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东追念王世家先生 | 而已斋忆往

而已斋是王世家先生的书斋名。突然听张梦阳兄说他去世了，很吃惊而且心痛：他得癌症半年我竟然毫不知悉，而半年前他还主动把鲍耀明抄录且经周作人本人校订的知堂日记抄本寄给我供查对——那该正是他患病前夕！微信群和朋友圈里连日看到许多朋友纷纷悼念，连永远在潜水的汪晖兄都浮上来留下悼言。我自己不禁也回想起与他有关的一些往事。

一九八七年三月，过完春节，我研究生毕业后到鲁迅研究室报到。之前人事处干部对鲁迅博物馆的情况介绍得极其简略，只是说李何林先生病重住院了，王得后研究员文笔最好，李允经研究员也是山西人云云，因此对未来同事是什么情况，我完全不知道。记得是做办公室主任的张杰兄带我到鲁迅故居前一排平房的西端，其中一间就是我的宿舍。进去没多久，就见有两人抬着一张床进来，年长且瘦的是王世家先生，年轻而精神饱满的是黄乔生兄，他俩从西小院给我抬来一件家具。而西小院，就是而已斋所在地，就是我工作的《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所在地。

是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鲁迅研究最重要的阵地之一——《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和王世家先生的书房是合一的。就地理意义而言，《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和“而已斋”是一回事。这多少隐喻了世家老师与中国鲁迅研究界的关系及在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位置。

其实当时世家老师甚至还不是鲁迅博物馆的正式职工。他一家人——太太李大夫和三个女儿刚从哈尔滨迁往北京，他来鲁博工作只是借调，还解决不了北京户口。但我赴职前听孙玉石老师介绍，似乎说新中国的鲁迅研究专刊就始于世家老师。“文革”前鲁迅研究有专书专栏，却没有专刊。鲁迅研究专刊是从世家老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黑河瑗珲教师进修学校当校长时编辑《读点鲁迅丛刊》算起的：一个边陲小镇的刊物居然云集那么多熠熠生辉的名家名作，其编辑之功不可小视！后来他编辑东北鲁迅研究学会的《鲁迅学刊》，此刻又被鲁迅研究重镇的鲁迅博物馆挖过来做《鲁迅研究动态》的全部编务发行和文献资料栏目的编辑，可谓一路走来，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全部身心和精力都扑在了鲁研学术刊物的编辑和出版上。其工作之繁重忙碌，自然可以想见，世家老师当然也是乐在其中的。

西小院位于鲁迅博物馆和鲁迅故居西端，大概有房十来间，原为鲁迅博物馆职工宿舍之用。东墙口有一小门和鲁迅故居的夹道相连，夹道上面是高大枣树的垂荫。从此我就经常夹着已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出版发行的《鲁迅研究月刊》的稿件和校样出入其间了。当时月刊责编有三人，世家老师负责资料文献和编辑部编务，我负责论文，从群工部主任调任的系友陆晓燕负责国外鲁迅研究部分。第二年，从沈阳师院研究生毕业的孙郁兄也加入进来。现在回想，那一段生活有两种快乐。穿过故居的鲁迅手植丁香树，经过小院西侧高大的枣树树盖，春天闻着院内浓郁蓬勃的丁香，夏天享用枣树清凉的“荫庇”，秋天则有成熟的枣子落到院子里，带来小孩们的欢笑。西小院内柿子树上挂着司机白子养的鹩哥，整日啾啁不已。这是自然之乐。而进到悬挂“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牌子的西厢房，靠窗的书桌上方镜框里有唐弢先生手题的“而已斋”；屋里三围靠墙则排列着世家老师自购或作者寄赠的各种鲁研书籍。在纯手工打造的沙发和周边随意摆放的折叠椅上，往往散坐着各地来的朋友客人，烟雾缭绕，高谈阔论，声震屋宇。得以厕身其中，听识见闻种种，算是人文之乐吧。那时常见的坐客，北京的如张恩和、孙玉石、黄候兴、袁良骏、王骏骥、靳邦杰等，林志浩先生有时也过来；外地的则有朱正、李福田、王观泉、张铁荣、王国绶、陈鸣树、马蹄疾等诸位。其中自称“五国公民”的福公李福田和自称“开国少尉”的王观泉是世家老师极投缘的莫逆之交，每次他们来京，都会招聚一大帮朋友。有一次，福公和观泉先生来京，住在我宿舍隔壁的鲁博客房里。我见他俩下午提了两只烧鸡和几瓶二锅头，一头扎进里面再也没出屋。第二天大早起床听到他俩还在兴致高涨地谈东扯西。

老一辈如蒋锡金先生，来北京也愿意住在西小院附近，时不时过来坐在柿子树下聊天。大家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新旧思想剧烈冲撞的时期，而围绕“而已斋”（《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形成的一个小小空间，不时有鲁迅思想文化的各色价值激荡其中，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这个小小的言论角落里，像三十年代欧洲或上海的咖啡馆亭子间，同样回旋着思想的旋涡和知识的激流。

这种人文之乐久久摇漾在我的生活里。王观泉先生去世时，我留言说他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塑造我人生态度的一个人，而这种影响的发生，纯粹由于我和世家老师的同事关系。观泉先生是上海人而长期在东北工作，性情既精细又豪放，兼得南北之长。他寄赠给我的著作，扉页上称我为“契弟”。我记得聂绀弩《散宜生诗》有诗《赠王观泉》，曾好奇地盘问赠诗的由来。他说那是和聂绀弩在北大荒同为劳改难友时的事。

他戏称自己为“开国少尉”，本在总参谋部洪水将军麾下，是怀揣将军梦的青年志士，但反右运动中倒了霉，被发配到北大荒农场劳动。他后来弃武习文，成为瞿秋白、郁达夫、萧红和陈独秀研究的专家。他对身为中越两国将军的越南人洪水感情很深，九十年代退休回上海后还专门撰文纪念老首长。在鲁迅研究方面，他最早以《鲁迅美术系年》名世。而世家老师从黑河调到黑龙江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编辑《鲁迅学刊》，就是出自观泉老师的援手。世家老师到北京工作后，观泉先生几乎每到北京都要来西小院一坐。他和世家老师不仅事业上相契，情趣爱好也极相投，集邮、玩紫砂壶、玩古董怀表什么的闲情雅致，也是他们的共同话题。

八十年代末，观泉先生曾应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之邀赴美研究萧红一年，回国后他带着两本十六开本的厚厚的红色精装书来到而已斋。我见书名有“红学”字样，就问他怎么又研究上《红楼梦》了，他让我看仔细了：此“红学”非彼“红学”——原来这是一套台湾出版的集邮著作。清朝初开邮政时因未及印制邮票，一度以印花税票盖邮戳当邮票使用，其中红印花当一元（小）就是中国近代邮票中的极珍品。所谓“红学”，乃研究红印花当邮票之学也。世家老师讲过观泉先生的另一件趣事。大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观泉先生带着他心爱的紫砂壶——似乎是曼生壶吧，据说是上了目录的——来京与朋友聚会，非要不谙此道的李福田先生上手摸一摸。但福公执意不肯，说那是你的宝贝，摔了怎么办？结果果然摔地下，碎了几瓣！上大学时我在《小说选刊》上看过王富仁写的一篇有点类似鲁迅《孤独者》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中学地理老师，不结婚而痴迷集邮，他的邮品任何人都不得触碰半毫。但“文革”中挨批斗，这些命根子却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攫取，不知所终。这位地理老师由此萎靡下去。直到“文革”结束，当年造反的学生把他的邮集还回来并向他道歉，老师才焕发生命的第二春：不仅结婚、过上了正常生活，性情也开朗不再怪癖了——上课时竟舍得把珍爱的邮品拿出来当教具给学生传看，以增长地理知识云云。我怀疑这小说主人公是否多少有点世家老师的影子：他也曾做中学老师，“文革”中也曾失去珍贵的梅兰芳小型张和蔡伦错票。所不同者，只是这些邮票珍品再也没找回来而已。

李福田先生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审，似是大连人吧，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声若洪钟，因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国，又经历过伪满洲国、日占关东州、东北解放区而戏称自己为“五国公民”。由于他积极主持和推动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天津人民出版社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出版的重镇。他手握数十名一线现代文学研究作者，资格老，为人讲义气，重承诺，敢于任事承担——他为朋友出书，曾把自家存折拍在以经费问题推三阻四、延迟付印的印刷厂厂长桌上。他多次参与策划组织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重大学术活动，身上带有一种纵横捭阖、指挥若定的大佬气概。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做人群的中心，总有年轻人或有求于他的中年人围着听他天南海北掰乎。一九八六年中国社科院主办“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和国际鲁迅研究名家云集。钱锺书、刘再复做东，王瑶、唐弢、丸山昇、伊藤虎丸、竹内实、李欧梵、卜立德等一众大拿汇聚会场。依照当时的接待惯例，内宾和外宾是有区别的，再加上个别接待人员有私心，对外宾格外尽心尽力，却慢待国内与会的学者。会务总主持的福公见状大怒，当即就过去痛责并且要揍他。后来每当提起此事，一向对学界人事雍容大度的福公都显现“宜若无所容”的盛状。世家老师每当说起福田先生的种种大丈夫行为，都会流露衷心欣赏的神态。他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义之所在，当仁不让的。后来李福田先生退休，再后来到养老院养老，到去世，每年北京学者张恩和、张杰、王骏骥和世家老师以及得后老师等人都会组团赴天津看望他。

这篇《忆往》还没写完，突然听到张恩和先生也去世的消息，真有生命不待、宇宙冷酷之感。一方面是自己太拖延，另一方面是时间不等不顾地径自飞驰——甚至这篇回忆王世家老师的文章，也是应恩和先生所托才动笔的。而今不仅错过了《北京青年报》的刊出，错过了《鲁迅研究月刊》的纪念，甚至拖延到张恩和先生也去世！让我说什么好呢？唯有徒呼奈何而已！恩和老师因为家住北师大，离宫门口的二条月刊编辑部距离最近，因此经常会拐过来闲坐。他聪明而淡泊，见人见事明净通达，绝不迂腐，朱寿桐兄因他谈吐有趣，谓他是“鸿儒”一类人物。他和王得后先生都是江西才子。据我观察，江西才子和四川才子是很不一样的：四川才子才华横溢，有时却不免轻狂凉薄。而江西才子却是把聪明和仁厚熔于一炉。一般而言，聪明人易病于刻薄，仁厚者则病于愚钝。这两种气质是相冲相克的，但江西才子却能让两者水火相济。秘密就在知人如知己吧。以己度人，如果这个“己”境界格局太小，是无法度人的。说起来，从我亲历的八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各大学学位论文答辩场面上，不知多少学子受惠于恩和先生知己知彼的贴心点评，说问题犀利到位，解苦衷鞭辟入里。我做过几种刊物的编辑，有年轻学子投稿时就随附上恩和先生基于肯定和理解的评议书，令我油然而生鲁迅《孔乙己》所谓荐头“情面大、由来厚”之感。恩和先生曾介绍他的学生冯奇和我认识，后来成为朋友，去过西便门他家里。但隔几年回国后，却听刘纳说冯奇已因患癌症去世了。恩和先生自己就经历过中年丧子之痛，他努力以达观的方式排解这种人生之不测。阴阳两隔，“死生亦大矣”。后来又有和另一个学生王超华的“生隔”。

讲恩和先生的惊人故事之前，必须“插播”一下我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某种执念。今天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确实有点被过于理想化了。那个时代动人的一切，实际是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乃至经贸制度转型做准备的。历史虽不能说是目的论的，但人类参与历史的不同意志的合力却会形成清晰的社会进程。我甚至觉得这一进程几乎可以数学模型来模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很犬儒地扬弃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它剩下的部分却通过加入WTO之类政府行为，成功地开启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经贸和由技术新发明引领的社会发展的狂飙突进。虽然如此，在很多人心目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是黯淡的、纷乱的，那是时代命运被关门之后的开窗。因此，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解冻，是从禁锢走向解放，是从单调走向丰富，是从单色走向多彩，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却是重新被驱赶进一条窄路，进入一个山洞，“初极狭，才通人”，但“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个“初极狭，才通人”的阶段，也是改革开放的原始积累阶段，旧体制已破，新体制未立，既有的界限规则被权力和资本重组，一切都在试错阶段。而作为学术团体的中国鲁迅研究学会那时活动经费不足，因此被深圳南山区一个副区长看上，欲以十万元赞助换取学会副会长头衔。听世家老师说，该官员倒也不是求名，而是认为攀附鲁迅在政治上比较保险，有助于日后升迁上位。十万元在当时还算一笔不菲的款项。这个诱惑果然吸引了当时主事者，据说经过会长秘书长会议，已经内定接受这一赞助及条件。这事为恩和先生获悉后，当即联络王世家等同人在理事会议上表示反对。几经折冲，此事渐被社会所知悉。时任《中华读书报》编辑部主任的祝晓风兄采访有关人士，做了详尽调查，写成一篇万字长文。本来《中华读书报》已付梓发排，但报社最后为慎重起见，还是没有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此文，不久后此文发表在另一家外地报纸上，但影响并不大。

鲁迅学会的那次大分裂我是不期而遇的。我从二〇〇〇年九月到二〇〇三年三月近两年半时间先后在新加坡和日本教书，记不清是哪一年假期回国，从中文系信箱取回的积年的邮件里，突然跃出对垒双方发送给我的醒目信件。读后得知，大概张恩和、王世家、赵存茂等为一方，另一方也是圈中师友，具体争端乃由中国鲁迅学会会长的换届而起。中国鲁迅学会的首任会长是茅盾，后来一直由周扬出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换成林默涵，再后来是林非，然后任期届满。这次换届，几经公开交手，会员大会选出了鲁迅研究专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欣淼做新会长，赵存茂为秘书长。但郑会长旋即又被人告状到民政部，说现任政府官员不能出任民间学会会长，新的学会班子因此很长时间不能完成交接。在这个过程中，恩和先生和世家老师在第一线纵横捭阖，善于提出学会会长人选，显示出道义在民间的“素王”力量。他们并未担任学会任何重要职务，只是普通理事，但其主张却一呼百应，得到学界拥戴，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当今社会明明有公义、公益的存在，却丧失愿意主持、坚持公义、公益之人。当今士林，人可为名士而不能为大夫，天下遂失可责任者——这怕是我们这个时代越变越糟的原因之一，也是笔者内心对世家老师、恩和先生等一众友人感觉不舍的缘由。

也要提到已经去世的袁良骏先生。袁良骏先生原是我们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老师，听说因为职称评定问题，负气出走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他后来也常出现在而已斋。他八十岁患肺癌去世，不做任何仪式，但其实是告诉了世家老师身后如此安排的。袁老师去世后，有一次我对世家老师抱怨，说袁老师前不久还打电话说他在写《王瑶传》，和我讨论赵俪生回忆录中关于王瑶先生“七七事变”后在老家平遥事迹的一段话是否可信，怎么就不声不响辞世了呢？我联想到后来世家老师、恩和先生的辞世，也都是以不打搅社会为原则的：他们生前积极作为、建功立德，死后放下一切、超脱平静。我想即使圣人先生处分生死，其完善度也不过如此吧！

袁良骏老师的气场和而已斋有点距离，虽然表面上也是热热闹闹，有说有笑，但他时常受到如李福田的言语“弹压”，在价值观上未必能够与之同气相和。而且二人同场，若表现欲同样强烈，必如二日在天，不成个宇宙。好在袁老师住家在潘家园附近，离西小院路途遥远。他之出现，多数由于公干，往往过来略坐即离开。有一次我问袁老师，他是否在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进中南海给华国锋、纪登奎他们讲过鲁迅批儒——当年给我们上现代文学课时，同学间盛传这个消息。而且说那时他刚要进入“梁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袁老师很认真地否认了这个“不实”传闻，但又显得有点兴奋的样子。事后从别的老师口中还是证实此传说不虚。袁老师很用功，涉猎广，敏锐，论著源源不断地面世。他说王瑶先生说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如河水泛滥”，后来才醒悟这是在批评他。他确实是思想奔放至奔溢，才华横溢至横流，思想文字表达敢舍敢取，放而不收，似乎也有测试学术表达的底线之意。他为人爽朗率真，我有时觉得他的行为像是儿童在装大人，有少年意气。林默涵当会长时，袁老师出任学会秘书长和学会法人，把学会活动主持得热热闹闹、风生水起。他主持学术会议的风格是热烈开朗，插科打诨，知无不言。会议开始时一本正经，西装革履的，可是说着说着便眉飞色舞，进入自由状态。这时便有人在台下心里说：袁老师又要露出“马脚”了！一九九九年，鲁迅学会在北京邮电宾馆开年会，袁老师发言批评当代文坛“三弊”，批评影视界戏说历史成风，消解崇高什么的，都一本正经，但到了批评第三弊“文学作品中性描写泛滥”就憋不住了，他从棉棉和卫慧的小说中摘取一些不便启齿的段落大声读出来，读了一段又一段，最后被恩和老师呵斥一声“够了！够了！”才大笑着停止。和袁老师接触稍多是一九九一年参加曲阜师大的“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那时中国的交通还不如今天这样便捷，能买到火车卧铺票也算个“小确幸”。记得我是排队一起买了杨义、孙郁的三张硬卧票，似乎还是从永定门车站上的车。已经在车厢里了，突然看到一个有点熟悉的面孔，是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的一位长辈——他是我祁县同乡，又是时隔三十年的北大中文系系友，他还是在京祁中校友会的会长，那时刚刚参加过祁县政府在京组织的招商活动。我看到这位长辈正和袁良骏老师打着招呼，并把夫人、首师大中文系籍老师交给袁老师。待袁籍二位老师上车后聊天，我才知道袁老师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并且是好友。

那次会议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旅行。一是因为第一次见到杨义。杨义在八十年代，虽然是和钱理群、赵园、王富仁、刘纳、吴福辉、蓝棣之、凌宇齐名的青年学人，但他却从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声称板凳甘坐十年冷，不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绝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邢少涛和冯奇都告诉过我文学所的一个传说：杨义在家写作，因为孩子哭闹，就让妻子住回娘家。家里停电，就把手电筒吊起做灯，继续写作。一九九一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正式出版，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可能杨义觉得学术上已有小成了，因此有资格出门参会了。我那时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室编辑，因一起购票之故，约定杨义、孙郁一起赴会曲阜。在永定门车站等杨义时，看到远处一个人大包小包、很狼狈地从人群中挤出，满头大汗地过来，才知道他就是江湖盛传的奇人本尊。原以为他不轻易与会是钱锺书似的清高睇视、睥睨一切，没想到却是老农民式的踏地、实在，他的不出席学术会议完全不存在任何高妙、料峭的理由。我心中学术界的神异传说就这样幻灭了，不免失望。但杨义的真实存在，他的专注、自负，以及一种奇特的无视客观环境的主观性，令我惊异！那种无视旁人，不顾及他人的唯我主义，若发生在别人身上，恐怕令人讨厌。但在杨义那里却出自性情，并且天真烂漫，像孩童那样自然地做了宇宙中心。我有时很感叹上天造物的平衡和精微，损其一点，成其特质，何其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