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1968年运动的开始晚于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和联邦德国分别从1964年和1965年就开始了持续的运动动员。相反，尽管法国各处有一些抗议（1964年巴黎和1966年斯特拉斯堡发生的对大学的批判活动、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但是这些较小规模的抗议与1968年抗议行动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直到国际上的抗议发展到顶峰之时，法国的运动才真正开始。然而，几周之内，法国的运动就已在动员规模上赶上了世界形势，并在政治爆炸性上超过了德国和美国的抗议行动[15]。运动以巴黎近郊南泰尔大学里少数大学生的反抗活动为开端，很快发展成使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的总罢工。它还引发了使戴高乐政权体系面临颠覆危险的政治危机。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论点一：作为社会行动自生过程之结果，法国学生运动的动员是自发的。
可以确定地讲，法国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大学体制的普遍危机，这一危机对学生的学习环境、就业前景和生活态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这场运动决不仅仅是对这些不足的反应。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全法学联（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 缩写UNEF）不断地批评大学以及未获多少学生支持的政府大学改革计划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16]。1967-1968学年开始时由全法学联在南泰尔大学协助组织的学生罢课行动只持续了几周就偃旗息鼓了。一个小型的学生核心集团在1968年春采取有限度但不合惯例的行动，通过打破规则、触犯禁忌，以及其他一些挑衅行为，他们引人注目地“扰乱”了大学运作机制，直到这时，引发了法国五月运动的动员过程才开始启动。
拉开抗议活动序幕的学生集团，“愤怒者（Enragés）”和“三二二运动”明确参照了新左派的知识领袖，或至少，他们受到了这些知识份子的著作和观点的影响[17]。具体说来，“情景主义国际”的作品，即与《社会主义或野蛮》和《争论》有关的团体，对学生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仅是行动策略（直接的、挑衅的、随势而定的策略），他们的自我认知（反教条、反官僚、反组织化、反极权主义）都与新左派哲学相符合。这两个团体的焦点都是大学——“愤怒者”力图取消大学，“三二二运动”则要将大学改造成“批判型大学”，他们都把大学作为实现社会彻底变革的行动途径和起点，自视为这种变革的核心运动。一开始，他们仅在
南泰尔大学校园之中成功
动员起大批学生。如果运动没有传播到索邦大学——索邦负责对八位南泰尔的学生进行审讯，那么这场运动本来可以很快沉寂下去，就像全法学联组织的罢课和此前的其他学生抗议活动一样。当局镇压了索邦一个学生积极分子组成的小核心集团（尤其是，大批警察进入了校园）。这些事件激怒了此前未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学生，促使他们起来表达与少数学生积极分子的团结。几天之内，在索邦大学周围和拉丁区的街道上，学生运动和政府镇压变成了一系列示威者和军警间的暴力冲突，这引发了连锁反应，使得运动的动员加速发展。运动的动态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将中学生和年轻人（以及一些青年工人）推向大学生一边。
一周（5月3日到10日）之内，法国已赶上了其他西方国家运动发展的步伐。在接下来的24小时，法国学生运动就已超过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了。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展示出与学生的团结。是什么让法国工人与学生运动团结一致的呢？
论点二：以“关键事件”（布尔迪厄）为契机，
学生抗议活动
传播到了工人当中。
在他的《学术人》一书中，布尔迪厄阐述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认为，不同社会领域中的潜在危机能同时爆发，是因为某项“关键事件”（critical event）具有一种创生的作用和功能。进而，他给宏观社会学结构和结构性冲突的分析引入了“明确与偶然因素相关的”分析要素。然而，他还坚持结构决定事件的理论，因为，仅当
“在某一领域经历危机——而这一危机已达到关键阶段——的行动者（agents），与因生存状况相似（条件的同一性）而有相似倾向（dispositions）的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调谐的客观关系”时，
事件才可能迎来普遍性危机的“关键时刻”（critical moment）[18]。从他的角度看，在更大的依赖性之中的独立性，构成了“关键的”历史事件。
在法国，使不同社会集团的认知同步的关键事件，就是“街垒之夜（5月10日到11日）”，那一夜，学生和青年们在进行了一场和平示威游行之后占领了拉丁区的一部分街区。接着，通过某种自发的、嬉戏的方式，他们在占领区内构筑街垒。他们决定，除非政府答应以下条件，否则他们决不撤离这片占领区：（1）释放在镇压示威游行过程中逮捕的学生；（2）重新开放索邦大学，该校校长下令关闭校园，警察正守卫着它；（3）警察撤出拉丁区。5月10日到11日夜，在巴黎构筑起来的街垒是一种历史隐喻，隐喻着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在1944年解放被德国占领的巴黎时出现的街垒。它们由中学生和大学生建起，不必刻意模仿，便能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它们的实质是陈述（expressive）而非工具。之后，在这种挑衅行动和警察的应对部署的过程中，媒体报道、公众反应和政府与工会所采取的行动才让学生抗议运动变得政治化。
学生的行动主义吸引了大众传媒。最初的街垒建起之后，两台转播车便深入到被占领街区进行实况报导，运动也因此加强了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种传播方式不仅使信息扩散到了拉丁区之外，而且也超越了首都范围。媒体报导制造了一个听众群，这些听众集中注意力紧跟事件发展，并且形成了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这样一来学生抗议运动的大火也就从巴黎烧到了外省。
政府处于紧要关头，它的回应备受期待。无论是展示仁慈还是采取镇压，它都面临着失去合法性的危险。迫于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发觉自己必须行动，但它却缺乏可行的行动方案，也缺乏做出决定的能力。因为总理不在国内，内阁部长们难于协调一致地行动。在那天夜里斡旋调解的努力都告失败之后，在戴高乐总统关于如何应对局势的观点的深深影响下，部长们做出了对局势的解读。他们认为，示威游行的学生是造反的暴徒，而提出三项要求的示威则是暴动（émeute）。
几经犹豫之后，
内务部长终于下令警察和公安部队于5月11日清晨移除街垒。警察部队的暴行（《明镜》周刊（DasSpiegel）将之描述为“无情的战斗”）引发了骚乱和公众抗议。关键事件爆发了。
街垒之夜既不是由社会结构因素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集团或参与其中的个人规划的。毋宁说，这个关键事件是政府不协调的决策、运动中个别集团随势而变的决定和警察镇压行动的结果，或更确切地说，是上述因素的偶合。换句话说，制造了全新形势的偶然境遇促成了这个关键事件。该事件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常轨，也打破了未被质疑的事物的正常秩序。它同步了不同社会集团的认识，并且把某个时刻转化为了一个公共事件，这个时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致的，能够通过同一个参照系对之进行把握。它让法国工会开始支持学生运动及其要求——不仅在词语上，而且在行动上。为了抗议镇压和支持学生的要求，工会号召团结，并发起24小时的总罢工。就是如此简单——至少在这一点上。
然而，在第二次政治介入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乔治•蓬皮杜总理于5月11日夜从阿富汗返回国内。在野蛮清除拉丁区街垒十四小时之后，总理发表电视讲话接受学生的一切要求。在关键事件转化成关键时刻的过程中，总理的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19]
论点三：工人的动员过程遵守了与学生运动同样的行动策略。共同的价值将平行的运动联合起来。新左派的认知定位是使异质的社会运动得以统合的关键要素。
同样，工人运动也始于少数积极分子的一次行动。5月14日，工会组织的24小时总罢工之后，在南特郊区的飞机制造厂，青年工人拒绝恢复工作。相反，他们占领了工厂车间、封存飞机，并拘留了厂长。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受到了巴黎学生行动的指引，后者在索邦大学重新开放一天之后就占领了大学校园，而且受到了大西洋岸卢瓦尔省内有着无政府工团主义定位的“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联盟鼓动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这个联盟的代表主张将直接行动当作实现工人要求的手段——但并未成功。只有在5月11日到13日之间那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形成之时，这个策略才得以成功。此次罢工开始时并未受到首都的行动者们的注意，但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引发了连锁反应。雷诺汽车厂也开始了自发的罢工，罢工又从蔓延到其他工厂。仅仅几天时间，就有750万到900工人投入到罢工之中——他们并非响应工会总部的号召，而是自发行动[20]。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五月事件前夕法国并未发生经济危机，因此自发的动员过程不能通过结构性经济因素来解释。尽管存在分配冲突，失业率也在逐渐攀升，但相较于德国，1966年的经济衰退对法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比要轻得多，法国更不易发生经济通胀和经济崩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1968年的法国是一个稳定的、无经济危机的国家[21]。
对于这种潜在的不满，我们不能仅仅在社会经济原因中寻找其根源。不如说，工业系统中极权主义体制日益增长所造成的不满，才是它的原因。到了1968年5月，这种潜在的不满转变成了集体行动的意愿和明确的抗议态度，甚至连工会领袖也无法控制。学生成功迫使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为工人运动提供了榜样。对可能性的预期也扩展到了其他社会团体当中。新的行动方式提高了工人们行动的意愿。有一份声明可以被看作对当时工人情绪的最好说明，其中，一个工人说到：“政府顺从了学生，它为什么就不能顺从我们呢？”[22] 现在形势已经变得一切皆有可能，或者说看上去如此。
国有工业中的工人也发起了罢工。在他们当中，青年工人是一股特别冲动的力量，他们把其他人都激发了起来。他们的目标是通过直接行动迫使“国家老板（Etat patron）”服从他们。直接行动使动员的动力机制启动了。这类罢工以劳工运动的传统为基础，但其释放出的却是没有特定目标的集体行动意愿。比如说，对工厂的占领可能是（1）向政府和工业部门施加压力，为的是迫使它们坐到谈判桌前，或做出让步，（2）展示地方队伍独立性、使之脱离老左派支配的工会机器的一种方式，（3）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策略和新左派思想双重基础上，对工商业和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改造的开始。这完全视行动者的意向而定。与学生运动的目标一样，工人罢工运动的目标的形成也是社会互动过程的动力机制的结果。
罢工委员会最初的要求与5月之前工会曾提出的要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社会运动决不等于它所公开发表的文字。被占领的工厂中的大集会表现出某种“创造性的沸腾状态”（effervescence créatrice），工人们不仅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还要求对工商业结构进行改革。“法国民主总工会”（Confédérationfrançaise et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 ，非总工会，缩写CFDT）的定位一直以来都是最接近新左派的，该联盟发明了一个新词来表达工人们的内心期待：工人自治。[23]第一次自发罢工发生两天之后，“工人自治”的新口号就为罢工赋予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提出了“工人自治”之后，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就号召（1）改革工商业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2）废除等级制和权力集中，并且（3）工人有权利通过自我决定和自我管理释放创造性潜能。尽管工人自治发展和贯彻方式的制度细节和合法性细节尚不清楚，但其中蕴含的反等级制和反极权主义的成分却足以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在目标上团结一致。大学民主化紧接着就是工业民主化：“工业和管理的君主制必须被建立在工人自治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所取代”。正是这么一种“愿望共同体”（communauté d'aspiration，因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期待而形成的共同体）使得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团结了起来。[24]
论点四：老左派动用组织权力对新左派的行动策略和目标定位进行彻底打压。冲突被引向集体谈判系统的制度化机制。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联盟，缩写CGT）不支持工人自治作为根本性社会变革的目标。它认为工人自治的概念只是一种"空洞的公式"（
formule creuse
）。相反，总工会的基本目标定位是财富分配，而不是改变权力和决策制度[25]。它坚决反对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已经形成的联盟。一有可能，它就试图阻挠学生和工厂工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并愤怒地制止联盟成员和学生运动的“头子”达尼埃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发生关系。此外，它在自己的组织权力之内，尽可能地否定这场已经使经济生活陷于瘫痪的社会运动。大约有750万到900万法国公民参加了罢工活动，这场危机也有向革命形势发展的可能；但是法国总工会却想尽一切办法把抗议活动纳入到调停解决的正常轨道中去。工人与政府和工业界代表进行了一次草率的集体协商（5月27日格勒内尔协议），在这背后，法国总工会是操纵它的主要力量。它试图通过传统的冲突解决机制，逐步消弭危机。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法国总工会没有能力有效地迫使草根阶层接受它的策略和目标。
工人在车间里举行了大集会以反对已经达成的工资协议解决方案。格勒内尔协议之后，工人没有复工，罢工仍在工会的控制之下——尽管工人拒绝同意工资解决方案——继续着。无论是在基层车间还是在整个工业单位，工会已经展开了改善劳资关系和提高工资薪金的谈判，并且做出持续努力以压制自发的抗议活动，力图将之纳入到体制化的渠道当中。罢工运动转变成了劳资纠纷，而罢工的各种异质要求也分散到了各个委员会和其他团体之中，而且这些委员会和团体是乐意接受经济上的妥协解决方案的。商业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权力结构不再是讨论的主题。不过，罢工所造成的压力毕竟导致了之后雇用方和工会之间的谈判，它迫使雇主坐到谈判桌前进行集体协商，也使他们有了妥协的意愿。格勒内尔协定使得法国商界首次正式承认在各个工厂的工会组织。协议确保各个工会的地方支部在工作场进行工会活动的自由、公会成员在工作场所集会的权利、在工作场所的布告板上张贴工会声明的权利、分发工会报纸的权利。[26]可以说，工会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由于自发的罢工运动而得到了改善。
但是，在工业劳资关系中的参与程度上，法国工人依旧没有达到德国工人的水平。可以确定的是，德国工会传统中的“共同决定”从来都不是法国工会的目标，法国工会认为“共同决定”会限制它们行动的范围。工会也不接受通过双方在明确合同期限内共同遵守的协议而使劳资关系制度化的观念。工人自治的口号只表达了少数工人的情绪，且从未形成一个正式的模式。
只有一小部分商业单位试图引入自我管理的机制。大多数罢工者支持对这场社会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自己的敌人不是雇主而是戴高乐政体本身。他们要求变革政治权力，认为这是社会结构改革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运动目标定位的改变和冲突解决方式的改变。工会为危机的解决铺平了道路，但却最先无法使这解决方法得到贯彻。格勒内尔谈判失败之后，工会谢幕，政党走向了前台。社会运动来到一个新的竞技场。也是在这里，由于其自发性和反政党特性，运动并未获得满意的结构性坚实基础，而其核心集团在观念上也没有对这个基础有足够的准备。
论点五：蓬皮杜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相互冲突的策略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后果，导致了政治危机的恶化。蓬皮杜的策略旨在平息这场社会冲突，使其去政治化和制度化，而戴高乐的策略定位则是动员民众、政治化、通过全民投票维持权力。因此，两种策略相互抵牾。
政治体制就此类社会运动做出反应的观点可以说分为两种可选择的策略：容忍和镇压。容忍的策略暗含了对运动所代表的利益的认可，也表示乐于进入对话或协商，至少是与运动中较温和的派别进行对话或协商。而镇压的策略则认为运动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法的，因而彻底反对运动，通过动用警察力量取缔组织及其活动的方式来维持政治现状。这两种方式可以合在一起或交替使用——就像法国政府和总统在1968年5月所做的那样。这使运动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法国的1968年五月事件之所以变成那样戏剧性的事件，其原因之一是：应付冲突的不同策略之间的内部斗争在最重要的两个政治职权者——戴高乐总统和蓬皮杜总理——之间引发了权力斗争。法国的两极化政治体制本来是建立在这两极协调运作的基础之上的，可是现在却因两极公开的策略之争和隐秘的个人争斗而被永久地毁坏了。
蓬皮杜从阿富汗的喀布尔返回之后立即采取了缓和和调解的政策，这不仅违背戴高乐“国家不会投降”的立场，而且——正如雷蒙•阿隆指出的那样[27]——让它显得非常荒谬。在罢工运动的背景之下，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蓬皮杜把所有赌注都押在集体协商这张牌上，而戴高乐则宣布进行公投，以此证明公众对他的信任，这使得权力斗争进一步戏剧化。与此同时，整个政治系统摇摇欲坠。
一旦宣布全民投票，冲突就免不了被政治化，因此，政府更难通过集体协商来调和冲突的途径，达成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解决方案。抗议运动转入到政治舞台，也为戴高乐政权危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政权有可能将“十年够长了（Dix ans ça suffit）”的声明转变为一种政治决策。格勒内尔协议的失败和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可以想见的失败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势：议会中的反对党仿佛看到了他们建立“过渡政府”计划的成功希望。
论点六：非共产主义的新左派未能成功地利用形势来界定自身的政治立场。
一方面，新左派把自身理解为通过行动动员起来、忠于草根阶层的自发性运动；另一方面，它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要协调各种运动和不同的利益，将它们导向特定的政治目标。新左派未能弥合两者之间的差异。它没有形成行动的政治方案，因而分裂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派别主张建立起以民主模式为基础的全国协调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捍卫行动集体的基层动员。而另一派则支持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政党。只有少数人支持——实际上也太晚了——皮埃尔•孟戴斯-法朗士（Pierre Mendès-France）和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缩写PSU）——
一个受新左派思想影响的小党——
提出的观点。它主张运动代表组成过渡政府并重新组织选举。20年后，达尼埃尔•科恩-邦迪说，他们当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孟戴斯-法朗士：“我们应该提议选举，提名孟戴斯-法朗士”[28]。
然而，1968年5月底，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缩写PCF）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选择。就像法国总工会（CGT）反对工人自治的思想一样，法共现在使用它的组织力量防止由孟戴斯-法朗士担任首脑的过渡政府的出现。甚至在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领导下的联合左派——即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Fédération de la Gauche DémocratiqueSocialiste ，缩写FGDS）——对孟戴斯-法朗士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新左派和老左派之间的分歧阻碍了反对戴高乐政权的统一左派联合的出现。5月底的戏剧性政治形势所提供的权力变革的良机就这样与左派失之交臂。已经震动了法国社会也撼动了戴高乐政权的学生和工人的大规模平行运动现在开始解散了。新左派的联合思想过于薄弱；老左派的组织利益占了上风。
论点七：政府放弃了全民投票并决定重新举行内阁选举，进而重新确立了以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为基础的行动策略。
新选举将这场社会政治冲突纳入到了竞争性民主党派体系的传统渠道之中。政治和社会危机很快得到了平息。老政党和既有的利益集团支配着选战过程，而被动员起来的青年群众被剥夺了公民权，因为法定投票年龄是21岁。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政治党派经过这次危机之后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权利转移一度似乎是可能的，而且在危机高潮时期几乎成为现实，但毕竟没有发生。甚至在计票之前，《人道报》就已经指出了谁应该为选举失败负责。第一轮投票结束的第二天勒内•安德里乌（René Andrieu）在社论中说：“每一个街垒，每一辆燃烧的汽车都给戴高乐派政党带来了数以万计的选票；这千真万确”[10]。只有统一社会党发表的声明指出1968年五月社会运动提出的所有难题仍然存在而且有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