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学界和公众的观念中，亚当·斯密(A. Smith，1723—1790)长期被定性为西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而彰显他在市场经济学地位的标志性术语，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aninvisible hand)。然而，这是一只百年来被学界误解、误导，并且被公众误传的“手”。
之所以作如此判定，是因为，通过对原始文献的研读、比对、分析可以发现，以往学界和公众大多将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等同于“看不见的市场”，以为斯密的《国富论》一定详尽论述了这一重要术语的革命性意义，以为“这只手”的术语以及所蕴含的重大思想一定是斯密的原创，并且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做出了奠基性和历史性贡献，其实这些大都是人为臆想、以讹传讹。
一
“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真实意涵
无论是中外学术界还是民间，一提到亚当·斯密，总喜欢将其“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市场”紧密相连。这一跨世纪、超国界的罕见误解，主要表现在大量流行的工具书和学者们的论著中。
首先，这类误读出现在一批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例如，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 Coase，1910—2013)就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指一种价格机制，它能够将所有
市场
集中在一个和谐的状态，并最大化国家的财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eglitz)也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斯密关于
自由市场
导致有效后果的争论中，起到了中心的作用。
其次，一批西方知名学者和工具书也加入这一误导的行列中。例一，克罗普西(J.Cropscy,1919—2012)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
市场
的财产，它能使每个人的自我追求最终导致他人的受惠。例二，马嘉斯基(Christina Majaski)认为，“看不见的手就是看不见的推动自由
市场经济
力量的一种象征”。例三，塞德拉克(TomášSedlá
č
ek)的《善恶经济学》第11章的题目就是：“
市场
这只看不见手的历史。”例四，《英国大百科词典》认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被认为“
自由市场
是促进社会和经济结果的最佳可能”。例五，《维基百科》“《国富论》”词条写道：“第一次提出了
市场经济
会由‘无形之手’自行调节的理论。”
最后，受西方的影响，一些中文工具书也推波助澜。例如，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的《英汉证券投资词典》解释“看不见的手”时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应由政府干预，而应由整个社会需求进行选择。这种社会需求被认为是调节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百度百科》解释“看不见的手”说：“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命题。最初的意思是，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利益，受‘看不见的手’驱使，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学者们尽管使用的语言不同、语义有别，但对“这只看不见手”有着三大基本认知：其一，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看不见的手”；其二，这只“看不见的手”具有自动调节、内在和谐、反政府干预的功能；其三，斯密详细论述和解释了这只“手”在强化价格机制、增加国家财富、提高民众财产方面的神奇功能。
因此，这里就需要厘清有关自由市场经济的定义，这有助于界定斯密“一只看不见手”是否真的与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相关联。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大致涵盖三大要素：一是自由买卖行为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它表明竞争必须自由、自愿、公平、互利，以便于价格系统能够有效完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协调；二是自由放任、最小化的政府干预；三是最优化和最有效地资源配置。接下来，再细读斯密的原文，还原“这只手”的本来面目。
首先，斯密在两本存世的论著和一篇论文中，只有各一次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与市场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三大原则没有直接关联。
例一，斯密第一次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既不是出自《道德情操论》(1759)，也不是《国富论》(1776)，而是1758年之前所写的《天文学史》一文。此文尽管生前没有发表，但却是他去世前唯一不舍得烧掉的一篇文稿，可见对这篇大作的珍爱。1971年，此文第一次被发表。198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向世人展示了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始出处：
可以观察到，在所有多神宗教、野蛮人和异教的古代时期，只有自然的不规则事件才被归因于神灵的体制和力量。火燃烧，水复活；重物下降，而较轻的物质由于其自身的性质而向上飞行；这些都是物体自身性质的必然；即使木星的那只
看不见的手
也从未发现并作用于这些物体。
这是斯密试图从宇宙、木星或神的角度，解释“看不见的手”的局限，因为它没有发现或无法解释地球上所出现的水与火的生生灭灭和地心引力现象。所以，斯密平生第一次使用“看不见手”的意思既与市场完全无关，更没有将这只“手”描述得如此神奇与万能，而是连燃火、活水和地心引力都没能被它发现和解释。
第二次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第四部分第一章。斯密描述了一个自私的地主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将他的收获分配给为他工作的人：
这位傲慢无情的地主望着自己广阔的土地，没有为(农民)弟兄的需要而思考，而是想象着由自己消耗全部的收获……（然而）他的肠胃承受能力与他的欲望之旺盛不成比例。多余的(资源)他不得不分配给(他人)。因此，所有得利的人都源于这个地主的奢侈和遐想……(其实)富人……是被
一只看不见的手
所带领……在没有意图、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会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富人的自利欲望无限，但富人的消受能力有限，如果没有富人的奢侈欲望和发财想象，富人就没有动力去雇佣农民、投资土地和发财致富，于是，农民就无地可种，土地就被抛荒，财富也就无从积累。而一旦富人发财成功，他将无法消受的多余资源，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分配给他人。这样，主观利己的富人，不知不觉地在客观上为社会和他人提供了好处和资源。斯密这一思想的表述，与以平衡供需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不存在直接或本质联系。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
实际上，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公共利益有多少促进。他宁愿支持本国产业而不支持外国产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这种重国内产业、轻国外产业的态度，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产品的价值，是自利的目的使然。与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
一只看不见的手
引导着，去达到他并不想达到的目的。这种结果，往往既不会对社会更有害，也不是他意愿的一部分。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比通常自己所真正希望的意愿，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
其中提及的“那只手”，与市场经济也没有密切关联。他的本意是，投资人重国内产业、轻国外产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安全”(security)，而不是直接推动利润的最大化，尽管这种国内投资的安全性在客观和长期意义上，有助于促进投资人的根本利益。然而，这种为了投资安全的理性考虑，不一定符合市场经济所提倡的最佳资源配置效率，尽管投资人满足了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假设：理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不一定满足市场资源和效率配置的最优化。
除了展示斯密原文外，还需要澄清谁是“这只手”术语和思想的原创者。大量的文献表明，在斯密之前，直接、明确使用“看不见的手”一词的作者和文献，至少有以下四例：
例一，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前43—17)的作品提到：“扭动并握住他
看不见的手
，在伤口内造成伤口。”这也许是至今发现的直接使用“看不见的手”的原始文献，距离斯密大约一千七百五十年。
例二，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1564—1616)在1605年写的悲剧《麦克白》中，借麦克白之口提到了“血淋淋和
看不见的手
”(“Thy bloody and invisiblehand”)。
例三，英国作家和哲学家格兰维尔(J. Glanvill,1636—1680)在1661年认为：“在所有事物中，用
看不见的手
进行自然的工作。”
例四，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1718年创作的悲剧《欧第伯》中有两句台词写道：“颤抖，不幸的国王，
一只看不见的手
悬在头顶”，“
一只看不见的手
推开了我的礼物”。
有意思的是，斯密第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时，用了定冠词(
the
invisible hand)；第二次、第三次都使用定量词，“一只看不见的手”(
an
invisible hand)；但他与四位前人一样，从来不使用
复数的“手”
，如“invisible
hands”
，这就更可证明斯密是模仿了前人具有神性的隐喻。因为，天主教或基督教坚持一神论，绝对拒绝两神论或多神论，一只手代表一个神，与“神的手”(God’sHand)异曲同工，皆是单数。
另外，不仅“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术语不是斯密原创，“这只手”的原始含义与思想也不是斯密首创。根据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提及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综合分析，其本质的思想内涵是“主观愿望与客观后果不符”。而这一思想和观点在17世纪的欧洲就开始流行。例如，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 Petty，1623—1687)在英国革命期间，对这个主观与客观相悖的理论就有所涉猎；与他同时代的洛克(J. Locke，1632—1704)也提及这种观点。明确、具体发展这一思想的则是曼德维尔(B.
Mandeville，1670—1733),在1714年发表的《蜜蜂的寓言》中试图证明“私人之恶乃公共利益”，即如果没有蜜蜂对自己私利的渴望，蜜蜂所在的社区经济就会崩溃，这样，剩下的蜜蜂只能在空心树上过着简单的生活。由此，形成著名的“蜂蜜悖论”。
对此，斯密在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中引用了曼德维尔这一思想，既表示他事先了解这一思想，也表明他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同时，在《国富论》发表之前的1740年，与斯密同时代的好友休谟(D. Hume，1711—1776)也曾主张人类体制(如货币、语言)是由个人指向另一目的的行为而产生的；1767年，弗格森(A. Ferguson，1723—1816)也把私人财产描述为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执行人类意图的结果，强调行为与行为意图的不同。
应该指出，斯密并不认同曼德维尔的“私人之恶乃公共利益”的观点，因为曼德维尔认为
自私
是恶，属于坏心办好事；而斯密则认为
自利
无可厚非，而且，从人性的角度论，坏心办好事，以及主观为己、客观为他的现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二人在主观愿望与客观后果相悖的核心观点上，大致相同。可是长期以来，有人以为，“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概念是斯密的首创，如《反脆弱》的作者就认为：“否则，他(斯密)不可能
发明
‘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
二
“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被误解的
在斯密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里，他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受到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视与引用，包括马尔萨斯(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1798)、李嘉图(D.
Ricardo，1772—1823)的《政治经济与税收原理》(1817)、马克思(K.
Marx，1818—1883)的《资本论》(1887)、马歇尔(A.
Marshall,1842—1924)的《经济学原理》(1890)等等，即使反对市场经济的凯恩斯(J. M.
Keynes，1883—1946)于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也对这只“看不见的手”置若罔闻。
需要申明的是，说“看不见的手”没有引起著名经济学家群体的关注，并非是说所有学科的专家或者所有经济学研究者都没有兴趣。从相关文献看，剑桥大学法律教授梅特兰(F.
Maitland，1850—1906)曾在1875年提到了“看不见的手”的隐喻问题，并且第一次将“这只手”所表达的“利益和谐”(harmonyof
interests)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念相联系。这个有关“自由放任”的解释，为以后的“市场经济”解释提供了想象和发展的基础，因为“自由放任”与“最小化政府干预”类似，是前述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之一。鉴于当时英国社会对自由放任理念非常热衷，而且也是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梅特兰的“创造性”想象引起了剑桥大学师生的追捧。但是，斯密“这只手”的原意与“自由放任”没有直接关系，相反，他认为强调商人与资本单方面的自由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对员工不利。同期，大约三位经济学研究者分别在1874年、1885年、1893年的论著中提到了“看不见的手”，但要么完全没有评论，要么忠实原文而没有误解，或者忽略了它的隐喻。进入20世纪后，提及“看不见手”的经济学家开始增加。例如，庇古(A. C. Pigou，1877—1959)在1929年的著作中开始关注“这只手”，格雷(A. Gray,1882—1968)在1931年将“看不见的手”视为“自由放任的准宗教惩罚”。
但是，这
些零散
、有限、不成规模的误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重大转折。1948年，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0年)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 1915—2009)在他的传世教科书《经济学》中，首次将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之暗喻升格升华，与市场经济的宗旨直接联系，创造了一系列“毫无根据的想法”。例如，他写道：
(
斯密)感到
非常激动
，因为他发现经济体系中的秩序是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
神秘原则
指引：即每个人
好像
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只追求
自私
的利益，但却取得了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因此，任何由
政府
作出的对
自由竞争的干预
行为都是有害的。
其实，这段对后人具有重大误导影响的解释，至少有五点与斯密的原文和原意不符。其一，斯密在提到“看不见的手”的文本中，完全看不出有“非常激动”的心情，只是平淡而又自然地一笔带过；其二，在斯密眼里，这只手不是什么“神秘原则”，而是一目了然的比喻而已；其三，斯密的所有著作从未肯定“自私”(selfish)的个人行为，也从不认为商人的所有行为是“自私”，因为“自私”行为的最大特征是“损人”，而斯密肯定的是“自利”(self—interest)，与“自私”形成原则区别；其四，斯密关于“这只手”的原意，完全没有包含 “政府”与“自由竞争”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重大误导与谬误；其五，斯密原文用的是肯定词，表示“这只手”直接提供了一种动力，而不是玄乎乎的“好像”(asif)。
从1948年出版第一版《经济学》，到2010年出版第十九版，六十多年间，萨缪尔森不断丰富、修正和创造性地发展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原始思想。例如，在1951年版，他开始“张冠李戴”，表示斯密在当时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看到了一般均衡的基因，尽管瓦尔拉斯(L. Walras,1834—1910)是在斯密之后的近百年才创立一般均衡理论。萨缪尔森还将斯密的一个隐喻与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完全竞争”相连接，但完全竞争的理念是19世纪下半期才被发明。
不过，在1958年的第四版和1967年的第七版，萨缪尔森的观点出现反复，开始淡化“这只手”的作用，认为“这只手”是不可能“促进总体利益的”。但在1963年，他又宣称：“斯密发现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每个自私的个人，为了最佳的公共利益作出贡献”，并赞美斯密为自私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紫色通道”。请注意，斯密从没有为“自私”张目，而是为“自利”辩护。
由于萨缪尔森拥有众多的一流经济学弟子，而且后来大多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还有更多的弟子成为美国行政、立法、新闻、媒体各界的著名人士，由此导致萨缪尔森的这一“毫无根据”的论断流传久远且深入。尤其是在1970年，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的误传、误导就获得更加权威和广泛的传播，而且他的解释被后辈们敬若神明、深信不疑，没有动因去查阅斯密的原文，进行深刻的领悟。
更有意思的是，萨缪尔森在1970年代继续改变对这只“万能之手”的解释。他在1976年出版的第十版《经济学》中提到，如果斯密还活着，一定会强调“自由放任的完全竞争将不会完全是理想的”，因为“自由放任将是没有效率的”；并且总结道：“在这里，完全竞争的制衡机制是不存在的，为生存而奋斗的达尔文主义不是受那只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最佳结果。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创新作用是巨大，而且在一个独立的世界里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萨缪尔森能够坚持己见，将自由派的观点和“误解”坚持到底，也许会得到更多的学术尊重，可是，他对“这只手”的解释却是忽左忽右。
自1985年起，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萨缪尔森开始合作编写《经济学》第十二版，对“看不见的手”的“神奇”解释再度出现摇摆：“‘看不见的手’的学说是一个概念，用于解释为什么市场机制的后果看起来如此有序。斯密关于这个对市场机制具有引领功能(的手)，已经激发了现代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崇拜和批评。但是，经过两个世纪的经验和思考，我们现在认识到该学说的范围局限和现实局限。”到了1998年的第十六版，两人继续误导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把“这只手”的神奇效用从市场经济、完全竞争、一般均衡，发展到斯密闻所未闻的“帕累托最优”，而“帕累托最优”理论是帕累托(V.
Pareto,1848—1923)在20世纪初才发明的，比斯密晚了一百多年。这种显而易见的牵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不顾历史事实的地步。到了最后一版的2010年，萨缪尔森与他的合作者仍然坚持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本质就是竞争市场，强调“看不见的手理论假定买卖双方拥有关于买卖商品和服务的完整信息”。这又与斯密所使用的18世纪隐喻完全不同，因为当时社会和时代信息贫乏，而且重商主义的非竞争经济主导英国社会。
在萨缪尔森的误导性影响下，1950年代后，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也纷纷跟进，加入美化、神化斯密“一只手”的大合唱中。例如，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学派代表哈耶克(F.
Hayek,
1899—1992)强调斯密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那只手”的隐喻，与他自己原创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理论具有原则性的相似，并将“这只手”视为理解所有社会科学的门户，似乎没有“这只手”就无法入门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另外，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 Arrow, 1921—2017)在1971年赞美“这只看不见的手”:“肯定是对经济思想的最重要贡献”,没有之一。1987年，根据阿罗对斯密的观察发现:“制度是在参与者的背后支持下运作，而指挥这种运作的手是看不见的。”还有，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 Tobin,1918—2002)比阿罗含蓄一些，他在1992年认为，“这只手”是“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
大致而言，目前对“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解至少出现了十一种“学派”和观点：(1)它是一种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造福他人的力量；(2)它是一种价格机制，推动市场走向均衡；(3)它能促使个人不自觉的行为结果推动社会秩序的建立；(4)它是一种好的竞争，促使合理利用资源和有效增长收入，最后促进公共利益；(5)它是一种交换过程中的共同利益；(6)它是一种演化心理学，因为它有助于获取知识、技能和爱好，并能够推动交易，最后导致人们自己和整个国家的财富最大化；(7)它是一种超然于人的意志之上、来自自然界秩序的天意；(8)它是一种能够限制资金外流的力量，对国家安全做出贡献；(9)它是一种能强化国防的力量，因为商人的主观意愿是将资金留在国内，却在无意中强化了国防力量，并对社会大众有利；(10)它是斯密的一个笑话而已，不能太较真；(11)它是上帝监督人类历史和控制自然的一种运作。
尤其是，“这只手”逐渐超越经济学界，得到各类非经济学者的无端赞美和不实杜撰，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正如一位学者所总结的，那只万能的手至少与十六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现象发生了直接关联，包括进化论、生态学、种族学、宗教学、遗传学、犯罪学、贸易学、管理学、智商、市场均衡等都被归功于这只万能的“手”。“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了一个“筐”，根据学者的所需，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根据肯尼迪(Gavin Kennedy)的统计，自1948年到21世纪初，竟然至少有25本西方著名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错误地重复或强化萨缪尔森的武断和杜撰。而且，截至2011年，在亚马逊网站共有33888本专著提到“看不见的手”。具体而言，从1816年到1938年，论述“这只手”的论著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1942年到1974年，年平均出版的有关论著增加一倍；从1975年到1979年，仅仅五年，又增加一倍；在1980—1989年的十年间，猛增大约6.5倍；在1990到1998年期间，达到历史最高峰，比1980—1989年又增加20%。到了2000—2006年，数量开始下降，比1990—1998年的最高峰减少了60%。此后，逐渐式微。所以，真正把斯密的一句隐喻夸张地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理论、范式密切联系，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
显然，斯密在世时，对这个被后人无端炒热的术语并不重视，他在两本传世的近千页著作中总共各提及一次而已。相反，他在《道德情操论》对所珍爱的“适度”(propriety)“同情”(sympathy)两个词，分别重复了541次和294次。对此，英国经济史学家罗特希尔德(Emma G. Rothschild)公开表示，“看不见的手”不是斯密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而只是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而已。而且，正如格拉普(W.D. Grampp，1914—2019)所说，“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术语，“与其说重要，不如说有趣”而已。难怪1902年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国富论》(译为《原富》)，竟然将“这只看不见的手”忽略不译了。所以，在斯密的时代，“这只看不见的手”既不是一个新理论，也不是一个新解释。更重要的是，“对亚当·斯密而言，‘看不见的手’与市场没有任何关系”。
三
“一只看不见的手”为何被误解
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长期被众多学者误解、误传，既有学理方面的因素，也有误解者所处时代的因素，更有误解者的主观动机所致。
（一）从学理而言，
诠释学是允许作者、文本、读者三大主体共同努力，合理解读历史文献真义的。
首先，诠释学理论承认，诠释者对历史文本的阐释，离不开所谓的“前理解”即研究者理解某一文献的先行立场或视角，这些理解“是基于理解者的前结构的先行的前理解，前结构将构成理解者的不可言喻的无可争论的先入之见”。所以，一些读者和学者对斯密、对斯密的三个文本关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学术理解，并加上学者自己的“前理解”，重构问题和规定预期，对历史文本的生成提出新的诠释与解读，是可以被有条件地允许的。但是，所有主观的“前理解”必须而且只能忠实于原文和原意，这是学术研究的底线。
其次，一位学术大家在他的作品中“偶尔”引用一个术语或暗喻，导致众多后来学者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不是一件稀奇之事，这类似于孔子的《论语》与有关孔子的“论语学”常常出现不同一样，或者“孔子的历史”与“历史的孔子”也常常发生矛盾一样。因为，“孔子的历史”是根据《论语》相关内容还原历史上的真实孔子，而“历史的孔子”则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官方和学者根据各自所需，“古为今用”地增删而成。对此，朱维铮说：“在孔子研究历史上，以假作真或以假乱真的现象，太常见了。出于歪心恶意的造假不说，即使出于好心善意的造假，当造假者的现实需要已经成为历史，而他们制造的假孔子形象却没有从科学上受到清算，那将会有怎样的社会效应呢？”基于此，学界就有必要通过文献考古的努力，尽量还原“斯密的历史”，限制“历史的斯密”对斯密的亵渎和人为消费。
再次，斯密对待“隐喻”(metaphor)的学理评价与使用也值得一议。斯密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修辞学家，他对自己著作的用词认真而小心：“我是一个慢、很慢的工匠，在我可忍受的满意之前，我所写的东西至少要修改六遍。”他在教授修辞学时
提到：隐喻具有美学意义的前提是，它能给文字提供“适当的表达力”，同时又能
以“更醒目和更有趣的方式”予以表达
。
在斯密之前的17世纪和他所处的18世纪的欧洲，“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宗教讲道、戏剧对白、诗歌文学和政治语言中已广泛流行，所以，斯密的隐喻在当时是众人皆知、耳熟能详的。他在论著中偶尔提及，只是起到了一个“更醒目和更有趣”的表达效果而已。作为一个严肃的修辞学家，斯密如果决定将一个不经意的隐喻，演绎成一个如萨缪尔森所误解的传世经济学原理，那他一定会像论述“适度”“同情”一样，多次强调、详尽分析和深入论证，决不可能不经意地一笔带过。
（二）“这只手”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很少有人关心或误读，在战后的五十多年却被全方位、多层次地误解，而在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又逐渐式微，是时代因素使然。
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美化和夸大“一只手”的解释难以大规模出现，在于1930—1940年代的西方社会和经济学界亟需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面对自1929年以来的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和市场经济的失灵，社会上下需要政府的干预来刺激消费、提供充分就业、限制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时代需要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自然也就相应地抑制了经济学家夸大那只“手”的兴趣。
二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政府的失灵，一批以自由主义为宗旨的现代经济学家开始创立了货币经济学派、理性选择学派、供应学派等，尽管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方法、模型存在很大不同，但经济学思想却是异曲同工，那就是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强力提倡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个人自由选择，反对政府干预。这就为萨缪尔森的误解、误导创造了条件。尤其是进入1970年代，美国出现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基本失灵，为萨缪尔森误导提供了主客观的需要与动力。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萨缪尔森的个人经历。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1931—1935)和哈佛大学的研究生(1937—1941)，当时能够构成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思想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说。1945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主任要求正在那里执教的年轻教授萨缪尔森撰写一本有关经济学的教科书，因为当时使用的旧教科书多是由凯恩斯主义所主导，对市场经济、高失业率、大萧条充满了悲观主义，这显然难以满足充满乐观的新时代战后大学生的需求。于是，当萨缪尔森在1948年推出《经济学》教科书之后，立即成为最畅销的经济学著作，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可谓时势造英雄。
到了1950—1960年代，萨缪尔森对“一只手”的解释出现反复与左右摇摆的观点，也与当时经济学界的客观情势有关。当时，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力尚存，反凯恩斯主义的学术力量并没有占据主流，而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主要旗手，主张妥协与中道，希望将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之自由市场理论与凯恩斯主义为首的保守经济理论予以综合。具体而言，萨缪尔森的一大使命，就是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与马歇尔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合二为一，提倡混合经济，即混合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经济，组合市场价格机制与国家干预机制，以及综合市场微观调节与政府宏观干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958年的第四版《经济学》中的观点出现向凯恩斯主义靠拢的原因。当然，萨缪尔森的左右摇摆，也可以解释为他是一位适应时势、从善如流、不断改进自己观点的经济学家。
这类误解之所以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2010年前又开始式微，是因为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促使更多的经济学家对“那只手”的神话、市场经济的万能、主流经济学的权威产生怀疑与挑战，尤其是以阿瑟(William
B. Arthur)为首的“复杂经济学”派，开始全面创立新的经济学派，深刻批判主流经济学。不过，尽管2010年后，有关误解的势头出现减弱，但并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谬误的历史惯性，众多经济学家依然我行我素、不思自我纠偏，继续有意无意地将“那只手”与市场经济紧密地联为一体。
（三）在任何时代，要想让杜撰、误导的学术理论产生效应，都需要学者的主观努力与具体实施，因而，这就需要探讨众多经济学家误解“这只手”的主观动机。
其一，缺乏研读原始文献的良好习惯，并且很少对不同版本的原文进行语义比较、背景分析、隐喻探究，由此导致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目前经济学界有不少学者习惯引用整本专著或整篇文章而不注具体页码，甚至对作者原话的引用也不显示页码；有些学者只是根据文献的题目望题生义，或者间接引用他人的注释，自己其实没有逐字逐句地阅读原始文献。对这一现象，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痛心疾首地论及。而萨缪尔森的误解在于，他只听信芝加哥大学一些助教的二手传播，自己从没有去阅读《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不同版本和翻译。
其二，不愿或不敢推翻约定俗成的谬误。尽管有些学者也觉得将“看不见的手”等同于市场经济过于勉强，而且有点张冠李戴，但鉴于长期的约定俗成，懒得细究，而且推翻前人定论的风险与代价太大。这类似哥伦布(C. Colombo，1451—1506)发现新大陆时所犯的世纪大错，明明是哥伦布的糊涂和偏见，将新大陆的南美当印度，但又不愿认错、纠错；结果，后人也将错就错，硬生生地再造了一个“印度”，导致全世界出现了两个印度：东印度(真)、西印度(假)，导致印第安人(印度人)的名称今日仍然流行！这也是滞后的传统力量和顽固的历史惯性之可怕。
其三，因善而误。有些学者其实知道“看不见的手”等于市场的说法不是斯密的原话和原意，但觉得不必小题大作；而且，流行的错误解释更能提升斯密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学之父的光辉形象，尤其是鉴于广大民众难以理解斯密艰涩的文字修辞和理论精髓，但一句浅显易懂的“看不见的手”，既雅俗共赏又趣味盎然，更可触类旁通、自由发挥；再加上，经常引用“这只手”也是经济政策和政治论战中的有力修辞，有助于有效、有力地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和理念。
其四，拉大旗作虎皮，试图利用名家的“名言”为自己的特定观点“保驾护航”，结果就导致长期以来的以讹传讹，积重难返。那些对“一只手”进行过夸张解释的知名学者，大多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如阿罗、科斯、托宾、哈耶克、斯蒂格利茨(萨缪尔森的学生)等，他们大都属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派，并希望继承和发展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末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希望利用“这只手”成为反对政府干预的有力工具。
其实，如果一定要强调“看不见的手”与市场经济存在关联，就有出现两种似是而非的可能：一是将“这只手”与任何现象相联系，包括不要担心任何罪犯，因为有“一只手”一定会逼罪犯在特定时空改邪归正；对于子女的教育也完全可以自由放任，因为他们的不良行为一定会在这只“神手”的作用下，或迟或早地得到纠正、浪子回头；也不要忧虑自己今天的厄运连连，因为一定有“一只手”会使你否极泰来、转危为安。二是可以用许多类似“一只手”的术语或警句来代替“这只手”，起到同样的神奇功能。例如，“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因为有“一只手”一定会指引你从曲折的道路走向光明的前途；又如，宗教中的“上帝保佑”，因为上帝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冥冥中不断地调整着市场的供需矛盾、均衡着价格的起起落落、制衡着贫富的两极分化。这样，“这只手”又具有了宿命论的意义，一切灾难都会消失，只是或迟或早的时间问题。但这一切，与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
结 语
通过梳理亚当·斯密留下来的原始文献，可以澄清四大事实：其一，他一生的著作只在三处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只是一句隐喻，形容主观为己、客观为人的现象和道理，与市场经济没有直接关系。其二，“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术语和思想不是斯密的原创，只是在引述前人的一句隐喻而已。其三，将“一只看不见的手”与“自由放任”相联系的第一人，是1875年的剑桥教授梅特兰；但与“市场经济”直接联系的始作俑者，是萨缪尔森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此后，学者们将“这只手”的地位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此“手”已非彼“手”也。其四，极力夸大和误传“看不见手”的学者大多主张市场经济、自由放任，这与他们以讹传讹的动机之间可以找到逻辑关系，作为对比，很少有主张政府干预的学者对“这只手”进行正面夸大。
其实，正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斯(W. Samuels，1933—2011)所强调的，在经济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一只什么看不见的“手”，继续误用这只“手”，只会导致整个经济学界的“尴尬”，因为“几乎所有对该术语的使用，都不会为实体知识带来任何好处”。而斯密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国富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有效市场的存在需要满足五大给定条件：(1)交易公正；(2)交易自由；(3)个人自由有保障；(4)司法公正；(5)合同完整；同时，各国政府不能偏颇地执行只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政策。所以，斯密既反对单方面地推崇“自由放任”，也坚持不能违反所有的政府法规；他还批评国家参与殖民地的高昂投资，反对建立关税、支持自由贸易；他尤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好基于合作的道德基础，推动互惠互利的交换，而不是自私的、损人利己的商业行为。
然而，斯密的这些基本思想和精髓，在许多现代经济学家的误导、误传之下，构成了他对“后代丢失的遗产”。对此，肯尼迪强调，斯密思想的精髓就是一句话：“当有可能，用市场；当有必要，政府干预。”所以，当今经济学家应重温斯密原始经典、复兴斯密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