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上天注定，曾国藩家的女人们大都命运多舛。和自己的姐妹们一样，曾国藩的头四个女儿，婚姻生活都不顺遂，只有最小的女儿是一个例外。
吊诡的是，头四个女儿的夫家，都是曾国藩千挑万选亲自择定的。
本文摘自《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与曾氏家风文化》，岳麓书社2017年2月
曾国藩
1
曾国藩的女婿，有几个共同特点：都是曾国藩的湖南好友或同事的孩子；这些孩子他都亲自见过，可谓知根知底；这些女婿的父亲都品行高尚，才气不凡。
按道理，这样选出来的女婿，肯定差不到哪里去。但是世事就是如此奇怪，曾国藩的设想居然一一落空。
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嫁的是曾国藩翰林院同事、好友袁芳瑛的儿子。
袁芳瑛字漱六，湖南湘潭人，工书法，尤善写白折小楷，“能使笔入纸”（《湘潭县志》）。又嗜藏书，乃晚清著名藏书家。
曾国藩也酷爱藏书，所以经常出入其家，品鉴版本，探讨学问。袁漱六的大儿子袁榆生那时才六七岁，长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袁漱六是诚实君子，博雅好学，这个儿子长大之后应该也错不了。所以在大女儿才六岁的时候，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主动向袁漱六提亲。
曾家上下也都很高兴。孰料世事常不如人愿。袁漱六长于藏书，却短于教子，对这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过于娇纵。袁榆生长大之后，“不喜故书雅记”，一味“豪迈善博饮”，不服管教。等到袁芳瑛去世后，他更如同脱缰的野马，终日放荡饮酒，后来因负债累累，竟然出售父亲一生藏书。全国各地垂涎已久的藏书家一拥而上，“购者麇集”。中国藏书史上经常出现的藏书家惨淡经营一生却被不争气的后人一夕散尽的悲剧，在曾国藩的亲家家里居然再一次重演。
袁漱六死时，纪静十八岁。曾国藩已经听说这位准女婿长成了一位花花公子，品格堪忧。如果单纯考虑女儿的未来，他应该悔婚。但是一为了不负死去的老友，二则因为自己此时已经位高权重，怕世人认为悔婚是嫌贫爱富，所以他还是在漱六死后两年，“厚道”地把纪静嫁给了袁家。他哪里知道，自己亲手把长女推进了火坑。
袁榆生结婚之前，就已经瞒着岳家“未婚而先娶妾”，曾纪静进门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结婚之后，也许是嫌曾家的女儿过于严肃古板，不解风情，袁榆生经常到外面拈花惹草，夫妻感情极为冷淡，曾纪静也一直没有怀孕。
曾纪静不敢向老父说起这些事情，得空只能向长兄纪泽哭诉。曾纪泽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隐约透露了这些情事。曾国藩于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回信，大意是说，你们在家里注意不要流露出对袁榆生的鄙夷厌弃。否则大家撕破脸，袁榆生万一破罐破摔，就更难办了。如果实在不行，曾国藩考虑可以把他接到身边，亲自管教。袁榆生的例子，也再一次证明了曾国藩反复向儿子陈述的观点，也就是世家子弟如果从小习于骄奢，一生很难成立。
这封信的思路和当初曾国藩打发妹夫王率五回家后写的那封家书相似。从这封信看，曾国藩认为袁榆生和他那个不争气的妹夫王率五一样，问题仅止于游手好闲而已。认为如果有人好好督教，袁榆生也许能浪子回头，改过自新。
同治二年，曾国藩执行这个计划，把女婿女儿接到了自己身边，亲自“教诫”。
曾国藩对自己的教子之法还是非常自信的，他的儿女个个守规矩，懂道理。因此他相信自己宽严相济、以身作则、耳濡目染的教育方式，能让这个女婿有所进步。
谁承想，事态远比想象中严重。
一开始，曾国藩认为袁榆生的最大问题不过是不愿读书。他在家书中说，袁榆生来到这里，“尚无为非之事，惟不肯读书作字，难期有成”。所以给他找来经验丰富又有耐心的老师，希望能诱起他对书本的兴趣。孰料这个从小在书堆中长大的书痴之子，对书籍竟然似乎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在书房里怎么也坐不住，对文字硬是亲近不起来。不久之后，曾国藩就失去了信心，他说：“袁婿读书之事抛荒太久，又心之所向不在此途，故不令其拜师上学。”
实在不愿读书，曾国藩也不再勉强，毕竟曾国藩是一个讲究“经世致用”的人，一贯开明，他认为并非只有书本上记载的才叫知识，如果愿意去读世事这本大书，能经办具体事务，也能体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既然袁榆生生性外向，愿意与人打交道，曾国藩就把他安排到徐州粮台，让他经理湘军粮饷，以锻炼办事才能。
然而袁榆生在徐州的表现，让曾国藩再一次大跌眼镜。据曾国藩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记载，袁榆生到了徐州不久，就大肆招嫖，而且还仗着总督女婿的身份横行霸道，欺压平民：“袁婿橞泽强封民房，娼妓多人，本年尚未入署拜年（即未至岳父处拜年）。本日闻将带人去打保甲局，因派人去拿其家丁四人，杖责三百、一百不等。唯许满未责，令与中军同去拿娼家哈氏女子，亦掌嘴数百，发交首县管押。”
曾国藩是一个讲“礼学”的人，“刑不上大夫”，他没有直接处理自己的女婿，只是严厉责打了女婿的家丁，还把妓女抓了起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当天“竟夕为之不怡”。一直讲究家风家教的曾家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曾国藩怎么能不愤懑至极。
然而这还不是这次风波的顶点。袁榆生真不是白给的，见岳父如此让自己没脸，于当日夜晚吞服鸦片自尽，“其毒甚重，指甲已青”，好在最终被抢救过来，没闹出人命。
这件事轰动内外，尽人皆知。曾国藩的幕友莫友芝在当天日记当中记载说：“昨日相公命捉其子倩袁公子所狎妓及其徒者二人，痛鞭之，袁公子遂吞鸦片，垂毙，救且活矣。”
曾国藩从一桩风流新闻的配角，差点上升为一桩命案的制造者。曾氏家族当中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到了这时，想必曾国藩才为自己当初的决定真正感到后悔了。
事情过去之后，经过曾纪静耐心解劝，袁榆生入署向岳父“谢罪”，表示“愿图自新”，算是给了曾国藩一个面子。曾国藩“为之少慰” 。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五年，袁榆生在徐州粮台又出了事，他贪污挪用公款六百两用来挥霍。一贯以清廉自持的曾国藩，怎么会允许自己家里人做出这样的事来？他至此确认袁榆生是一块朽木，没有成器的可能了。
在给纪泽、纪鸿的家书中，曾国藩宣布和这个女婿从此断绝关系：“袁秉桢在徐州粮台扯空银六百两，行事日益荒唐。顷令巡捕传谕，以后不许渠见我之面，入我之公馆。”曾国藩又翻起旧账，“渠未婚而先娶妾，在金陵不住内署，不入拜年，既不认妻子，不认岳家矣。吾亦永远绝之可也”。
“永远绝之”就意味着以后袁榆生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概与我曾国藩无关了。
2
这一下，曾纪静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
得婿如此，纪静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湘潭袁宅，她得不到丈夫的喜爱，甚至得不到亲近，终日郁郁。在父亲的两江总督署，丈夫四处惹祸，动不动就让曾家人丢脸。长期精神痛苦压力之下，同治三年五月在金陵，纪静终“因抑郁而终成大病”，躺倒在了病床上。这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大女儿病殊不轻。盖肝郁是其本病，而气痛不食，是其标病。袁婿若至弟处，望嘱其速归。”但袁榆生后来并没有去看望妻子。
如果精神折磨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曾纪静可能活不了几年。因此，当父亲宣布与女婿断绝关系，曾纪静反而轻松了。从此之后，她可以长住娘家，读书自适，一个人过，倒也清静。
不料曾国藩却不是这样想的。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大女送至湘潭袁宅，不可再带到富圫，教之尽妇道。”
富圫是曾国藩在湘乡老家的居所。也就是说，不但不许女儿在两江总督府跟着自己，也不许她住回湘乡老家。女婿不再是我的女婿了，但是女儿却仍然是人家的儿媳，还是要送到人家家里，去尽“妇道”。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决定。
曾国藩何尝不知，逼着女儿回到夫家，是推她再入火坑。已经断绝了翁婿关系，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女儿也断绝了夫妻关系，住在袁家，就是守活寡。
曾国藩极力表明，他只是厌恶袁榆生一个人，但是对老友袁漱六家的其他人，还是要保持亲戚关系。在理学家的世界观当中，只有这样做，才是符合天理的。天地之间，人各有各的角色，各有各的义务，必须恪守本分，安于命运。即便命运如此冰冷，也要无条件地接受。
曾纪静只好流着眼泪回到夫家，在袁家人的敌意与冷漠中度日。丈夫经常不在家，回到家后，直接钻进小妾房间，对她从来不理不睬。虽然曾国藩宣布“并非疏其家”，但是其他家人对纪静也是不阴不阳。如果膝下有个一男半女，以儿女为生活重心，曾纪静的日子也能支撑得下去，可是袁榆生却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
在痛苦中，曾纪静一封又一封给长兄写信，要求回娘家。曾纪泽不敢违背父亲的旨意，不敢做主，只能请示父亲。曾国藩却容不得女儿这么“胡来”，他委托曾纪泽规劝女儿要恪守妇道，嫁到这样的人家，遇到这样的丈夫，这是天意。对于天意，只能顺承，不能违逆。他让曾纪静不要“重母家而轻夫家”，要“忍耐顺受”，“以能耐劳忍气为要” 。
曾纪泽
在回到袁家四年之后，曾纪静抑郁而终，终年二十九岁。
曾国藩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人，用“天理”为凶器。
3
三女曾纪琛的命运，和大姐很像。
纪琛的公公同样是曾国藩的同乡兼好友。而且这位公公还是位名人：湘军名将罗泽南。
罗泽南
罗泽南是一位奇人。此人身世悲苦，家境极为贫寒，命运数奇，十年之间，包括母亲、儿子、兄长在内的十一个近亲因为饥饿和贫困而死。但是他意志极为坚强，不论多穷多苦，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刻苦研习性理之学。太平军起，他以老秀才身份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屡屡以少胜多，成为湘军中的战神。咸丰六年，他因急于攻城在武昌城下战死。
罗泽南去世之后不久，有人给曾罗两家提亲，想把曾国藩的三女儿许配给罗泽南的小儿子罗允吉。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同意。
罗泽南这样的奇男子，所生的孩子想必也天赋不凡。曾国藩与罗泽南是患难之交，成为亲家，按理是好上加好。
曾国藩不同意的原因主要是罗允吉此时已经是一位“贵公子”。虽然父亲命运不辰，却用性命给儿子挣下了一份功名。父亲去世后，罗允吉因为父亲的功勋，小小年纪就被朝廷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赏戴花翎。
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初的那封家书中说得很明白，他之所以不同意这门亲事，一是因为“缘罗子系恩赐举人，恐人疑为佳婿而争之也”，二是因为“近世人家，一入宦途即习于骄奢，吾深以为戒。三女许字，意欲择一俭朴耕读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门也”。
如果真的贯彻这个想法，也许曾纪琛的悲惨命运能得以避免。可惜，经过再三考虑，曾国藩后来又同意了这门亲事。首先，罗泽南是一个极为清廉之人，这样的孩子应该无富贵公子习气。其次，罗泽南当初在武昌城下战死，是因为急着拿下武昌，好早些回援处于危险中的自己。现在罗允吉成了孤儿，自己也有教导养育之责。咸丰七年，曾国藩在家守制之时，考虑到罗允吉无人教导，曾经想把罗允吉接到自己家中，在自己的家塾中入学。如果成了自己的女婿，岂不是更可以好好调教，使之成立？
同治元年，曾纪琛与罗允吉成婚。结婚之后，曾国藩很关心这位女婿的读书问题。他在家书中说：“罗允吉婿从邓师读书甚好。业经成婚之后，欲将各书一一温熟，势必不能。惟求邓师将《五经》点一遍讲解一遍，正史约亦讲一遍，不求熟，不求记，但求经过一番而也。邓师辛苦一年，明年或另择师专教罗婿亦可。”
然而，结婚之后不久，曾家人就发现，这个女婿也是个不省油的灯。同治二年正月，曾纪泽在老家给曾国藩寄来一信，其中忧心忡忡地谈到了自己的这位妹夫，径言其“褊浅”“愚昧不谙事”，可见对这位妹夫评价是何等之低。
事情还不仅如此，虽然家境并非十分殷实，虽然是理学名家罗泽南之后，但是罗允吉居然长成了一个小小的纨绔。原来罗泽南去世之时，罗允吉才十一虚岁。他的生母周氏是罗泽南的小妾，出身农家，没什么文化，膝下只有这一个儿子可以依靠。丈夫去世之后，她对这个独苗百般溺爱。罗允吉在宠溺中长大，脾气极为暴烈，有什么要求必须立刻满足，否则就大闹不止。结婚之后，罗允吉凡事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就对纪琛大发雷霆。
儿子如此，婆婆更难相处。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说三姐的婆婆“性颇悍厉”，竟让大家闺秀曾纪琛自己刷马桶，还纵容婢女辱骂这个儿媳。
自小接受“三从四德”教育的曾纪琛对婆婆不敢有任何反抗，小心服侍，百依百顺，但婆婆还是稍有不顺眼的地方就大发雷霆。因此曾纪琛的处境，比大姐好不了多少。
婚后不久，纪琛就提出想和丈夫一起到父亲身边，以便丈夫接受父亲教育。
在自己身边观察了一段时间，曾国藩发现这个女婿确实如纪泽所说“性情乖戾”，动不动就摔东西，发脾气，实在可怕。他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调教下，让这个孩子变化气质，读书上进，有所成就。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写了个“忍敬”二字的条幅，并“缀以数语”送给他，希望让他时时自省。
不论如何，在曾国藩面前，这个女婿还算是收敛了不少，在两江总督署内，小夫妻日子过得还算消停。同治四年，曾纪琛在两江总督署生下了一个儿子，曾家上下都极为高兴。就凭这一点，纪琛的命运就比大姐纪静强多了。
不料孩子刚生下两月，就出现了意外。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安排家人回湖南老家。 “文正公出署登舟之际，全城水陆诸军举炮送行，其声震耳，久而不绝。其子因惊致疾，已登舟，疾甚，遂折回署中也，医治无效，竟殇。”因为被礼炮声惊吓生病，这个不到三个月的孩子居然夭折了。从此曾纪琛没再生男孩。
没能为罗家养大一个男孩，又要与那个极难伺候的婆婆相处，因此离开两江总督署回湖南时，曾纪琛恋恋不舍，泪流不止。曾纪芬回忆说：“姊之姑为罗忠节之妾，性颇悍厉，姊惮于行，临别悲恋不已。”
回到婆家一段时间后，曾纪琛实在受不了这个婆婆的有意折磨和丈夫的暴躁脾气，向哥哥纪泽表示，想再回娘家住上一段时间。
曾国藩此时写了一封著名的家书给纪泽，明确表示反对：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不知平日在三女儿之前亦或暴戾不近人情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诰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忽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这封冷酷的信恰可证明曾国藩不是一个伪君子，他真诚地信仰他的人生哲学，并且全力践行。“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正是他与咸丰皇帝关系的写照。
曾纪琛只好在罗家苦熬度日，辛苦支撑。因为自己没再生儿子，所以她本着“妇道”，主动张罗给丈夫纳妾。后来罗允吉外出谋事，纪琛不愿跟随，只让小妾去陪侍。不久罗允吉死在外地，幸好这位小妾生了个遗腹子，让罗氏的血脉得以延续。
4
和自己的大姐和三妹比起来，曾国藩的二女儿曾纪耀的生活还不算特别苦。
曾纪耀的公公是曾国藩的另一位同乡兼好友，那就是曾国藩在京期间家书中经常提到的同事陈源兖。
陈源兖是曾国藩的至交，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性格又特别投合。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京期间往来密切，“不啻一家骨肉”。陈源衮在道光二十三年曾经大病，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陈岱云的儿子陈松生那时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雇乳母喂养。
鉴于多种特殊的关系，陈源兖在道光二十七年主动向曾国藩提出联姻之事，曾国藩也欣然同意。
陈松生十岁的时候，父亲陈源兖在地方官任上抵抗太平军兵败自杀，他就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曾国藩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疼爱有加，从生活上、学业上都给予了多方关照。好在此子自幼聪明，学习刻苦，诗文都做得很不错。因此，在曾国藩的几个女婿中，算是比较有出息的一个。他在1862年与曾纪耀成婚之后，曾有几年专心攻读举业，不过没能成功。
陈松生算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曾纪耀上面又无公婆，这两点强于她的三妹。但是陈家也有自己难念的经。第一个是穷。陈岱云是一个清官，没留下什么积蓄，陈松生没成长为一个花花公子，但是他的哥哥陈杏生却没能幸免。有一次陈松生借到手两万两白银，却被他哥哥私取后很快挥霍殆尽。有这样一个败家子，陈家生活相当艰难。
第二个是陈松生为人虽然不荒唐，但是性格偏执急躁，在家里说一不二，很难伺候。在《崇德老人自述年谱》中，妹妹曾纪芬这样描述二姐的婚后生活：
姊婿松生性颇偏执，不听姊数数归宁也。……仲姊之嫁后生涯，有非人所堪者，而委曲顺从，卒无怨色。姊婿性峻急，患咯血时，扶持调护，真能视于无形听于无声。
曾国藩的女儿个个贤惠，而曾纪耀又是她们当中最贤惠的一个。后来在父亲曾国藩病危时，她从自己的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当药给父亲吃，据说孝女孝子的肉有奇效，当然事实上是丝毫无补，不过由此可见她的性格和观念。所以不论丈夫怎么挑剔发脾气，她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百般服侍。
第三个痛点是纪耀身体不好，终生没能生育。
有此三点，纪耀的生活虽然强于大姐三妹，但也很难说幸福。后来曾纪泽出使英国，提携自己这位妹婿，让他做了自己的帮办，带着他们夫妇一起去了英国。纪耀领略了西洋世界的异样风光，生活也比从前优裕得多了，终于算过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可惜因为身体素弱，到了英国之后的第三年就病逝了，终年三十九岁。
小妹曾纪芬总结二姐一生，说她“抑郁终身”，“无生人之欢”，“令人怆念不置”。
5
在曾国藩的前四个女儿当中，只有曾纪纯曾经品尝到了夫妻和乐、举案齐眉的幸福滋味。
曾纪纯的公公，是曾国藩最好的朋友之一的郭嵩焘。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青年订交，情同手足，后来又都成了亲家。
郭嵩焘
1858年，曾纪纯才十二三岁，就许配给了郭嵩焘的长子。1865年，曾纪纯和郭依永顺利成婚。
曾国藩选婿的出发点，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一点只在郭依永身上实现了。郭依永和他的父亲一样聪明好学，兴趣广泛，文笔极佳。曾国藩很喜欢这个女婿，对他的诗才也高度评价：“依永之诗，嵯峨萧瑟，如秋声夜起，万汇伤怀；又如阅尽陵谷千变，了知身世之无足控抟者。”
曾纪纯从小读书，也能吟诗作文，结婚后，夫妻二人诗文唱和，相敬如宾，感情很好，又很快生了两个儿子。曾国藩对自己女儿未来命运的设想，终于有一个算是实现了，他感到非常安慰。
然而郭依永诗歌当中的伤感气息，似乎预示了他的命运，结婚才三年，不过二十一虚岁，郭依永就因病去世了。纪纯从二十岁就开始守寡。
消息传来，曾国藩悲痛异常。从这件事上，他更切骨地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他的四个女儿，每一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公公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儿个个命运不佳。看来，上天在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或者说，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类能理解的尺度。
悲怆之中，他为这个唯一满意的女婿撰写了《墓志铭》，在这篇文章当中，他谈到了自己对命运的看法。他说：
呜呼！衰龄而哭子，仁慧而不寿，皆人世所谓不幸。然圣贤有遭之者矣，岂天之所可否，与人间所称善恶祸福，其说绝不类耶？抑人事纷纭万变，造物者都不訾省，一任其殃庆颠倒、漫无区别耶？天人感应之故，自昔久无定论。
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君子，对于天命，如同孝子之于亲命，不管多么不合理，只能敬顺承之：
吾闻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庭闱。苟遭祸谪，敬受不疑。恭若申生，顺若伯奇。又闻道家之言，与化推移。纵心任运，有若委衣。虽宗旨之各别，要安命而无违。……修德之报或爽，虽神圣不能测其微。主之人者为吾能为，主之天者吾安敢与知？
曾纪纯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幼子，生活并不容易。郭依永的母亲是郭嵩焘的小妾，为人刁钻刻薄，“姊于归后，与筠仙先生之侧室不相容洽”。婆婆特别小气，曾纪纯过着“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莱菔为肴，月费一缗亦吝而不与”的日子，其辛苦程度可知。1881年，曾纪纯积劳成疾，于三十六岁的盛年去世。
6
鉴于四个女儿的不幸婚姻，对于最小的女儿曾纪芬的婚事，曾国藩不敢再轻易决定了。
因此，在曾国藩的几个女儿当中，曾纪芬订婚是最晚的，直到十八岁时，才选定了一个名叫聂缉椝的十九岁的小伙子。
这个女婿是曾国藩女婿当中最初看起来最平凡的一个。首先这个“满女婿”家世不如前几个高。他是湖南衡山人，父亲名聂尔康，号亦峰，虽然也是翰林出身，不过官做得不大，多年做县官，最高只做到了知府，与曾国藩关系也不算亲密。
其次这个聂缉椝本身看起来也并不算出色。他科举多次名落孙山，当时只是一个监生，在江南制造局中做一个普通委员。
但是这个小伙子长得很英俊，而且谈吐清楚，看起来颇有才干。当时出身官宦人家而选择做洋务的年轻人并不多，曾家感觉这个青年人将来能有点出息，因此定下了这门亲事。
这一做法事后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曾国藩以前选婿，都犯了为时过早的毛病。很多孩子小时候看着聪明伶俐，长大后却往往不成材。因此，选择一个已经成人的人，显然更为明智。
择婿晚，结婚更晚。曾纪芬结婚前，连续遭遇父亲曾国藩和夫家长辈之丧，因此婚期一再拖延。1875年，曾纪芬与聂缉椝的婚礼正式举行，这一年她已经二十四岁了。
曾纪芬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纪芬是曾国藩女儿当中命运最好的一个。她的丈夫聂缉椝结婚时虽然只是一个普通职员，但是后来工作出色，又因特殊身份受到曾国藩故交的照顾，在上海制造局做到总办，后来又转入地方官场，一直做到巡抚。夫妻两人感情和睦，子孙满堂，纪芬又活到九十高龄，诚可谓有福之人。人称她一生“由侯门千金小姐，而巡抚夫人，而工商巨擘的太夫人，起居八座，子孙绵继，寿登耄耋，既贵且贤”。她写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也成为中国近代重要史料。
7
曾纪芬之所以能够生活幸福，除了夫婿不是按曾国藩以前的原则找的，逃过了“曾国藩择婿铁律”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小女儿比她的姐姐们性格更为活泼可爱，更得丈夫欢心。
作为曾国藩女儿当中唯一留下回忆录的一个，纪芬在《崇德老人年谱》中提及其父亲的地方并不多。在她的回忆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头，刻板得有些不近人情。
曾国藩的教女方式是非常传统的，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曾家女儿在成长过程中，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曾纪芬说，同治九年她十九岁时，路过盐道署，想到其中的花园去看一看，但是鉴于男女之大妨，竟然没有如愿。
在总督府中，曾国藩不许孩子们穿华丽衣服，有一次见曾纪芬穿了一条彩色绸裤，就立命她换掉。由此可见曾家教育女儿，实在是过于“道学”。前四个女儿的悲苦命运，可能也与曾国藩从小对她们的妇道教育过于严格，导致这些女儿性格过于刻板无趣有关。
好在对这个最小的女儿，曾国藩不太一样。曾国藩夫人一生生过六个女孩，在生纪芬之前，第五女“因脾虚病痢失于调理而殇”，“故余生而欧阳太夫人及诸兄姊保抱提携，怜爱弥笃”。对后来的最小的女儿纪芬，全家人如“失而复得”，都非常疼爱。包括曾国藩，对这个“满女”都不像对别的女儿那样严厉。
曾国藩有时竟然还罕见地和这个“满女”开开玩笑。纪芬十一岁开始留长发，因为当时流行抓髻，中间用铁丝做架子，缠得越大越好。小纪芬好美贪大，用了一个大大的架子，梳了一个大大的头，成了大头娃娃。曾国藩一看，乐不可支，说，看来咱家得叫木匠来了。纪芬问，叫木匠做什么？曾国藩说，得把门框改大点，要不你的头进不来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这个最小的女儿，有着一份与众不同的怜爱。所以纪芬从小的生活氛围应该是比诸姊轻松一些的。
曾纪芬家庭
在这样的环境下，曾纪芬养成了较其他曾家女儿更为活泼可爱的性格。曾家的家规训练，又让她从小懂事能干。与此同时，曾纪芬又有文化，她“幼承家学，工书、善诗文，所作楷书，雍穆浑厚，人争宝之”，和丈夫又有共同语言。因此结婚后，夫妇感情不错。结婚之初，丈夫聂缉椝尚未谋到正式职业，无固定收入，加之生育儿女较多，几乎每年出生一个，所以经济上颇为困窘。但曾纪芬把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使丈夫解除了后顾之忧。她与婆母张氏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让丈夫对她感激不尽，这也是她夫妻和睦、生活幸福的重要基础。她是曾家女儿中，“妇道” “妇德”与天性比例结合得好的一个，因此也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个。
附文：
曾国藩成功学
本文由瞭望智库整理
很多大牛人物，比如说但实际上，当你年龄见长，读的书越来越多，就会发现，中国近代毛泽东、蒋介石，提及曾国藩，都会有一种爱戴甚至是崇拜之情。
所以可见，曾国藩是一个当时标准当中的一个成功人物。所以后来曾国藩的形象就变了。在中国地摊文学上，他是成功学著作的一个重要作者。前几年流行一句话：“经商要读胡雪岩，当官要看曾国藩。”那么，曾国藩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他成功不成功呢？
他当然很成功。按照当时的标准，他28岁中了进士，少年得志；然后就是十年的京官生涯，从一个普通的翰林，连续提拔七次，如果按级别上说，提了十级，到了吏部的侍郎，就是今天的中组部副部长，副部级的高官。可谓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他当了侍郎之后，家里出事，母亲去世，他就按照当时的规矩，回老家湖南丁忧守制。没料想，赶上了太平天国兴起，于是他投笔从戎，响应皇帝号召，组织了家乡的团练，这就是著名的湘军。湘军可不得了，不仅在当时战功赫赫，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军阀的老祖宗。曾国藩这后半辈子就是带领湘军跟太平天国死磕到底，愉悦皇上，最终磕赢了，灭掉了太平天国。
这功劳实在是太大了，但却给清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没法封赏了。功劳实在太大，对清朝来说几乎是再造之恩。如果按照原来咸丰皇帝的想法，咸丰曾在生前悬赏过一个赏格——谁帮我灭了太平天国，我封他一个王爵。即王爷。
你今天听起来没什么，皇帝封一个王爷不就随口一说就行了嘛。实则不然。在当时清政府那么复杂的一个制度环境下，自打三藩之乱吴三桂死后，汉人怎么可能当王爷呢？清朝就是封王爷要不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要不就是朝鲜、蒙古这些外藩可以封王。旗人，那是奴才，封不了王，汉人就更别说了，那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给外姓封王，这是一个大大的赏格。
所以后来咸丰死后，留下慈禧、慈安两个妃子，俩人一看太平天国也被灭了，这王爷呢，舍不得封，就给封了一个一等毅勇侯，即侯爷当中的一等。
曾国藩这个人当然更牛的是后来功成身退，而且有一个善终。这在帝制下，那么大的一个功臣，最后能有一个善终，这也是不得了的官场的生存能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其实如果非要说曾国藩这个人有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人，他比较笨。当时有黑他的人说，你就是一个赐同进士出身，即三甲出身的进士就看不起他。因为当时如果考进士，一共分三档：一甲——状元、榜眼、探花，称作进士及第；二甲——人数稍多，称为进士出身；三甲——称为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皇上可怜你，赏赐你，你的身份就如同进士。
中国古代有个词，叫做“如夫人”，就是小妾，小妾如同夫人。你看这差到哪里去了，这赐同进士就相当于小妾和夫人的区别。所以当时有个对联叫做：替如夫人洗脚 赐同进士出身。
许多人这么黑曾国藩。这其实没什么道理。因为按照当时的人口基数来算，三年才考一次京考，然后得出那点进士，数量实在是很少，比今天的清华北大的学历那要金贵很多，所以曾国藩还算是一时之人杰。
这里讲曾国藩笨，是说他小时候。他小时候是真笨，曾28岁考取进士，但是他考取秀才23岁，前后考了七次。当然这里有基因的问题。他老爹叫曾麟书，一辈子到43岁才考取秀才，考了17次，还不如他儿子呢。
曾国藩小时候读书就不是属于那种才气纵横的人，你去看晚清的著名人物，中秀才都很早，这是一个智力的象征。比曾国藩年龄小的左宗棠，左宗棠14岁就中了秀才，而且是全县第一。曾是考了七次，而且是全县倒数第二。梁启超16岁就中了举人，李鸿章17岁中了秀才，所以曾国藩读书开窍是比较迟的。
曾国藩后来，包括他成功后就一直讲，说我这个人才气不行，包括同时的左宗棠，后生的梁启超之辈都说，曾国藩这个人一生不以才气见长。后来曾国藩总结自己一生“四大堑”，前两次都与智力有关。
第一次是他考秀才，第六次依旧考得不行。然后学台大人就张榜公布，说这曾国藩给他四个字的评语——文理太浅。但也是可造之材，这秀才你是当不上了，给你搞一个身份，叫佾生。
《论语》里有一章《八佾》，八佾就是儒生们在祭祀的时候跳的一种舞。就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这个佾生可以来伴舞。你想，这是一个多大的屈辱。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当做人生中第一次奇耻大辱。
第二次就是他在跟咸丰皇帝打交道的时候。咸丰1850年上台。1851年时，曾给咸丰出主意，说我们现在要给皇帝讲课，叫做日讲。咸丰皇帝说，这个想法不错啊，你做个方案。然后曾国藩就做了个方案，还把日讲的讲堂画了一个布置图，给同僚看。可是所有同僚看了都说，这图画得太丑了，给谁看，谁都嘲笑他这个图。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农家出身的腼腆少年，怀着一种壮烈的心志想干一件事，结果干出来让所有的人都嘲笑，这也是曾国藩认为的一次奇耻大辱。
所以历史上，尤其是少年、青年时期的曾国藩，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笨笨的形象。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字——“笨”。
中国人说人笨，通常是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愚，第二个字是蠢，第三个字才是笨。
这三个字不同，含义也有区别。所谓愚，上从隅，下从心，隅指山脚或墙角，合起来就是这个愚字就是指一个人钻牛角尖，不开通、死心眼、一根筋，钻到角落里难以自拔。
所谓蠢，春字下面两条虫，就是春天到了，虫出来了，它一通乱动，所以乱动为之蠢。
笨是最难解释的，所谓笨，竹字头，把一个竹子破开后，你会发现里面有一层薄薄的洁白如纸一层东西，那它跟笨蛋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女孩子当时古人形容，说这个女子很笨，指的是她像白纸一样的纯洁简单，后来这个简单的意思，才演化为笨蛋的笨。
我们说曾国藩“笨”，指的就是他的简单，因为他从小接受的一整套儒家教育，那世界是很简单的。只要上者仁义，感化下面的人，下面的人每个人都恪守本分，文官死谏、武官死战，那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朗朗乾坤。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发展模式，但这太简单了，简单到根本没法运作。
《红楼梦》里贾宝玉讲过，什么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骗人的。但曾国藩就相信这一套，而且身体力行，把这样一个简单的世界图景和道德准则不仅用于要求自己，而且用于要求其他人；不仅用于要求普通人，而且用于要求皇帝。
举个例子：咸丰皇帝上台之后，咸丰与道光性格截然相反。道光又抠门又死心眼，咸丰是个公子哥性格，又好色，又爱听戏，心眼儿也比较活络。他上台之后，就按照一般的惯例，求直言，大家都说说，我有什么缺点错误，给我提提意见。这个时候，一般臣子都轻描淡写，简单地提提诸如领导不爱惜身体啊之类的意见。
而曾国藩却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封奏折，里面说了皇帝三个毛病：第一条，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第二条，徒尚文饰，意即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第三条，刚愎自用，出尔反尔。这三条意见放在现代，哪怕是一个领导给一个90后下属说这样的意见，人家也会急眼，更别说当时的皇上了。果然，咸丰皇帝当时拿到这个奏折勃然大怒，后被身边大臣拦住，曾算是捡回一条命。
曾国藩可不只是跟皇帝这么来劲，他跟自己的同僚也是一样，都是把自己要求自己的道德标准拿出来，一模一样的要求别人。例如他刚刚组建湘军时，就带领队伍跑到湖南的省城长沙，要求跟当时的正规军即绿营合操，就是一起训练。
自满清入关几百年以来，绿营内部已经完全乱套，提不起来了，他们很多的将官是靠吃空额过活，很多士兵除了士兵这个职业，还有譬如剃头、买豆腐之类的第二职业。所以这样的一个军队看见曾国藩带来的这帮土老帽根本看不起。因为我是正规军，你是民兵，我是警察，你是城管嘛。
当时长沙有个副将，叫清德，十分不忿，拒绝合操。这种情况下，那些士兵也完全不配合了，所以曾国藩这个队伍根本就没法带。他抱着一个拳拳忠君之心，我们要抵抗太平天国，我们要加强战斗力，以忠君爱国之心来激励士气。但是那些人连字都不识，所以就很难说到一块去。
后来曾国藩发现清德这个人闹得太不像话，就利用自己专折奏事之权，就向咸丰皇帝上奏清德。然而此举更激怒了整个正规军。当时的湖南提督鲍起豹，也是一个军人武将，就开始跟曾为难。但畏于前车之鉴，不敢正面对抗，就挑拨绿营兵和曾国藩团练湘军之间街头斗殴一类事情。
后来曾国藩行文到提督衙门，要严惩闹事者，鲍起豹就表明态度，我倒要看你怎么严办，并示意绿营兵跟上起哄继续闹事，自己不出头。绿营兵跟去曾国藩临时办公场地门外，曾起先静观其变，后来门外绿营兵越闹越凶，冲入大门，准备打杀，事态一时间一发不可收拾，吓得曾国藩仓惶逃走。
逃到巡抚大人那里，巡抚大人出面调停，放了被绑的绿营兵。骆秉章当时跟曾国藩说：“你不要再这样闹了，打仗还是要靠他们。”然后二话不说，掉头自己走了，给了曾国藩一个大大的难堪。
曾国藩在长沙混不好了，后来他又带队去了江西。江西当时的巡抚叫陈启迈，是一个权力欲特别强的人。他认为曾在江西你就是个客军，你得归我管，因为你的所有粮饷都是从我这里拨给你的。所以陈就总是跑到曾国藩军营里说三道四。曾国藩一看，陈根本不懂军事。而陈总是以断粮饷为要挟让曾国藩听他的话。曾不满，动用自己专折奏事之权，上奏咸丰皇帝，办掉了陈启迈。
后任江西巡抚文俊。文俊上台之后，认为曾国藩不懂规矩，于是文依旧拿陈启迈那一套对付曾国藩。曾国藩不得已去招捐，劝说富户捐款，结果文和陈一样，谁敢支持曾国藩，我就给谁颜色看。所以曾国藩也在江西呆不下去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咸丰六年），他的父亲有去世了。于是曾国藩不得不抱着一股怒气，回家丁忧守制。咸丰皇帝根据当时的战情，劝说曾国藩墨绖从军，回到战斗岗位上。但曾国藩向咸丰皇帝明确表示，领兵打仗也未尝不可，但绝对不在没有督抚大权的情况下领兵打仗。
正好此时，太平天国天京内讧激烈，石达开、杨秀清杀得一塌糊涂，韦昌辉等人都被杀，石达开领兵出走，所以太平天国眼瞅着就不行了。咸丰帝琢磨着，太平天国都已经这样了，而且我现在也不指着你曾国藩一支力量（咸丰皇帝让丁忧守制的官员办团练的有54个），我能指望的队伍多着呢，所以咸丰皇帝就不买曾国藩的账，让曾回家丁忧守制。
这事实上就等于剥夺了曾国藩的兵权。所以湘军崛起的第一阶段（从湘军诞生一直到曾国藩回家丁忧守制的这一阶段），是曾国藩年轻时混的特别窝囊的一个阶段。当时曾给咸丰皇帝上书中有四个字令人印象深刻——“积泪涨江”。
曾国藩年轻时书信里有一句名言，叫“闻春风之怒号，存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绕屋彷徨。”一个坚持自己道德标准的人，在现实面前，把自己的理想磕得粉碎，还得不到皇帝的理解和支持。所以曾的年轻时代，真的可谓是因笨而郁闷。
失落苦闷的曾国藩一回到湖南老家就病了，患的是怔悸之病，也即失眠。且在守孝的几年间，他跟自己老家的几个兄弟处得非常不好，那个时候曾国藩跟他与一些朋友来往的书信中都曾或多或少得流露出一些恶劣的心绪。
当然，曾国藩是一个受过系统的正统的儒家教育的理学家，他的理学造诣也十分强，有一套自己的修身方法。在这两年期间，他也确实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读了很多老庄的书，渐渐地这个心态就平复下来了。
后来曾国藩在回顾自己的经历说，我出山的一段时期，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看别人什么都不对，但是丁巳、戊午两年后，我觉得我心性大变，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百无一能，而我看别人，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很多长处。很多人的人生在精神上，境界脱胎换骨，往往都经历过这样的变化。
熟悉佛教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在成佛前，就有过这样一段心态。起先他出家，因为他原来是王子，出家之后，他学的是苦行，就是不吃饭，维持最少的事物摄入，通过苦行来磨砺自己。他身边还带了好多从人，就跟着他一起苦行，但后来觉得这事不妥，怎么也不能得道。
于是有一天，他跑到河里洗了个澡，然后林中牧女还给了他一点奶喝。洗澡、喝奶这种行为，是完全违背苦行的行为，所以他身边的随从一看，就舍弃了王子去别的地方继续苦行。然后释迦牟尼就找了个菩提树，在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后，释迦牟尼在一天早上，看到明心，见道，成佛。
这个当然是个故事了。但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向上一个层次，你仅仅往外求，就是找到各种生活当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不行的。根本性的方法，是对外人变得更加通达，内心的容量变得充分地放大，这是每一个人生当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都有的类似的经历，曾国藩也一样。
曾国藩的好运又来了。
往往一个人他历史上的成就的塑造跟他人生中的很多偶然的机遇是有关的。就在他回家两年把自己的心性磨练的差不多之后，咸丰八年（1858年）。咸丰皇帝又要他出山。这个时候他的守制是没有完成的，算是夺情。为什么这么着急呢？是因为太平天国死灰复燃，又开始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军情紧急。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不跟皇帝较劲了。皇帝诏书六月初三刚下，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一点都不废话，见诏即起行。这之后，曾国藩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或者说是为官的方式，就跟之前完全不同了。
在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皇帝曾经让他打仗，曾国藩总是以兵没练好为由拒绝，从其奏章中一句“与其将来冒欺君之罪不如现在承担畏葸不前之罪”就可见一斑。可他再次出山之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变得柔顺很多，跟官僚的相处也变得十分圆滑。
再次出山之时，他给从文官到武官，所有他将有可能打交道的官员都写了一封请教的信（惠乞指针），甚至礼贤下士，拜会了长沙县令这样在官场上受人脸色的小官。
但是曾国藩这个时候变得圆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跟户部的一些书办打交道。中国古代的官场里，通过科举取当京官的这些人叫“官”，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出身，没有行政能力。真正干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职业往往是世袭的，比如京都的六部，六部真正办事的往往都是这些吏，且都是世袭。
各个部的书办往往是掌握实权的，比如户部的书办，就是负责各种各样的军事报销，如果一场大捷，一场大仗打下来之后，往往军费都是几千万两银子，这些需要报销。但你不能胡乱报销啊，很多东西他会驳回。那要想快速通过审核怎么办呢？需要钱。所以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户部的人就很高兴，终于要发财了嘛。
按照史书记载，当时曾国藩要报销的军费是三千万两银子，按照当时的规矩，那他就需要给户部四十五万两银子。
但是因为太多了，双方就开始谈判。曾国藩也派人去跟他们谈判，谈来谈去谈下来最后定板八万两成交。但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就是恭亲王领导的那届政府说，这么大一场仗，民生涂炭，不要让他们报销了。让他们把所有的报销文件在户部备个案，就不报销了。
这件事对于地方督抚大员带兵打仗的将领来说无异于一件好事啊，可对于户部的书办来说，就是晴天霹雳啊，全家老小就等着这一顿饭吃呢，没了。然而此时你看曾国藩的作为。曾说，没了归没了，谈好的这八万两还是得给，所以曾就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了八万两给了户部的书办。
什么意思，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们跟人谈好了，就不能没有信用，我们跟人谈好的，就把钱给人家，以防以后他们找我们麻烦。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以自己是圣贤自期的儒家士大夫了。他几乎就变了一个人。
包括跟自己的下属打交道。在他出山第一时期时，他对待属下比较苛刻。但看保举一事，曾国藩打下武昌时，保举属下的比率仅为3%，而同时期与他齐名的胡林翼在打下武昌时，对下属的保举率则为30%。然而在曾国藩第二次出山后，曾的保举几乎到了滥保的程度。在太平天国被灭掉之后，经曾国藩保举出来的地方督抚一级的大员有24个，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实职的有50多个。所以他后来也不把保举当个事了。
再比如说军纪，第一次在自己带兵的时候是非常严守军纪的。但曾国藩二次出山时，就是变了一个人。放任军队抢东西，只要不太破底线，他在军纪执行上就没有刚开始那么严。有一个事件就能典型地反映出。太平天国将天下打得一片迷乱，摆在清政府面前的是国家重建问题。恭亲王政府其实一直是指着传说中洪秀全在天京积攒的金银财宝。
但是曾国藩带领他的弟弟曾国荃把天京拿下之后，告诉朝廷，说没有钱。这就让恭亲王急了，因为朝廷政府都指望那笔钱来善后重建。当时民间传言说那笔钱其实都被曾国荃拿走了，包括那些湘军，把洪秀全天京宫殿里的木头都拆下来，从城墙上顺下来，然后雇船运回湖南老家。所以当时清政府非常不高兴，给曾国藩封赏的赏格也降了一级。并且当时就让曾去查钱哪去了。曾国藩当时就主张，说不要查，我们的士兵挣点钱不容易，随他去吧，再查于人心有妨碍，何必非得追缴这笔钱呢。于是此事就不了了之。
故事到这里，或许你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人堕落的故事吗？原来一个以圣贤自期的人，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曾国藩的故事越来越像一个圣贤变得市侩，一个有理想变得没理想的堕落故事。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故事呢？
要知道，曾国藩的故事，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你或许已经在心里给曾国藩的人生画了一条曲线，一条人生堕落的曲线。但如果你要真的这么想，真是冤枉他了。曾国藩一生都对自己有严格的道德标准，一生都是一个廉洁自持的官员。
《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一书，它的作者是张宏杰先生，该书整理了大量曾国藩一生的史料，曾国藩的后半辈子，当了12年的总督，其中10年的两江总督，2年的直隶总督。按照张宏杰的计算，当这两任总督，他基本可以结余一百八十万两白银，这当然包括正俸，正俸很可怜，一年只有一百五十两，包括朝廷给的养廉银，一年一万八千两，还有18万两的陋规。
但是这个陋规可不是非法收入，这是朝廷和官员之间达成默契的一笔合法收入，所以总共算下来，曾国藩卸任时，他应该有一百八十万两的蓄积。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是多少呢，只有一万八千两，只相当于1%，而且这1%是他本来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养老用的，结果没用上，因为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了，然后办丧事将这一万八千两花光了，因为他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所以原则上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对自己的私生活要求非常严，吃饭就是用一个瓦盆，见很多客人穿着破衣邋遢，因为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京官，穿那么好干什么呢。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做的女红产物，自产自销。
他的夫人姓欧阳，欧阳夫人在老家一听曾当总督了，赶紧去投奔曾，去过点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那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所以欧阳夫人就到街上买了一个丫鬟。
但曾国藩看见就很生气，说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非逼着欧阳夫人把这个丫鬟送人了。这也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一生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清苦，说“夜饭不荤”，即晚饭不吃荤菜。此等例子不胜枚举。
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是他对别人却恰恰不是这样。比如之前讲到的，他跟户部的书办谈好的八万两，就是给了。再比如，同治七年，他调任直隶总督，进京面圣，见到京官，随身带了两万两的银子，在北京散光，对京官一定要好。所以，曾这个人和传统的很多小人的行为作风就不一样。小人的作风是责己宽、责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责己严、责人宽。
那么这样的话，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无非证明他就是一个好人呗。自己是个君子，而且也学会了恕道，对其他人比较宽容。仅此而已吗？还真不是。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是他这个清官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了，给他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
但这么多的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是全不收，我收七领草席。你看，这就是给双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支。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劫，很快就发了财。说总督大人、大帅不收礼，我才不管那个呢。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就带着十六个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礼物不少嘛，打开看看都是什么，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曾国藩当即表示，这些礼物我不是全不收，我只挑一样。于是曾国藩挑了其中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
请注意，这当中可没有那些零碎，说这些钱你怎么来的，你自己也要廉洁啊云云，没有这些话。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府叫容闳，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容闳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曾国藩一口说好，我给你六万八千两银子，你去美国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好不好啊?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的说法，只要碰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啊。
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去北方剿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给他来送礼，所以他给他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也别不收，你也别多收，二十两银子之内的礼物你就收了。所以你看，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给他人难堪。
还有一件小事，是最典型的反映他这个原则的。他到北方的时候，带了两万两银子的银票，在京官当中散。但是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小金库结余是三万两，按说他都能带走，但是他没带，只带了两万两，剩下的一万两，他写信给儿子，让儿子偷偷把这一万两散掉（可不像陈光标那样大张旗鼓弄得世人皆知），因为他不愿意当清官。
那么，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曾国藩自己写道，说人好美名，人皆如此。但如果我一味的图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了。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心里也不落忍嘛，或者是很难堪嘛。曾说，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盖难为情”。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为曾国藩梳理一下，他到底达到了一种怎样的人生境界呢？当官要读曾国藩，我们应该学习他什么呢？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里，尤其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整个世界的人格就分为两种——君子与小人：或者说圣贤与奸贼。小人与奸贼自不必说，祸国殃民，只为私利，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贤和君子们呢？由于他们觉得自己大义在手，所以他们就用很高的道德标准，不仅要求自己，而且要求自己周围的所有人。
举两个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明成祖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明成祖说，你给我写个篡位诏书，我要当皇上。方孝孺说，我就不写。你不写，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呵呵，你诛我十族又如何。十族里包括学生。当然朱棣也就做得到，我就诛你十族，把他的所有亲戚，包括他的学生，全部处死。
海瑞就更是这样了。我清廉，我穷，没关系，我在衙门后院我自己种菜吃，海瑞当时要买一斤肉，那是全城轰动的社会新闻。但是与此同时，他也用这种标准要求自己所有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难看。即曾国藩说的“盖难为情”。
所以你看，圣贤和君子固然十分令人尊敬，但是他一事无成。因为他的道德标准已经高到了那个样子，他道德的光芒万丈，所有周边的普通人在这样光芒的照射下会自惭形秽，他们会离你远远的。所以最后海瑞复出的时候，他就是作为一个道德标杆在那儿，其实谁都不愿意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什么事。
回到曾国藩，曾国藩的实践恰恰是儒家的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那就是内圣外王，即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登顶是要向外去能做一番事业。
做事，关键不在于你个人多牛多有能力，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追求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你就不仅要自己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成这一番事。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逻辑，你才能弄明白曾国藩一生那个最令人费解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要知道，他年轻当京官的时候，是跟后来的一些典型的顽固派混在一起，比如倭仁。倭仁这样的人觉得我是理学家、道学家，我一辈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为我们承袭的是孔孟的道统。可是后来，中年之后的曾国藩搞起洋务运动，对一些外洋输入的所谓的奇技淫巧表现出了旺盛的好奇心，是当时那种士大夫阶级非常罕见的那种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这是为什么？这真的是转变吗？
当我们剖析这一切时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转变，因为人家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的儒家更高的一种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那么有句话，“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一切可能的资源我都不拒绝，只要我在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在张宏杰先生上下两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讲到，曾国藩这个人，他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第一种是中华文化的那种正面力量，只要加入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中华文化完全可以表达出一种超凡的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在曾国藩这个人身上，第二种东西就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人，依靠自己超绝的意志力可以达到怎样的人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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