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270位科学家强烈吐槽，数落科研系统“七宗罪”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千百年来，科学在蓝星上发于毫末，不断壮大，近百年更是滔滔向前，不可遏止。然而，每每问及身边做科研的朋友，却常常牢骚不断。

当下做科研，一方面真的像《霸王别姬》中师傅对蝶衣和小楼说的一样，你们碰上好时候了，信息大爆炸，资源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又让人想起《黄昏的清兵卫》，如今的科研人，有点像幕末时期的底层武士，只有30石的可怜俸禄，不得不在夜里还要做小工补贴家用，穷酸的囧境面对美丽的爱情只能报以一脸辛酸。

实际上，飞速发展的科技，在给予科研工作者助力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非凡的压力，就像一场马拉松，周围都是奔跑的人群，你歇一下，就被抛弃了。

在这个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的世界，你没有拿到金牌，就可能丢掉了明天的饭碗。于是，常看各种科研文章，除了捷报连连，就是在各种吐槽科研体系，国内是这样。

其实，国外也是如此，媒体大鳄VOX对全球270位科学家进行了一次调研，探讨了现行科研系统的弊病和出路。

今天的科研系统是否仍然适合科研的现状，这份调查发人深思，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老外眼中科研的七大槽点吧。

没钱

众所周知，科研是一种花费大量资金的活动。虽然谈钱是庸俗的，但是我们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一直是科研工作者面临的巨大问题之一。在美国，科研经费的最大来源是联邦政府，可是在近1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科研的投入进入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美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资助趋势

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生物制药为例，它的预算在上世纪90年代快速增长，到2000年陷入停滞，然后从2013年以来一直在削减。

去年，美国国会通过了NIH经费增加20亿的开支法案。但它并不能抹去已经突显出来的后果：在2000年，NIH的拨款申请30%以上得到了批准，而如今，只有近17%的申请能得到批准。

受此影响最大的是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因为老科学家的退休速度远远低于年轻科学家投入科研事业的速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寻求外界的资助。

可是外界资助都是有时限的，一般在三年左右，这导致科研工作者们被迫放弃对长期项目的研究。然而正如约翰·普利（John Pooley），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神经生物学博士后，指出的那样：“最大的发现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这在只有短期资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美国经济研究国家统计局对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后得出，从总体上看，真正超常规的论文在文献引用（即被他人的论文所引用）方面的表现较差。

因此，科学家和资助者会远离这些项目，宁愿选择科研周期短，安全性高的项目。但是往往只有那些超常规的论文才会带来巨大的效应，引发后续研究的大热门。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当独立的政府或大学的资金来源枯竭时，科研工作者们可能会被迫转向工业或利益集团那种急于生成的研究，来迎合他们的议程。纽约大学食品政治学教授玛莉安·奈索说：“来自美国国立卫生院，美国农业部和基金会的资金如此有限….研究者觉得有义务，或者心甘情愿地找寻，食品产业的支持。频繁发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利益冲突。”

有研究发现，私人企业资助的研究倾向于产生更有利于赞助商的结论。

最后，所有这些申请资金补助的写作工作是极为耗时的。特拉华大学工程研究生泰勒·约瑟夫森写道，很多教授花50%的时间用在写申请补助提案上。“试想一下”，他问道。“如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上会带来什么？”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资金短缺的问题带来的恶性循环。为了更有竞争力来获得资金，科学家们必须发论文。为了发论文，他们就需要阳性（即统计上显著）的结果。这迫使科学家们选择“安全的”课题。或者，更糟糕的是，会让他们的研究偏离初衷，转向可获得显著结果的方向。

那么如何从融资困境中脱身而出呢？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当然是政府增加科研经费的补助。但是，资金永远是有限的，研究人员永远不会得到空白支票，来资助他们梦想中的有风险的科学项目。所以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必要的。一个建议是让科学基金申请过程更具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另一个想法是改变补助获得的方式：可以给特定人员和实验室给予一段时间的资助，而不是对单个项目的资助。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已经这样做了。像这样的系统会使得科学家有更大的自由来研究有风险的项目。

此外，最近有研究人员在mBio杂志上建议，用电脑随机选择谁能获得资助，类似彩票系统。

他们认为，这种纯随机性至少会减少一些不正当的争夺资金的手段。也有另一些想法是，尽量减少企业资金带来的利益冲突。

比如，集中所有用于药物研究的资金，然后再分配给科研人员，使得研究设计和执行过程中与企业没有直接的金钱来往。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仍然可以获得资助，但是没有压力来不得不扭曲实验结果。

所有的这些解决方案都是不完整的，也不适用所有的科学学科。生物医学家将新药推向市场和地质学家试图绘制出新的岩石层的激励机制是不同的。

但基于这项调查，资金问题是许多科学家面临问题的根源，它值得我们更加用心的去探讨。

要么发表论文，要么下岗走人

发表论文对科研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现代学术界，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成为衡量一位科研工作者优劣的标准。

这使得科研工作者都希望能多快好省地发表论文，并且都倾向于研究具有创新性的项目，从而可以将研究结果发表在著名期刊上。

“精彩，新颖的结果比其他的结果更容易被发表”，布赖恩·诺塞克（Brian Nosek）说道，他是弗吉尼亚大学开放科学中心的创办人之一。问题是，真正的突破性的发现并不会频繁发生，这意味着科学家们面临着压力来“修正”他们的研究，以求获得多一点的“创新性”。

比如，在研究一开始就可以选择是否随机化样本，包括用于比较的对照组，或者选定特定的影响因素而不选其它之类。

我们的许多受访者指出，这种不正常的激励机制还可以促使科研工作者在分析数据时进行修饰。

“现有的激励机制太注重结果”，安纳柏格公共政策中心（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的博士后研究员约瑟夫·希尔加德（JosephHilgard）说，“这会导致利益冲突: 科学家是负责检验假设的，但他还拼命地希望这些假设是正确的。”

其后果是惊人的，据估计，有两千亿万美元，或者说全球科研开支的85%，浪费在设计和冗余不佳的研究上。就我们所知，在最有影响力的原始医学研究论文中，其中多达30%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或夸大的。

那么如何解决研究设计不当的问题呢？

该项调查的受访者提出了以下关键的两方面来鼓励进行更好的科学研究。

首先，应该放下偏见，不应该只追捧具有阳性结果的论文。正如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迈克尔·因茨利希特（Michael Inzlicht）所指出的那样，评估论文不应该只通过“结果本身”，而更应该是考量“问题的质量，方法的质量以及分析问题的稳健性”等来综合评判。

一些期刊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比如PLoS One杂志推出了一个特刊，专门刊发阴性结果，即无结果或无法得出结论（科研工作者对该项目进行了仔细的实验研究，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正面的结果）的研究论文。在此之前还有一本专门刊发阴性结果的期刊问世: 生物医学阴性结果期刊(Journal of Negative Results in Biomedicine)。

另外一点是，科研过程需要更多的透明度，让科研工作者无法隐瞒阴性实验结果。一个很好的例子是ClinicalTrials.gov，该网站由NIH运行，研究人员可以提前登记他们的研究设计和实验方法，然后公开地记录他们的实验进度。(该网站目前拥有180个国家超过18万的研究信息)。

重复实验结果非常重要，可是很少有人会去做

可重复性是科学的另一个基本概念。研究人员对已经发表的论文进行重复性实验，看该结论是否正确，比如，现在炒得沸沸扬扬的韩春雨NgAgo基因编辑技术。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在试图重复他的实验，通过得到的结果来验证该技术是否行之有效。只有经过可重复性检测才是真正的科学真理。

但该项调查的受访者表示，由于重复性实验没什么奖励机制，导致研究人员很少愿意去做重复性实验。甚至当他们试图重复一个研究时，常常会发现结果并不能重复，而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被称为“不可重复性危机”。

一项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2015年对85篇高引用的、自称有效的精神病治疗的论文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只有16项曾被成功重复。有另外16项被验证并不具有可重复性，还有11项被证明治疗效果差很多，此外，有近一半的研究（40项）从没有被重复过。

受访者提出了几个根本原因。首先是投入产出比太低，进行重复性实验获得的回报太少。“期刊不愿意发表重复性实验的论文，除非该重复性实验能得出和原结果不一样的结论。”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Keck School of Medicine of USC）社会科学家琼·派崔克·阿勒姆（Jon-Patrick Allem）表示。

其次，很多研究项目很难被重复，其原因可能是他们的实验方法不够透明，或者可能是样品太少而没法进行可重复性实验，也可能仅仅是研究设计不良或者完全错误，正如我们上一节所指出的问题一样。

最后，还是回到奖励机制，当研究人员必须经常发表和寻求阳性结果时，必然就没有时间来精心制定实验方法来进行高质量的研究。

那么如何解决“不可重复性危机”呢？

解决方法和上一节一样，还是奖励机制和透明度的问题。

同行评审的崩坏

同行评审的目的是在出版前剔除那些低质量的论文。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受访者一遍遍地提出，同行评审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

“问题是大多数的审稿人评审过程不够仔细，这导致错误的，有缺陷的或者不可读的论文被出版”，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约尔·费斯（Joel Fish）说道。“这会给刚进入该领域的年轻的研究人员带来大麻烦，因为他们必须得到处请教来筛选哪些论文才是高质量的论文。”

另外，由于编辑和审稿人知道作者是谁，而作者却不知道编辑和审稿人是谁，这导致编辑和审稿人有可能在审稿过程中具有倾向性。

那么如何弥补同行评审的不足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受访者意见迥异。有些建议所有的期刊应该实行双盲评审，即审稿人和作者互相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样的目的是减少审稿人的倾向性。

然而，有些人却认为透明度应该更高而不是更少。“大部分时候，我们仍然不知道审稿人是谁。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质量非常低的评论，我们无法获知到底是因为知识稀缺还是因为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意大利基耶帝大学（University of Chieti）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兰LambertoManzoli说道。

但或许有一个中间地带。例如，新的开放型期刊eLife则采用协作同行评审过程。编辑和审稿人形成工作组，把对文章的评审意见合并成一个列表。作者可以回复该工作组认为的重要的问题，而不是面临着偏见和率性的个人评审。

尽管如此，这些只是对该问题的改善，其他受访者认为，我们可能需要彻底从头开始审视同行评审的全过程。

收费墙限制了科学的传播

当一项研究经历并克服了之前所提到的种种问题，终于成功发表后，它仍然面临着没人阅读和理解的问题。受访者纷纷表示了对科学传播速度的不满。一些科研人员恼火当前这种模式，即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商把期刊藏在昂贵的收费墙后面。

虽然我们的很多受访者呼吁同行把文章发表在可免费获取的期刊上，但是科研人员职业的发展往往取决于是否在最负盛名的期刊，如《科学》或《自然》这些拥有收费墙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一旦取消收费墙，那么如何支付编辑人员，维护网站等等都会成为另一个大问题。一些激进的想法是彻底废除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商，向非盈利性的模式转变。

但是，很多科学研究人员会有更简单的途径：非法盗版论文。记者约翰·博安农(JohnBohannon)报道说，数百万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在使用Sci-Hub(俗称海盗湾)，这是由亚历山德拉·埃尔巴克彦（AlexandraElbakyan）建立的基于俄罗斯神经学的网站。该网站非法承载超过5000万篇学术论文。

“作为一名虔诚的海盗”埃尔巴克彦告诉我们，“我认为应该取消版权。”一位受访者有一个更为激进的建议，废除现有的同行评审系统，当论文完成时直接发布在网上。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用这些办法，批评人士担心，过多的共享可能会鼓励科学搭便车。不过，我们调查的共同主题是透明度。目前科学太不透明，研究太难共享，这些都需要改变。

科学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太差

在我们的调查中，不少受访者表示对如何把科学传递给公众表示失望，对如此多的普通民众持有完全不科学的想法或者对科学工作持有肤浅的观点表示心疼。“太多时候，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不到10人能够完全理解一位科学家的研究，”纽约大学医学院干细胞生物学博士研究生迈克尔·布雷尔（Michael Burel）说道。

有时候，是高校出版社作了错误的表率。2015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发布的新闻稿声称，单一品牌的巧克力牛奶可以改善脑震荡。这是荒谬的科学炒作。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指责媒体。其他受访者指出，科学家们经常吹嘘自己的工作，即使是最基本的研究，因为申请资金需要有竞争力，每个人都希望塑造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并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潜能。

那么如何更有效地传播科学呢？

在改善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指向媒体，有的指向新闻办公室，也有的指向科学家本身。媒体和新闻办公室应该避免对单一研究的炒作，应该多报导新的研究，并且更注重研究方法论的严谨性，而不是那个引人注目的最终结果。

另外，就是上文一直提到的奖励机制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不当的奖励机制的问题，科学家们才会把更多的心思花在科研上。

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

如今，许多科学家和研究实验室依赖于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小型团队来进行实验和数据分析。这些研究生和博士生往往是许多研究的主要作者。在一些领域，如生物医学科学，要想得到一所大学的任教职位，其先决条件是要有做过博士后研究员的经历。博士后一般工作时间长，而薪资相对较低，到底有多低。这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发表的一篇博士毕业生的薪资调查。（荼蘼之后，花季已尽，博士们何去何从？）

另外，高校产生的博士数量众多，但是教师岗位却相对很少，这让就业前景非常有限，导致一些人卡在博士后职位上长达5年或10年以上。并不意外的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抑郁症比例较普通大众高。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博士生中有47%具有抑郁症倾向。

那么如何改善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的生活呢？

我们听到了很多具体的建议。比如，研究院可以更慷慨地提供研究生的探亲假政策和孩子照顾政策，或者接收更多的女研究生来平衡科学界的性别差距。

但是一些受访者表示，研究生和博士后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是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科学的根本问题分不开的。大学教师和研究实验室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来发表论文，但是他们只有有限的资金，因此只能更多的依赖低工资的博士后们。

最近，朱莉·古尔德（Julie Gould）在自然期刊上探讨一些改造博士学位系统的想法。一种想法是把博士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针对职业，另一部分针对学术。给前者提供更好的训练使之可以找到学术界以外的工作。

在所有这些建议的背后，是大学和研究实验室需要在支持新一代研究人员的工作上做得更好。事实上，可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科学本身问题是一样的。毕竟，年轻的科学家是科学的未来。

写在最后

该项调查指出的这七大问题直指现行的科研系统的软肋，又针对每一点给出了诚恳的解决办法，用心良苦，可在笔者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要对整个科研体系进行维新变法，必然动摇各方利益集团的根基，既得利益者，玩的转系统的人必然顽固守旧，”伤痕累累”的科研大船需要一场东风。

同时，也让人联想起居里夫人。百年以前，在那个科研界及其重男轻女的时代，她四处募集资金，矢志不移，其科研之路无比坎坷，然而却没有阻挡她的脚步。如今，再看这张满是大神的照片，对她更是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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