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多NB，你真不一定知道！

看一个区域的活力，通常有很多指标，比如国际化程度，比如民众思想的开放性。还有重要的一点，那便是商业活力指数。中国的商业形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次演变，到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又有了新的形式以及新的称呼，独角兽。

毋庸置疑，独角兽公司生在哪里，哪里的商业活力便不会差。“商业人物”统计了130家独角兽公司的注册地，找到了中国的创业沃土。友情提醒。如果你既想逃离不上广，又想挣大钱，请看看这个统计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提到中国的一线城市都是“北、上、广、深”。但从全国范围看，独角兽聚集之地前四名却是“北、上、深、杭”。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独角兽数量比上海、杭州、深圳、广州加起来还要多。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互联网在逐步沉沦，广州的互联网产业地位与创业氛围也在逐渐被边缘化（据“商业人物”统计，广州独角兽企业仅2家，深圳有13家）。

 本表没有出现的省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为0，看看你的家乡是否上榜吧！（统计不包含港澳台）

130只独角兽，北京有63只

130只独角兽，北京有63只，紧跟其后的上海、广东、浙江加起来都没北京多。BAT里只有百度总部在北京，但互联网“少壮派”的TMD可是都扎根于此。

1986年，就读于深圳中学的马化腾第一次赚钱。他通过花费父亲四个月工资得来的天文望远镜看到了哈雷彗星，拍下了照片，连同一篇观测报告一起寄往北京，他得到了观测比赛的三等奖，以及40元奖励。他从中学起就开始订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间断过的杂志《天文爱好者》，当年就是从北京邮寄给他。深圳是新兴城市，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但能与当年那个天文少年产生互动的，是北京。

1989年，高考考了739分的，高出重点线100多分的马化腾选择了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没有天文系，于是马化腾才学了计算机。他错过了自己钟爱的天文学，也与北京错身而过。

昨天（6月12日），是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开街三周年。

1985年10月，政协委员阎维仁倡议由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建立科技图书一条街，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后，由海淀区政府承办。七年之后竣工，江泽民、李鹏等时任中央及北京市领导到中国海淀图书城视察，题词给予鼓励。

2007年，海淀图书城第一次与互联网搭上了边儿。作为第十届北京中关村电脑节的分会场，举办了“十年电脑节、百年中关村”的文化活动。

终于到了2013年，海淀区政府会议决定对图书城经营业态进行调整，将图书城打造成创新创业孵化街区。

中国海淀图书城华丽转身，成为了“打造创业服务聚集区、科技型企业发源地和创业文化新高地，全力加速中国创新创业扶持领域发展”的创业大街。

随着创业企业的加入，科技部、海淀区、市科委、政协等各种机关单位的领导纷纷来此参观，次数以几十计，不光是北京，附近的秦皇岛市政协领导也特意来中关村创业大街调研 。

2015年5月7日，李克强走进这条大街上其中一家咖啡馆，留下了与青年创业者边喝咖啡边交谈的照片，之后这家咖啡馆的明星饮品“总理咖啡”开始畅销，创业大街开始平均每天孵化1.7个项目。

据创业大街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大街及入驻机构累计孵化创业团队1581个，其中海归团队和外籍团队超过194个，655个团队获得融资，总融资额达到65.34亿元。

总理说：“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彼此结合起来进行工业创新，将会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

那时这条街人头攒动，有激情有梦想，也有因为激情与梦想而疯狂的病人在这条路上被保安拖走。多年郁郁不得志的民间发明家来了，无路可走的掮客来了，传道的基督教信仰者也来了。这里氛围热烈、开放，陌生人之间的交谈显得那样随意且友好，任何人来此只花30块就可以在咖啡馆的椅子上睡一晚，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长住，早起在咖啡馆的洗手间洗漱，这一点也不落魄，同住的旅客会在镜子前激励完自己后友好地向你问好——又是充满机会的一天！

这才是“北京欢迎你”应该有的样子，不来北京，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创业伙伴？

“新上海人”的创业尴尬

在130家独角兽企业中，上海市的独角兽企业有爱屋吉屋、易果生鲜、新达达、沪江网校、返利网、陆金所、众安保险等26家，数量不少，但比起北京市的63家，上海这个中国金融大都市在创业上的表现逊色了许多。

广东有很多移民城市，没有“新广东人”之说，北京有大量“北漂”，也没有“新北京人”之称，然而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却常常以“新上海人”这个称呼为荣。与老上海人注重户口这一身份认同不同，“新上海人”取得这一称呼还要有房产证，更高门槛还有事业成功、行为得体、有风度格调等等。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总裁、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袁岳说：“上海人很喜欢把外地来沪的人才叫‘新上海人’，以示海纳百川。这个‘新’字本身就反映了‘土生土长’的优越感，带有旧人对新人的歧视。”

我们无法从袁岳的一家之言中证明这种歧视是否存在，但“新上海人”对户籍和房产的过分关注，却在一定程度上中伤了创业的积极性，阻碍了创业这种相对粗犷野蛮的生存方式在此地扎根。

先说房产，上海是引领中国房价的龙头，是中国第一个因住房价格高涨出现全民炒房现象的城市。大象公会在《上海为什么缺少创业家》一文称，如果对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新移民做一项奋斗梦想的问卷调查，或许“上海梦”最单调实际，那就是房子。北京、深圳的梦想就要五花八门得多。

文章称，2008年前后是一条分界线，2008年前成功买房落沪的人，是“房产红利”的最大得利族群，2008年之后来沪的人，“落户”一夜之间变成了“为房子而活的战争”。此外，与北京、广州、深圳等创业城市不同，上海的城中村数量很少，没有低价住房，创业者们没有低价栖身空间。

再说户籍，上海移民如果想要落户需要严格按照《上海市居住证》打分表，这项精密、认真、透明的打分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作弊空间，但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研究《户籍的成本》课题时得出结论，它实际上鼓励的是外来人才安心打工，而不是创业。

《上海为什么缺少创业家》一文举例，受聘的薪水、岗位级别、纳税数额、社保缴纳越高，得分越高，它当然是“甄别人才”的合理衡量标准，但却会让一个积分很高的人在面临创业机会时，陷入选择困境——在离居住证、上海户籍只有一步之遥时，创业往往意味着前功尽弃，毕竟白手起家创业期间，在薪水、纳税额、社保缴纳的得分都会大幅下降。

在26家独角兽企业中，“商业人物”注意到，陆金所、万达电商、三胞国际医疗、拍拍贷、复宏汉霖等企业将工商注册地放在了上海市自贸区。根据《201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至2016年末，自贸区已注册企业21400户。在总体风格稳健的上海，自贸区更像一股喷泉，给挖金者提供了更多尝试的机会。

进击的深圳和落后的广州

时代造就英雄，也造就城市。

从1978年起，深圳就是中国发展的先锋。数十年的积累，让深圳各产业链趋于成熟。正是在这样的优势之下，无数的创业者涌入深圳，中小企业遍地开花，并诞生了诸如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等一大批顶尖高科技企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当年的制度洼地给深圳带来了投资洼地，而投资洼地带来了创新企业。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很多年轻人都来到深圳创业。深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电视机厂、录音机厂，同时，出现了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人。”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特别报道《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称深圳已经彻底埋葬“山寨中国”的过时神话，成为创新皇冠上的明珠，并给深圳起了一个比硅谷更为传神的美名“硅洲”。

深圳何以成为世界"硅洲"？首先从政府支持层面来看。曹和平说，深圳在公共管理方面有3个优势：一是深圳从高层领导到基层官员形成了共识，一定要帮助企业成功。因政府领导变化打断支持创新政策的可能性比别的地方小得多。二是，深圳的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得好，沟通顺畅。不会让企业发生，在财政部门一切顺利，而在工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遇到阻碍的问题。三是，深圳的人力资源更年轻化，更愿意接受新事物。

其次，从科技发展来看。据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深圳在研发上的支出超过800亿元，占GDP的4.1%，是中国平均水平的两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2016年占全国一半，已超过法国或英国。

深圳的独角兽近半为技术驱动型。包括大疆创新、碳云智能、优必选科技、腾讯云、大疆创新和柔宇科技，它们分布在大健康、人工智能、云服务和智能硬件四个行业中。这些技术型企业总估值 183 亿美元，占深圳市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的 47%。深圳市的创新创业文化催生了技术密集型独角兽企业，预计技术驱动型独角兽将继续涌现。

“如果不是在深圳，我们这个创业团队到全球别的地方肯定活不到现在。”大疆创新公关总监王帆曾向媒体透露：这个行业特别仰仗于随时把任何点子、任何电模做成实体产品。在美国，要等好几个月才能找当地供应商把你的想法变成产品模型，而在深圳两三个小时就能做到。在他看来，深圳的“独门武器”就是供应链体系。“它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难以匹敌。”

供应链体系对科技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联想、乐视在“迁都”深圳后也曾直言，华强北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任何一个元器件。得益于深圳雄厚的硬件制造业基础，从多年前的MP3，到如今的智能手机和无人机，深圳无时不走在硬件创新的最前沿。此外，与香港和海外的天然相近，可以为更多海外技术和资本入华提供便利。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过去多年快速发展，深圳出现了房价攀升问题。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曾刊文称，深圳的房价已经逼近硅谷高端社区，但是深圳的人均收入只有硅谷的十分之一。这可能会给深圳实现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带来阻碍：买不起房已经迫使优秀人才和公司离开或者考虑离开深圳，公司高管们不得不想方法留住员工，降低人员流动率。

在不可逆的高房价面前，去年华为搬离深圳的传闻甚嚣尘上。而在此之前，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河源建生产基地；比亚迪选择了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大疆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2016年又在贵州设厂。

尽管华为官方否认了“逃离深圳”的传闻：“华为在各地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研究所，这是业务发展的需要。”但任正非的一番言仍然引发了讨论：“人们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众多大企业纷纷迁离，更不用说资金实力不怎么雄厚的创业公司了。成本上涨，势必带来产业的整体外迁，“产业空心化”的危险已经逼近深圳。要知道台湾新竹2000年前后是世界上科技产业发展最好的地方，仅次于硅谷，成本上涨，大量核心产业外迁后，已陷入了空心化的经济萎缩状态，繁荣不再。

而最令人担忧的问题还隐藏在深层，不愿具名的深圳学者表示：“目前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思维固化，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人一旦成为某种既得利益、既有规则的享有者，之前那种不顾一切、不拘一格的锐劲就会丧失。”

说到珠三角，人们总喜欢拿广州和深圳来做对比，两个都是全国的一线城市，人口和经济远远位居世界前列，孕育着无数淘金者的创业梦。

如果说互联网革命浪潮可以分上下半场的话，在上半场，广州享尽了互联网的红利，以互联网世界里被公认的三种商业模式（广告、电商、游戏）为例，在互联网兴盛发展的初期，广州在电信运营商的带动下，一批提供CP和ISP业务的小企业就兴盛起来，也赚得了互联网的第一桶金。

然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和自己的兄弟城市深圳相比，无论是从A股上市公司数量、从新三板上市公司，还是从独角兽的数量来看，广州已经远远落后于深圳了，据“商业人物”统计，广州独角兽企业仅2家，深圳有13家。而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广州本土的网易都开始把总部北迁、而网易研发中心更是迁到了杭州，广州的互联网热度在持续降温。

当然，这也有城市文化与背景因素，比如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绝对主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创业者更容易融入城市文化。华为、腾讯、中兴等IT类标杆企业扎根深圳形成了巨大的人才吸附力。加之深圳政府的政策对IT产业的支持力度与产业环的完善，制造、内容、支付等配套在同步推进，各方面的优势因素也在推动一种集聚效应，推动深圳互联网或IT产业的创业繁荣的同时，也在导致广州互联网人才流失与整体地位的边缘化。

再看看广州的文化，自古以来都是南国的商贸大港，传统型与贸易型企业成为当地产业主流，长期以来也是政府政策关注与扶持的重心，导致广州的文化中的贸易本性根深蒂固，互联网这种新型产业被相对掩盖掉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广府文化的特征就是行事作风低调，不事张扬，追逐可以快速盈利的项目，互联网这种短时间不盈利的新型领域缺乏投资人的关注。

另外，无论是微信（广州）的张小龙、网易的丁磊、还是唯品会的CEO沈亚等，都是相对低调内敛的个性。在北京，大家有地儿高谈阔论各种创业项目与机会，谈理想谈颠覆谈改变世界，在广州却比较少见这种圈子文化。

矮子里的将军

湖南真会玩

谭伯牛《战天京》里提及湖南名人曾国藩时，用了当地的土话——“出得湖”。湖，指的是洞庭湖。过了洞庭，沿长江北上，无数读书人和野心家从此踏上功名之路。说某人“出得湖”，就意味着他有所蓄力，可以大展拳脚了。

晚晴以降的历史大人物，都与湖南有关。等到四海升平，互联网开始发力时，我们翻翻名人简历，猛然发现，唐岩、宿华越过洞庭，从稻米文化区跑到小麦文化区，做出了陌陌，快手；张小龙则是一路向南，吃着大米唱着歌，搞出了霸王微信。

当年的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立志做个针砭时弊的愤青，所以他给咸丰皇帝写了不少谏疏，国家大事，得谏，举止失当，得谏。建立湘军后，咸丰有次被他惹毛了，下了谕旨：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大白话就是，你哔哔这么多，就做出事情吧。

曾国藩知道，要想成为愤青，道德上不能有瑕疵。他接下来反躬自省的程度，真让一般人汗颜。贪睡恋床，不能黎明起床，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给官员写信，态度亲昵了些，就是“鄙极丑极”；喜欢侃大山，醉心社交，穷侃雄谈，争言语便宜，那就是“妄语”；跟朋友说黄段子过瘾，那就是“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

后来，中国的传媒界出了几个愤青，邓飞、石扉客、罗昌平这些调查记者，清一色的湖南人。不过，曾国藩虽讨厌社交，但移动互联网时代，湖南人诱惑你去侃大山的手段和能力实在太强了。

张小龙们毕竟离开了湖南，为北上广做贡献去了，但湖南当地还是有了两个独角兽，一个是硕大的，闪闪发亮的独角兽芒果TV，一个是“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的映客。话说，能社交又能娱乐不是发达省份有钱老百姓最擅长的么？啥时候轮到湖南这个中部省份了？这真是个谜。

贵州意外之喜

1506年冬，兵部武选司主事（处级干部）王守仁因得罪宦官刘瑾，受了廷杖之苦后，被贬到贵州。挨打意义非凡，在贵州这个穷乡僻壤，王守仁终于“格”出了心学。N年过去，王守仁的名字还在企业家圈子里活跃。百度里至今还有人在问：为什么日本企业家推崇王守仁？中国一个企业家俱乐部组织人去贵州，说企业家心病太重，需要找王守仁的思想参悟一下。

斗转星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对孕育出老干妈和茅台酒的贵州省刮目相看了。近些年，从这个毫无平原地，全是山地和丘陵的西南边陲走出的独角兽老板就有好几个，比如高德地图的创始人肖军，知乎创始人周源、纷享销客创始人罗旭，大姨吗创始人柴可。贵州当地还有一家名叫货车帮的独角兽公司。

这三年来，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大佬都曾去贵州开过会，而他们谈论的内容多跟大数据有关。贵州是国家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落户地。感谢互联网，它逐渐消弭了一些壁垒。感谢大数据，因为在这个新生事物面前，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的西南地区，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谁占了优势，谁就有机会。

浙江人马云还为它做广告。两年前，马云说:“如果大家错过了三十年前广东、浙江的机遇，今天一定不能错过贵州。”今年到贵州，他又说：“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讨论感觉应该发生在硅谷，而跑到贵州来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谈到贵州的优势，马化腾去年曾特别提到，贵州有很多优势，水电充足、电力便宜，山洞里恒温恒湿。腾讯正考虑在贵州建立一个大数据的灾备中心。

福建骄傲几许？

在传统行业里，福建一共有两张名片。一张是晋江系，在厦门，安踏、特步等几个运动品牌的大楼面朝大海又互做邻居。一张是名声相对不太好的莆田系，他们在全国各地开设私立医院，专治男科、妇科、不孕不育、整形，等赚够了钱，就回家建庙。

福建人敢闯敢拼，《2015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 100强中有31人是闽籍人士，他们的生意遍布东南亚。互联网时代，福建人的经商能力又一次凸显。独角兽头部企业里，美团的王兴、今日头条的张一鸣皆来自福建龙岩。这两位家境都非常富裕。

只有蔡文胜出身贫寒，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等美图上市后，他感谢一大溜的贵人，并留下一句名言：你的朋友是什么人，你就会成什么人。

福建当地也有一家估值800亿元的独角兽，它叫宁德时代，专做新能源电池。只有一家也无所谓，因为福建人的创业精神正在全球发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