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杨莉对妆容愤恨不已,但当化妆师女儿希望担任花童时,她还是答应了。她向婆婆提出要求,可婆婆却拒绝临时更换。婚礼因此出现了令杨莉极为不悦的场景:一个当地男花童,旁边站着两位女花童——一位是黄皮肤的中国姑娘,另一位是黑皮肤的坦桑姑娘。
尽管这安排并非婆婆的本意,但杨莉总觉得心中隐隐不安。婆婆一直担心杨莉会抛弃亚力克,而这次花童的安排,似乎无形中映射出未来家庭的某种模样。杨莉莫名觉得,婆婆是不是想借此暗示,亚力克还会迎娶一位当地妻子,走上一夫多妻的道路。
亚力克再三强调,他们的教堂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如果夫妻之间出现矛盾,证婚人还会主动介入,进行调解和思想工作。即便要正式离婚,也必须经过教堂的批准,否则政府不会受理。
他还说自己就是不愿离婚才执意要领两个证——教堂结婚证以及政府结婚证。此外,他在政府结婚证上勾选了“一夫一妻”,而不是“一夫多妻”或“潜在一夫多妻”。
露天婚礼
步入婚姻后,杨莉打算像她的潮汕父母一样,男主外,女主内;要是有机会,还可以像父母那样一起创业,她的父母是广交会的参展商。于是,她辞去工作,专心在家打理生活。
一开始,亚力克的母亲和阿姨担心杨莉做的当地饭不好吃,骗她说这里的习俗是男人的衣服只能由妻子洗,饭菜则由保姆做。杨莉不同意,她认为要赢得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他的胃。她坚持亲自下厨。
“当地饭很简单,不就番茄、洋葱、土豆炖一炖。”杨莉说,“我偶尔包点饺子,弄点手擀面炒一炒,人家发现中国菜好吃,我老公现在已经吃中国菜了。”
与此同时,亚力克则全身心投入创业。他尝试了多种生意,卖蛋糕,卖乌噶里(Ugali,即玉米面团,是当地主食)。“但还是不够老婆花。”杨莉笑着说。亚力克继续想方设法为家里赚钱。他投资理财,购置了十套房产出租,接着又钻研卖啤酒,还开始养鸡养猪。
两人的婚姻也给亚力克带来了一个商业契机——签证代理业务。在中国,中非夫妻往往是商业伙伴,在坦桑亦是如此。两人各司其职,一方负责扩大华人客户群,一方负责具体办理。亚力克甚至还去达市大学报班学过中文。公司运营得如火如荼,两人经济状况也愈发宽裕。
杨莉觉得,亚力克勤劳大方,从来不管她如何花钱,和那些一旦追到手就变吝啬的男人完全不同。此外,他十分听话。大事小事,他都听老婆的。面对杨莉的暴脾气,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甚至从不对她大声讲话。
在外界对非洲男性的诸多误解中,家暴问题常被过度强调,亚力克的表现显然完全不同。倒是杨莉总是骂骂咧咧。某天,亚力克好奇地问杨莉为什么那么爱骂他。
杨莉说:“你不就是因为我骂你才爱上我的吗?”
杨莉的幽默也逐渐影响了严肃的亚力克。
一次,亚力克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呕吐不止。的确,亚力克工作不顺时,总会出去喝杯闷酒,以免把情绪带回家,但他一般不会喝成这样。杨莉看到他呕吐,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用空心棒子打了他几下。
第二天,杨莉问他,“明知道我会很生气,你为什么不酒醒了再回来呢?”
“不行,”亚力克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酒醒了,被你打,会疼。”
某个瞬间,杨莉知道,这个男人可以做自己孩子的爸爸,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不错的未来。于是,她认定了这个人。
杨莉陆续生下两个女儿,彻底在坦桑扎下根来。
亚力克还想要个儿子。
在非洲的大多数文化里,更多孩子意味着更多祝福,一夫多妻的传统也根植于此。在《非洲的爱与婚姻》中,肯尼亚的基督教哲学家姆比蒂从神学角度委婉提到,非洲社会对子女的重视——尤其是对男孩的重视——源于对“永生”的追求。永生意味着在后代的记忆中延续,儿子不仅传承父亲的姓氏,也被视为父亲生命的延续。因此,结婚生子,尤其是生下儿子,在当地文化中受到极大的推崇。不结婚、不生子几乎等同于自杀行为。
但杨莉不愿再生。
在杨莉家中,女性地位一直很高:她的父亲是“妻管严”,每月两百块的零花钱得找妻子讨;她的弟弟也得和姐姐共同分担家务。此外,弟弟并不想要儿子,只愿独宠家中女儿。因此,杨莉并不赞同网络上对潮汕文化的片面刻画。当然,她也不认为亚力克重男轻女,她只是觉得人总是很贪心,希望儿女双全。其实她自己也有这个愿望。“都说儿子亲妈,女儿亲爸,我也会怕女儿到了青少年时期会偏向他。”
不过,即便如此,杨莉依旧不愿再生。她唯一的顾虑是,如果不生,他是否会寻求别的女人延续血脉,女儿的生活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杨莉告诉亚力克,“我不想要儿子,但我可以为了女儿的物质生活稳定去生。但我要告诉你,是你逼我的。”
他们咨询了试管婴儿的方案,甚至了解了代孕选项,但她很快意识到,无论如何,儿子的到来都会改变女儿的生活。
“试管要花上万美金,你拿存款去生儿子,为了什么?你家有皇位要继承?”
“你总是很忙,没空陪我,你说要努力赚钱。那有了第三个孩子,你是不是需要更努力地赚钱,更没空陪我们?那我们结婚是为了什么?”
“生活中除了儿子,还有很多事情。去旅游,去看不一样的东西。如果再生一个,我起码要被困住五年,两个大的孩子也没法出行。”
亚力克无言以对。但他也有自己的顾虑。“老了没法去女儿家,没儿子,就没家了。”
杨莉反驳,“你说,你生病了,是你女儿照顾你比较好,还是儿媳照顾你比较好?如果你妈生病了来找我们,你上班,让我照顾她,怎么可能?”
亚力克还是不愿放弃,说自己的表兄弟都有儿子。
杨莉则说亚力克的当地富豪朋友也只有一个女儿,也过得很满足。
最后,亚力克表露,“有了儿子,我妈妈会很开心。”
杨莉这下全明白了。他母亲只有他这一个儿子。虽然母亲住在其他城市,婚后鲜少出面,但这次,她一定对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杨莉驳斥道:“你要用我的肚子来让你妈开心?……当年跟我结婚之前,但凡你跟我说必须要有儿子,我们都不用结婚。”
两人你来我往争论了一周,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后来,某天凌晨,三四点,杨莉发现亚力克不在家。她问亚力克去哪了。
亚力克说,“睡不着,去路上逛一逛,想些事情。”
杨莉没有阻拦,让他独自去思考。
两天后,杨莉问他:“还在想吗?”
“没有,没有。不想了。”
时至今日,杨莉还是没生儿子。她不知道亚力克是否放下这个念头,但这两年,他再没提这件事。
虽然杨莉早已成了非洲新娘,但她对中非爱情的态度依然悲观。
坦桑约有三万华人华侨,大部分都在达市。杨莉保守猜测,达市只剩下十几对中非夫妇,因为不少都在孩子上初中时离婚——有的因出轨,有的因养老规划不合,有的则因思想差异……她觉得,这些事或许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杨莉偶尔会感到孤独,尤其是和亚力克吵架时。每次,她哭得一塌糊涂,跑出家门却发现哪也去不了。她说自己不会开车,“很可悲。”她也没法打车回娘家。她甚至没法找朋友哭,因为她在当地没什么朋友。
“华人基本上都是来赚钱的,人家各过各的……而且一般中国人也不祝福这种婚姻,都等着看你笑话,看你离婚,然后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不靠谱。’”
对于自己的难题,杨莉倒能忍受,最让她担心的还是女儿的身份认同问题。五岁的二女儿总是问她:“妈妈,为什么我的头发不是直的?”“为什么我的皮肤是棕色的?我想和你一样的颜色。”
每次听到这些问题,杨莉甚至有些后悔自己嫁给了黑人,尤其是她觉得这给女儿带来了困扰。
最后,杨莉告诉女儿,“颜色不是很大的问题呀,主要是你这个人读了多少书,人品怎么样。”
为了让女儿不纠结自己的肤色,杨莉不顾亚力克的反对,也不在乎她和亚力克都不懂法语,坚持将女儿送进了法语国际学校。杨莉有自己的考虑。法语学校混血儿童很多,她希望女儿能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会在中国人群中格格不入,又在坦桑社会里显得游离。她希望她们能够不受歧视地过上更发达的生活。
杨莉告诉女儿,“你们要努力学习,变优秀,去很多国家看不同的事情。”
杨莉常常带女儿回国,一年至少两次,因此,女儿和杨莉家人十分亲近。杨莉也喜欢带亚力克回国,而对于回中国,亚力克比杨莉还要兴奋,总是提前两三个月就开始筹划。
第一次去杨莉家时,亚力克就告诉过她:“中国人真好,住这么久,还是如此热情,要是坦桑人,早就给脸色了。”
亚力克如此喜爱娘家,以至于每次回去时,都会包上一万元红包给杨莉的母亲。
不过,杨莉家人依然心存担忧,生怕这个远在他乡的“妻管严”某天突然变心。
去年,杨莉曾独自回国一次。父母不明所以,竟误以为她和亚力克要离婚。杨莉将计就计,给弟弟打电话,说,“我抓到老公出轨了,我现在回国没车费,你给我发2000块钱。”
弟弟立刻转账。风尘仆仆的杨莉随即给弟弟发了张照片,弟弟看到她疲惫的模样,更加觉得姐姐在外面过得艰难。他在家里大说特说:“我就知道不能嫁黑人。”
杨莉明白,大家总是习惯性地认为非洲人不如中国人,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她也知道,她决定结婚时,家人是拗不过她才勉强同意,但他们并未真正改变对黑人的看法,甚至拜神祈
求,希望她遇到的非洲男人与众不同。
就连杨莉自己也深受这种偏见的影响。
她曾对亚力克说,“如果我在国内遇到你,我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她也曾和朋友说,“如果说亚力克皮肤白一点,或者说和中国人差不多,我觉得我是搭不上的。”
有时,她甚至会说,“我爱亚力克,但我讨厌‘黑人’,也不愿意女儿嫁给‘黑人’。”
这里的矛盾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难以理解。杨莉所谓“黑人”,其实指的是每个群体中都会有的不善之徒。语言的滥用很容易让偏见如同瘟疫般蔓延。
杨莉曾问过亚力克是如何看待自己黑色皮肤的。亚力克说,“我对自己的黑色皮肤没有一点自卑。”
最后,她告诉自己,“作为一个老公,他对我,对孩子,足够了。要再去说他这个黑色皮肤,就有点过分了。”
带着骗局般的玩笑,杨莉独自回到了家中。
父亲问母亲:“怎么了?吵架了?”
“不知道啊,你自己问。”
杨莉不语。
“那孩子呢?怎么办?怎么没带回来?”大家越发担心。
直到吃完饭,杨莉才告诉他们自己是回来体检的。
父母放下心;弟弟则让姐姐赶紧还钱。
那次以后,杨莉又带着亚力克和女儿回国,带他们旅行,了解文化历史,体验新鲜世界。
其实,亚力克以前一直以为旅行不过是去草原看动物,一路颠簸,身心俱疲。直到他跟着杨莉周游中国,他才发现,原来旅行也可以如此便捷,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就在上个冬天,杨莉带着亚力克和女儿去了东北,带他们了解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的历史,带他们一起欣赏冰雕。
无比幸福地,他们全家一起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雪中冬季。
结婚时拍摄的婚纱照
每年纪念日,亚力克都会带杨莉出去吃饭,并问她:“你对我们这几年的婚姻满意吗?”
然后,亚力克自问自答:“我对我们的婚姻挺满意的。”
亚力克所说的婚姻,大部分是由一种极具规律性的生活构成。
清晨六点半,杨莉准时起床,送孩子上学;八点,她来到健身房;十点,她出现在办公室,忙碌半日后便去接孩子放学。晚饭在六点准时开动,亚力克时常缺席。八点,她哄孩子入睡,结束一天的母职。周末,孩子的补习课排得满满当当——英语、法语、中文,还有小提琴,她难以清闲。
亚力克同样忙碌。为了养家,他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他下班回家时,孩子要么即将休息,要么已沉入梦乡;而清晨,杨莉领着孩子出门时,他还未醒来。尽管如此,他珍惜每一个能与妻子共度的夜晚——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看足球赛、追电视剧、欣赏电影。在这些惬意时刻,他总会取来润肤乳,给她按摩双脚。到了十点,两人便安然入睡。
对亚力克的纪念日问题,杨莉没有直接回答。她说,“得看你表现。”
杨莉的爱意表达似乎总有些拐弯抹角。
今年生日时,杨莉送给亚力克一瓶汤姆·福特的乌木香水,并在朋友圈公开为他送上祝福。
“买那种八角桂皮大料味,”她写道,“味道能呛到人,十米开外能熏晕人的香水,我就知道是对的。这些老外就喜欢这种,还特别打电话感谢!生日快乐,大哥!”
今年下半年,两人的十年锡婚即将来临。与往常一样,他们计划外出用餐。
“我也埋怨过他,没有什么铺满玫瑰花的浪漫。”杨莉抱怨道,“结果他来了句:‘人家那么浪漫求婚的还离婚,你看你跟我过得好好的。’”
今年的纪念日上,或许亚力克又会问杨莉是否对婚姻满意,或许杨莉依旧不会直接回答。
尽管杨莉时刻都记得亚力克的优点——“肯定比我多”,但她总是轻描淡写地,同时又似乎是谨小慎微地说:“将就过。”仿佛话一旦说得太满,好运就会消失。
她告诉朋友:“我从来不会说我很幸福,或者说我会一直幸福。这要看运气……但生活的柴米油盐,他给了,尊重也给了,话也听你了。偶尔打骂他,他还笑嘻嘻的,给女儿装弱救命,‘妈妈打我’。这样子,就差不多了……至于未来,能走多久,算多久。”
(*根据杨莉口述整理,杨莉与亚力克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