台前的小桌旁落座后,其他宾客便可依次排队取用。


午夜十二点,婚礼落下帷幕。


杨莉回到家,婚纱都没脱便倒在床上睡去。


最终,杨莉会意识到这场婚礼代表了老公和婆婆对她的重视,因为许多嫁到坦桑的女人根本没得到这个正式的仪式; 她甚至还会对亚力克说: “老公,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婚礼”。 不过,在刚结婚的那几个月,每当回忆起这场“讨厌”的婚礼,她总是忍不住抱怨,觉得把钱花在这样一场耗尽体力的仪式上,远不如一场痛快的旅行。


露天婚礼




7. 坦桑“妻管严”


步入婚姻后,杨莉打算像她的潮汕父母一样,男主外,女主内;要是有机会,还可以像父母那样一起创业,她的父母是广交会的参展商。于是,她辞去工作,专心在家打理生活。


一开始,亚力克的母亲和阿姨担心杨莉做的当地饭不好吃,骗她说这里的习俗是男人的衣服只能由妻子洗,饭菜则由保姆做。杨莉不同意,她认为要赢得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他的胃。她坚持亲自下厨。


“当地饭很简单,不就番茄、洋葱、土豆炖一炖。”杨莉说,“我偶尔包点饺子,弄点手擀面炒一炒,人家发现中国菜好吃,我老公现在已经吃中国菜了。”


与此同时,亚力克则全身心投入创业。他尝试了多种生意,卖蛋糕,卖乌噶里(Ugali,即玉米面团,是当地主食)。“但还是不够老婆花。”杨莉笑着说。亚力克继续想方设法为家里赚钱。他投资理财,购置了十套房产出租,接着又钻研卖啤酒,还开始养鸡养猪。


两人的婚姻也给亚力克带来了一个商业契机——签证代理业务。在中国,中非夫妻往往是商业伙伴,在坦桑亦是如此。两人各司其职,一方负责扩大华人客户群,一方负责具体办理。亚力克甚至还去达市大学报班学过中文。公司运营得如火如荼,两人经济状况也愈发宽裕。


杨莉觉得,亚力克勤劳大方,从来不管她如何花钱,和那些一旦追到手就变吝啬的男人完全不同。此外,他十分听话。大事小事,他都听老婆的。面对杨莉的暴脾气,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甚至从不对她大声讲话。


在外界对非洲男性的诸多误解中,家暴问题常被过度强调,亚力克的表现显然完全不同。倒是杨莉总是骂骂咧咧。某天,亚力克好奇地问杨莉为什么那么爱骂他。


杨莉说:“你不就是因为我骂你才爱上我的吗?”


杨莉的幽默也逐渐影响了严肃的亚力克。


一次,亚力克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呕吐不止。的确,亚力克工作不顺时,总会出去喝杯闷酒,以免把情绪带回家,但他一般不会喝成这样。杨莉看到他呕吐,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用空心棒子打了他几下。


第二天,杨莉问他,“明知道我会很生气,你为什么不酒醒了再回来呢?”


“不行,”亚力克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酒醒了,被你打,会疼。”


某个瞬间,杨莉知道,这个男人可以做自己孩子的爸爸,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不错的未来。于是,她认定了这个人。


杨莉陆续生下两个女儿,彻底在坦桑扎下根来。




8. 不必出生的儿子


亚力克还想要个儿子。


在非洲的大多数文化里,更多孩子意味着更多祝福,一夫多妻的传统也根植于此。在《非洲的爱与婚姻》中,肯尼亚的基督教哲学家姆比蒂从神学角度委婉提到,非洲社会对子女的重视——尤其是对男孩的重视——源于对“永生”的追求。永生意味着在后代的记忆中延续,儿子不仅传承父亲的姓氏,也被视为父亲生命的延续。因此,结婚生子,尤其是生下儿子,在当地文化中受到极大的推崇。不结婚、不生子几乎等同于自杀行为。


但杨莉不愿再生。


在杨莉家中,女性地位一直很高:她的父亲是“妻管严”,每月两百块的零花钱得找妻子讨;她的弟弟也得和姐姐共同分担家务。此外,弟弟并不想要儿子,只愿独宠家中女儿。因此,杨莉并不赞同网络上对潮汕文化的片面刻画。当然,她也不认为亚力克重男轻女,她只是觉得人总是很贪心,希望儿女双全。其实她自己也有这个愿望。“都说儿子亲妈,女儿亲爸,我也会怕女儿到了青少年时期会偏向他。”


不过,即便如此,杨莉依旧不愿再生。她唯一的顾虑是,如果不生,他是否会寻求别的女人延续血脉,女儿的生活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杨莉告诉亚力克,“我不想要儿子,但我可以为了女儿的物质生活稳定去生。但我要告诉你,是你逼我的。”


他们咨询了试管婴儿的方案,甚至了解了代孕选项,但她很快意识到,无论如何,儿子的到来都会改变女儿的生活。


“试管要花上万美金,你拿存款去生儿子,为了什么?你家有皇位要继承?”


“你总是很忙,没空陪我,你说要努力赚钱。那有了第三个孩子,你是不是需要更努力地赚钱,更没空陪我们?那我们结婚是为了什么?”


“生活中除了儿子,还有很多事情。去旅游,去看不一样的东西。如果再生一个,我起码要被困住五年,两个大的孩子也没法出行。”


亚力克无言以对。但他也有自己的顾虑。“老了没法去女儿家,没儿子,就没家了。”


杨莉反驳,“你说,你生病了,是你女儿照顾你比较好,还是儿媳照顾你比较好?如果你妈生病了来找我们,你上班,让我照顾她,怎么可能?”


亚力克还是不愿放弃,说自己的表兄弟都有儿子。


杨莉则说亚力克的当地富豪朋友也只有一个女儿,也过得很满足。


最后,亚力克表露,“有了儿子,我妈妈会很开心。”


杨莉这下全明白了。他母亲只有他这一个儿子。虽然母亲住在其他城市,婚后鲜少出面,但这次,她一定对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杨莉驳斥道:“你要用我的肚子来让你妈开心?……当年跟我结婚之前,但凡你跟我说必须要有儿子,我们都不用结婚。”


两人你来我往争论了一周,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后来,某天凌晨,三四点,杨莉发现亚力克不在家。她问亚力克去哪了。


亚力克说,“睡不着,去路上逛一逛,想些事情。”


杨莉没有阻拦,让他独自去思考。


两天后,杨莉问他:“还在想吗?”


“没有,没有。不想了。”


时至今日,杨莉还是没生儿子。她不知道亚力克是否放下这个念头,但这两年,他再没提这件事。



9. 在黑色中迷失


虽然杨莉早已成了非洲新娘,但她对中非爱情的态度依然悲观。


坦桑约有三万华人华侨,大部分都在达市。杨莉保守猜测,达市只剩下十几对中非夫妇,因为不少都在孩子上初中时离婚——有的因出轨,有的因养老规划不合,有的则因思想差异……她觉得,这些事或许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杨莉偶尔会感到孤独,尤其是和亚力克吵架时。每次,她哭得一塌糊涂,跑出家门却发现哪也去不了。她说自己不会开车,“很可悲。”她也没法打车回娘家。她甚至没法找朋友哭,因为她在当地没什么朋友。


“华人基本上都是来赚钱的,人家各过各的……而且一般中国人也不祝福这种婚姻,都等着看你笑话,看你离婚,然后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不靠谱。’”


对于自己的难题,杨莉倒能忍受,最让她担心的还是女儿的身份认同问题。五岁的二女儿总是问她:“妈妈,为什么我的头发不是直的?”“为什么我的皮肤是棕色的?我想和你一样的颜色。”


每次听到这些问题,杨莉甚至有些后悔自己嫁给了黑人,尤其是她觉得这给女儿带来了困扰。


最后,杨莉告诉女儿,“颜色不是很大的问题呀,主要是你这个人读了多少书,人品怎么样。”


为了让女儿不纠结自己的肤色,杨莉不顾亚力克的反对,也不在乎她和亚力克都不懂法语,坚持将女儿送进了法语国际学校。杨莉有自己的考虑。法语学校混血儿童很多,她希望女儿能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会在中国人群中格格不入,又在坦桑社会里显得游离。她希望她们能够不受歧视地过上更发达的生活。


杨莉告诉女儿,“你们要努力学习,变优秀,去很多国家看不同的事情。”


杨莉常常带女儿回国,一年至少两次,因此,女儿和杨莉家人十分亲近。杨莉也喜欢带亚力克回国,而对于回中国,亚力克比杨莉还要兴奋,总是提前两三个月就开始筹划。


第一次去杨莉家时,亚力克就告诉过她:“中国人真好,住这么久,还是如此热情,要是坦桑人,早就给脸色了。”


亚力克如此喜爱娘家,以至于每次回去时,都会包上一万元红包给杨莉的母亲。


不过,杨莉家人依然心存担忧,生怕这个远在他乡的“妻管严”某天突然变心。


去年,杨莉曾独自回国一次。父母不明所以,竟误以为她和亚力克要离婚。杨莉将计就计,给弟弟打电话,说,“我抓到老公出轨了,我现在回国没车费,你给我发2000块钱。”


弟弟立刻转账。风尘仆仆的杨莉随即给弟弟发了张照片,弟弟看到她疲惫的模样,更加觉得姐姐在外面过得艰难。他在家里大说特说:“我就知道不能嫁黑人。”


杨莉明白,大家总是习惯性地认为非洲人不如中国人,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她也知道,她决定结婚时,家人是拗不过她才勉强同意,但他们并未真正改变对黑人的看法,甚至拜神祈 求,希望她遇到的非洲男人与众不同。


就连杨莉自己也深受这种偏见的影响。


她曾对亚力克说,“如果我在国内遇到你,我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她也曾和朋友说,“如果说亚力克皮肤白一点,或者说和中国人差不多,我觉得我是搭不上的。”


有时,她甚至会说,“我爱亚力克,但我讨厌‘黑人’,也不愿意女儿嫁给‘黑人’。”


这里的矛盾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难以理解。杨莉所谓“黑人”,其实指的是每个群体中都会有的不善之徒。语言的滥用很容易让偏见如同瘟疫般蔓延。


杨莉曾问过亚力克是如何看待自己黑色皮肤的。亚力克说,“我对自己的黑色皮肤没有一点自卑。”


最后,她告诉自己,“作为一个老公,他对我,对孩子,足够了。要再去说他这个黑色皮肤,就有点过分了。”


带着骗局般的玩笑,杨莉独自回到了家中。


父亲问母亲:“怎么了?吵架了?”


“不知道啊,你自己问。”


杨莉不语。


“那孩子呢?怎么办?怎么没带回来?”大家越发担心。


直到吃完饭,杨莉才告诉他们自己是回来体检的。


父母放下心;弟弟则让姐姐赶紧还钱。


那次以后,杨莉又带着亚力克和女儿回国,带他们旅行,了解文化历史,体验新鲜世界。


其实,亚力克以前一直以为旅行不过是去草原看动物,一路颠簸,身心俱疲。直到他跟着杨莉周游中国,他才发现,原来旅行也可以如此便捷,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就在上个冬天,杨莉带着亚力克和女儿去了东北,带他们了解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的历史,带他们一起欣赏冰雕。


无比幸福地,他们全家一起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雪中冬季。




10. 十年锡婚


结婚时拍摄的婚纱照


每年纪念日,亚力克都会带杨莉出去吃饭,并问她:“你对我们这几年的婚姻满意吗?”


然后,亚力克自问自答:“我对我们的婚姻挺满意的。”


亚力克所说的婚姻,大部分是由一种极具规律性的生活构成。


清晨六点半,杨莉准时起床,送孩子上学;八点,她来到健身房;十点,她出现在办公室,忙碌半日后便去接孩子放学。晚饭在六点准时开动,亚力克时常缺席。八点,她哄孩子入睡,结束一天的母职。周末,孩子的补习课排得满满当当——英语、法语、中文,还有小提琴,她难以清闲。


亚力克同样忙碌。为了养家,他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他下班回家时,孩子要么即将休息,要么已沉入梦乡;而清晨,杨莉领着孩子出门时,他还未醒来。尽管如此,他珍惜每一个能与妻子共度的夜晚——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看足球赛、追电视剧、欣赏电影。在这些惬意时刻,他总会取来润肤乳,给她按摩双脚。到了十点,两人便安然入睡。


对亚力克的纪念日问题,杨莉没有直接回答。她说,“得看你表现。”


杨莉的爱意表达似乎总有些拐弯抹角。


今年生日时,杨莉送给亚力克一瓶汤姆·福特的乌木香水,并在朋友圈公开为他送上祝福。


“买那种八角桂皮大料味,”她写道,“味道能呛到人,十米开外能熏晕人的香水,我就知道是对的。这些老外就喜欢这种,还特别打电话感谢!生日快乐,大哥!”


今年下半年,两人的十年锡婚即将来临。与往常一样,他们计划外出用餐。


“我也埋怨过他,没有什么铺满玫瑰花的浪漫。”杨莉抱怨道,“结果他来了句:‘人家那么浪漫求婚的还离婚,你看你跟我过得好好的。’”


今年的纪念日上,或许亚力克又会问杨莉是否对婚姻满意,或许杨莉依旧不会直接回答。


尽管杨莉时刻都记得亚力克的优点——“肯定比我多”,但她总是轻描淡写地,同时又似乎是谨小慎微地说:“将就过。”仿佛话一旦说得太满,好运就会消失。


她告诉朋友:“我从来不会说我很幸福,或者说我会一直幸福。这要看运气……但生活的柴米油盐,他给了,尊重也给了,话也听你了。偶尔打骂他,他还笑嘻嘻的,给女儿装弱救命,‘妈妈打我’。这样子,就差不多了……至于未来,能走多久,算多久。”


(*根据杨莉口述整理,杨莉与亚力克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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