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风景读书的罗德胤专栏。上个周末，我们乡村复兴论坛的组委会受广东汕头市澄海区政府的邀请，考察了澄海区的几处历史村镇。这一趟考察的行程很短，但是信息量却不小，也在相当程度上开拓了我自己的知识和眼界。
樟林港是我们的考察地点之一。说到樟林港，可能您以前不知道这个地方，我自己也是头一回听说。其实她和一个我在前不久的专栏里多次说到的一个地方，关系很密切。这个地方，就是梅县的松口镇。松口镇，是梅江河的大码头。下南洋的客家人，都是从这里乘船，沿梅江河而下，进到韩江，在汕头出海。梅江河是韩江的上游支流，韩江在汕头入海。
韩江在汕头的入海口，就是樟林港——准确地说，是包括樟林港在内的一系列港口。因为入海口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巨大的喇叭口，有多个地点都可以形成码头。乡村复兴论坛刚在梅县的松口码头开过会，一个月之后我们一行就来到了樟林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我们在感叹这种缘分的时候，一个疑问也产生了：为什么同样是大码头，松口在行业内甚至在公众领域已经相当有名气了，樟林港这些年却显得那么
“
寂静无声
”
呢？
原来，樟林港的辉煌时期早在1860年就终止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被迫又开通了一批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汕头港。汕头港也是韩江入海口的港口之一。 在韩江的入海口，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同时又受到海潮的反复推拉，导致海岸线逐渐外扩。1850年前后，樟林港就因为泥沙堆积而变浅，其航运功能就已经让位于汕头港了。1860年开通汕头口岸，只不过是官方正式确认了汕头港的地位。当然在那之后，由于口岸开通带来了近代的贸易大发展，汕头港更是将樟林港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客家人下南洋，基本上是1860年之后的事情。所以松口镇和汕头港就成为两大地标，一个乘船下河，一个扬帆出海。这个局面一起持续到1939年，这一年日寇占领汕头，不只客家山区，连潮汕地区，跟海外的交通贸易都中断了。再后来，松口作为一个古镇，比较完整地保留到了现在，成为远近闻名的历史文化名镇。而汕头， 虽然老码头、老街道都已经消失，但是由于港口功能的不断发展强大，长成了一个繁华的地级市，还在198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经济特区。只有樟林港，衰落之后，归于无声，直到最近才似乎被人们重新发现她的存在。
以上讲提樟林港辉煌时期的终点。那么，她从什么时候开始辉煌的，是不是也能搞清楚呢？起源问题，经常是难以给出明确答案的。但是在樟林港，这个问题还真是有一个基本上算明确的答案，那就是，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潮汕地区和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其实很早就开始了，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但是这些早期的贸易，到底是从哪些港口进出的，我们已经不太清楚了。樟林港之所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起点，是因为清朝初期实行了海禁和迁海令，而后又有条件地开放了海上贸易。
清初实行迁海令，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台湾的郑成功家族。郑成功于1661年收复台湾，并以此为据点来谋求“反清复明”。1661年，也就是清顺治十八年。这时候的满清，刚入关没多久，脚跟还没站稳，所以对南明的几支反清力量都还保持着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要知道，只不过就在收复台湾的两年之前，郑成功还曾经组织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北伐”，沿海岸线一路北上，一直打到南京城下，让满清朝廷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
被郑成功吓了一回的清廷，颁布了极为严苛的迁海令（注：迁海令始于顺治八年，但是正式实行是在顺治十八年）。东南沿海各省人民，北至山东，南至广东，全部内迁30-50里；不但不许出海，连该区域内的所有房屋也都悉数焚毁，违者一律处决。坚壁清野，是我们经常听说的一个防御策略，但是坚壁清野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中国的海岸线，光是浙江、福建和广东这三个省，总长就达到1.8万公里。沿此海岸线生活的居民，有几百上千万。由于迁海令，这些人的生计全都成了大问题。史书上关于这段时间，东南沿海的老百姓们生活如何困苦的记载，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迁海令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将军攻下台湾，才宣告停止。这时候朝廷又颁布了“复界令”，也就是允许和鼓励老百姓们，回到荒废了二十多年的海边，恢复打鱼、种地等生产活动。
至于贸易方面，“复界”之后的海上贸易，也算是恢复了，但并不是无条件的。首先，全国依然只允许有唯一一个外国商人来华做贸易的地方，那就是广州。广州在外商来华贸易上的垄断地位，其实从明朝就开始了，这是另一个大课题，咱们在这里就不展开了，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樟林港。
第二个条件是关于中国人自己也要出海，该怎么办？清朝政府对这个行为也是有控制的。康熙二十二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东南沿海航运业的恢复期和朝廷对此行业的观察期。到雍正元年，朝廷就颁布了规定：“着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对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这四个省份的船只，根据其五行方位，又规定了它们所使用的颜色，比如广东位于南方，南方属火，所以船用红油漆饰，用青色钩字；而福建位于东方，东方属木，所以福建船用绿油漆饰，用红色钩字。从此以后，福建“绿头船”、广东“红头船”的称呼，就在民间叫开来。
满清政府，对于海上贸易行为，总的说来是相当陌生的。他们从草原进入中原，在驾驭农耕和草原这两个文明上，通过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实现了高超的平衡术。但是对于陌生的海洋，满清统治者所感受到的，基本上是担心甚至害怕。这种心态反映在沿海的对外贸易上，就是尽量别来往；实在禁止不了来往，那就尽量限定位置，限定规模。广州是唯一的外商来华口岸，而广东的红头船和福建的绿头船，除了登记编号管理外，也限定了进出港口——其中的红头船就限定在潮州的樟林港，还规定了船只的尺寸——郑和下西洋时的大船，那是绝对不让造的。
能不能完全禁止中国人出海呢？也不行，因为沿海居民的人口不少，海边又多盐碱地，没法种粮食，光靠打鱼养活不了那么多人。而且要想打到比较多的鱼，还是得到离海岸线稍微远点的海里才行。而船只一旦跑出去，也就没法控制它们是去打鱼还是去做买卖了。
总之，在海上贸易这件事上，政府是想尽量控制和减少，沿海居民是想尽量多搞，双方就此展开博弈。
在这个博弈之中，广东的红头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就是从暹罗运大米回中国。暹罗，是泰国的旧称。泰国盛产大米，这事全世界都知道。前不久，中泰两国之间还曾经就“高铁换大米”的话题，有过热烈讨论。康乾盛世，人口大增。那时候的中国没有杂交水稻，太需要粮食了，所以当潮汕人用红头船，从暹罗运回大米的时候，雍正皇帝甭提多高兴了。
红头船就这样找到了一个让自己合法化的理由。其实红头船运载货物，是挂羊头卖狗肉。 大米只是象征性地运载物，以备政府查询。真正的货物，包括南洋运回来的象牙、犀角、珠宝、肉桂、胡椒香料、番藤、柚木、桑枝、铁梨木等，和潮州运往南洋的陶瓷品、潮绣、雕刻、麻皮、菜籽等，还有从中国北方转运来的人参、鹿茸、兽皮、丝绸等。这些货物，获利非常丰厚。于是，用不了多久，樟林港的航运业就蓬勃发展起来。
我们现在查历史文献，关于福建绿头船的记载要远远少于广东的红头船，而浙江的白头船和江苏的黑头船，则几乎是销声匿迹。这也许就是因为，那段时间的红头船势力强大，搞得其他省份的船只没法跟它竞争。
樟林港和红头船的兴盛期，大致上是雍正元年的1723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860年。1860年之后，汕头港取代了樟林港，红头船也逐渐让位于蒸汽轮船。尽管繁华已逝，樟林港和红头船的这段历史对潮汕人民却是影响极为深远的。比如，由于红头船最主要是来往于泰国和潮汕地区，导致潮汕后裔在泰国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泰国现在的人口约8500万，其中华人有850万，40%是潮汕人）；这些华人还深度嵌入了泰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远的有吞武里王朝的建立者郑信，是澄海后裔；近的有2001年当选泰国总理的他信，他信虽然是客家人，但是他的祖籍在距离澄海很近的丰顺县，而客家人也是步潮汕人之后而下南洋的。又比如，在泰国经商的潮汕人，于晚清至民国时期在家乡建造了大批高质量的豪宅，这些豪宅中的很多现在已经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关于这些历史影响，又是一个大可展开的话题和研究课题了。
好了，今天我跟您简单地回顾了樟林港和红头船的历史，希望您听了之后有收获。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