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 爱思想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灾，搅浑了人们岁月静好的美梦，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准战争状态之中。危情与乱局，常常最能直观地呈现一个社会的底色，这种底色一方面是社会治理能力的水平，另一方面是部分官员和民众的人格素质水准。
好话此处略去不说，直接说问题。疫情爆发以来，在英雄们冲锋陷阵和民众宅居抗疫的日子里，我们一次次心寒地目睹了种种社会怪象，一桩桩匪夷所思的社会丑剧粉墨登场，混乱的浮世绘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神经，百来天的疫灾却让人们活出了一个世纪的哀愁。
简单梳理近期不断激起公愤、忤逆民意的社会事件：除了李文亮、感恩教育、廖君事件，还有武汉一社区用环卫车运送平价菜蔬；云南
人民医院150名医务人员对着镜头宣布，放弃申领总额30万元的抗疫补助 ……
这些天，太多这样的事件和现象，像一根根芒刺，不断刺激着大众的神经。何以这些事件会激起民愤，形成社会公共事件？
道理很简单，这些事件触犯到了一个社会群体的底线道德和底线正义。而作为社会基准线的道德共识和底线正义的失守，意味着一个社会在疫灾之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道德层面的“次生灾害”。
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提出“底线伦理”的概念。所谓底线伦理是指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义务，或者说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它意味着某些基本的不应逾越的行为界限或约束。
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逾越这些界限，这种“恶的蔓延”可能造成社会的崩溃。由于这种基本性，它的确还有一种“最后的”，“不可再退”的临界点的含义。
在何怀宏看来，底线伦理是对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群体道德和行为层面提出的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同时也是“最低的”要求，它是对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原则的一次有益校正。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在立人和公民道德层面强调崇高道德，试图以君子之风、英雄高德立国树人，但这种道德实践实际上步步溃败，直至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种君子国式的道德伦理遭到进一步的唾弃。
面对逐渐加剧的道德危机，“底线伦理”成为适应时代需要的一种新型道德诉求。这种道德原则并不复杂，用何怀宏那段被广为征用的话即可说清“底线伦理”在行为层面的具体要求：
市场经济初始，价值多元化胚胎形成之际，我意识到，机遇、自由降临同时，底线伦理亦直面挑战。不杀人、不说谎、不欺诈、 不奸淫、不偷盗，在市场经济下亟待重申。你可以做不到舍己为人，但你不能损人利己；你可以不是圣贤，但你应该认同道义和人道。你攀升不到道德最高境界，但道德最低下限 必须坚守，那是人类最后屏障！
由是观之，大疫面前，不欺诈，不说谎，不能损人利己，成为亟待重申的道德底线。而近期屡屡发生的社会事件，恰恰是因为它们触碰到了民众道德的底线。
这届民众，很理性，很温和，很懂事理，不给国家添乱，听从组织调遣，默默履行着灾难时期个体应该恪守的基本义务和道德准则。而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治理者用他们的傲慢、无知和愚蠢，不断逾越着作为社会公约的道德界限，以种种恶的行径冒犯着公众的情感和尊严。
疫情以来民意的每一次怒潮般的喷发，莫不是因为“底线伦理”被践踏被逾越。
比如，“底线伦理”提醒我们，不可以过于崇高和超拔的道德标准要求民众，“君子国”的伦理高调常常是一种虚伪的道德实践。昭通人民医院150名医务人员放弃30万元的抗疫补贴，看似是一种崇高，却透露着领导意志之下的“一刀切”和表演意味。
试问，用生命捍卫岗位，营救他人的个体，为什么不可以领这份人均两千左右的岗位补贴？既要“崇高”，为何还要对着镜头，还要宣誓？
试问，这种对私益的放弃，是否是每个医生的真实意愿，还是一种政治任务？
秦晖曾说，“私益只能通过自愿交易取得”应该是我们社会的共同底线。昭通人民医院此举看似是一种高尚之举，实际上经不起追问，是疫情之下“虚伪的崇高”，形式的光鲜掩盖了践踏个体价值的实质。
再比如，“底线伦理”要求社会治理者不要违背社会的常识性认知。青山区用环卫车运送民众菜蔬，挑战的显然是人们的情感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