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时刻︱郭建强：在巨流之源，饮《世界文学》

郭建强，当代诗人，著有诗集《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等。作品荣获青海省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人民文学》2015年度诗歌奖、2017年《文学港》储吉旺优秀奖。现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宁市作家协会主席、西海都市报副总编辑。

那是在1990年的一个冬夜，是在矗立于青海省大通县乡村河谷地带的一座大型金属冶炼工厂。

12月的高原寒风就像一群身穿黑色皮质风衣的摩托党，冷酷而迅疾地一遍遍掠过光秃秃的庄稼地，掠过突然锲入田野方园几公里的一片建筑群落，似乎将这片建筑群的灯火擦得更亮了。在我想来，最明亮的灯光肯定来自于我身处其间的那所技工学校的那间教室——因为诗人昌耀应邀正坐在教室讲台上，羞涩地露出他特有的“木棉桃”般的微笑。

这是当时19岁的我举办文学社、编选和油印诗刊《我们》所带来的最强烈的效应。几十个乡村教师、农民及习惯于紧握粗陋工具的工人端坐台下，等待这位写下了《青藏高原形体》的诗人“开坛布道”。

然而，在教室里，我们除了看到诗人的神态、看到大风猛烈地掀开走廊窗户之外，并没有听到诗人在讲什么。房间里只有诗人“木棉桃”般的微笑，只有一阵阵热烈、真挚的掌声。

诗歌的魅力却在那样一个普通的冬夜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一堆半吊子酸儒尚在为争说昌耀诗歌的语义抓耳挠腮之际，一群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以最质朴的方式表达了享受到诗歌之美的欢悦。

会后，我得到了更大的收获——和诗人昌耀一起谈诗、谈书。回想当时的胡言乱语，我现在还会耳赤。《世界文学》——这本后来伴随我近二十年的刊物，就是那天我从诗人口中得知的。诗人谈及宏博的惠特曼、激情的聂鲁达，缄默的阿陇，还有三四十年代的艾青。最后，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读陀斯妥耶夫斯基，读他的《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死屋手记》可以买到，《地下室手记》刊登在《世界文学》上。”

两年后，我在青海的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的书房，看到了这期《世界文学》。蓝色封面，内页发黄，似乎正在等待着我。当我提出要“借”阅时，心里清楚，肯定不会把书轻易归还主人的。我也真的这样做了。直到十年后的一天，我终于良心发现，向察森敖拉先生致歉。他果然没有忘记此事，用浑厚的男中音对我说：“建强，这本书从你借走那天起就归你了，这是它的命数。”

在此期间，《世界文学》带着她的名字所涵有的气度和美，每每像突然而至的空降兵，不时来到我的面前。我翻阅时的那种惊喜，实在是不亚于圣埃克苏佩里在远离人间的沙地遇到显灵的“小王子”。

可是，我从未订阅过《世界文学》。我更喜欢和她偶遇，这美丽的邂逅看似偶然，实则命定。在图书馆，在书报亭，在旧书摊前，我都曾看到她的飘飘衣袂。如今，我身边的《译文》和《世界文学》也有百册了，俱是江湖萍水相逢，一见倾心。

随手拿起一册，是1980年的第6期，草绿色的封面应合着那个年代思想文化界漾起的春风；封面上有上海某单位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字迹漫漶，是被光阴之水浸泡的痕迹。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七年前，人声嘈杂的上海文庙书市，我从一排排、一列列、一堆堆旧书中“捞”起了她。她带给我“美”的冲击：“两个腰在相爱！”祝庆英先生所译的阿莱克桑德雷的诗歌，饱含生命热力，却表达得如此端庄自然。那组诗读来如醍醐灌顶，让我对生命和诗歌有了无愧青春的领悟。想想吧，那是1980年！就在那时，这本《世界文学》已经将莫拉维亚、巴赫曼、阿波利奈和罗伯特·勃莱带到了汉语的文学世界。时隔三十多年，当我们静心阅读，仍然会为之倾倒，仍然会从心底感谢那些卓越的翻译家。而这仅是普普通通的一期《世界文学》。回顾《世界文学》复刊之后三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发现，尽管编辑和翻译队伍在不断变化，经过几代人薪火传递，她还是保持着宽阔的文学视野、锐利的创造之力、深沉的生命书写。当代中国文学应该感谢《世界文学》，因为她在不断提醒和鞭策着中国作家，因为她本身在为我们提供人类的精神表达，异质汉语写作的样本。

《世界文学》1980年第6期

拿到任何一本文学期刊，我首先阅读的是诗歌栏目，在我看来，诗歌是文学期刊审美的标尺。《世界文学》也不例外。多年来，我从《世界文学》读到过不少让自己悚然一惊、猛然一醒的诗句。“什么缝在了/这声呼喊里？缝在何处/这声呼喊/此时此地，还在别处？”（保罗·策兰《什么缝在了》，刘国鹏译）“银白色火盆，木炭凹陷/连同它内在力量的音乐/木炭被镂空，被释放，树皮/忙于献出它的世界……”（阿尔托《迷醉》，树才译）诗人树才的译笔不凡，一个将精神状态物化表现的阿尔托，因了他的妙译而在汉语中同样极具诗歌能量。

《关于我父亲和母亲的诗》，低音区的叙述，物象不能遮敝的爱，表达得如此节制有力。这首诗刊登于《世界文学》1995年第3期。我默读再三，却难以评说。诗人是女性，波兰的安·怀斯沃，译者高兴。在我心里，诗人和翻译家同时刻上了他们的印章。

1993年的《世界文学》屡屡有惊喜之作。马文韬翻译的《布坷哀歌十二首》，音质沉郁，如同智慧与忧患的布莱希特在用汉语发声；2004年，我又有幸读到了马文韬译的特拉克尔之诗。

“浪花那苍白的丁香/插在深蓝的花瓶里……”只有曼德尔施塔曼有此神力，把大海托举到我们眼前，在每一双观察大海的眼睛里，反射出大海细部精微的纹饰。译者刘文飞是大才，借助他的演示，我们大略可感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心。

《世界文学》上的诗歌，值得一说的太多了。让我以1992年第1期作为这个话题的结束。在这期杂志上，头题是冯至先生选译的里尔克之《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阅读这首诗带给我的巨大喜悦还未消退，刘文飞翻译的“三诗人书简”便再次让我感到了《世界文学》的珍贵。“三诗人书简”的魅力催促我乘车从大通来到西宁，寻找文朋诗友齐读共赏。冲动是魔鬼，结果，我居然同意将书送给一位写诗的兄弟！好在老天垂青于我，几年后，我在西门旧书摊再次购得这期《世界文学》。夸张点说吧，拿到书的那种欢欣真还掺有隔世的恍惑。

相当一段时间里，《世界文学》是陪我走入昏暗车间的密友。我工作了十年的铝电解车间长达一公里，车间下面曾是乡村农人埋人之地。车间里污烟障气，时有炸雷般的钢铁机械撞击声直灌耳膜。在这里，我们面对表面温度高达近千摄氏度的电解质液面和铝液作业。在高温、磁场和毒气面前，我们的血肉之躯，我们的汗水，正在通过上帝的科技手段，转世轮回为锃亮的铝锭。我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一册《世界文学》早已被汗水浸透，黏乎乎，软塌塌地贴在胸前——这是我的一道咒符，让我在这样危险而刺激的劳作中刀枪不入，来去自如。在劳作的间隙，在午夜车间惨白的灯光下，坐在长达三米的铁椅上，我读着勒·克雷齐奥灵气十足的短篇小说；听谷崎润一郎讲述《春琴抄》；感受卡彭铁尔如同音乐般的《人间之国》；看卡夫卡对一条狗的研究报告；朗诵奥克塔维奥·帕斯对于太阳石的颂辞；伸出手指试试纳博科夫《微暗的火》的火焰；而同期刊载的法国作家苏·普鲁的小说，带来了女性世界特有的清凉，我的金属世界因此变得安静而敞亮。

作者的工厂同事们

上世纪90年代初摄于青海铝厂电解分厂二车间

最难忘的是，连续几个夜晚我都行走在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小说世界里。以前，曾发生过俯身劳作时，怀中之书如断翅之鸟直坠焰火刺入电解槽的事件。为此，我给这期《世界文学》穿上了一套塑料外衣，然后用宽大的皮带紧勒在腰腹。干活的时候，赫拉巴尔应该和我一样大睁着紧张的眼睛；而我是在用肌肤，而非耳朵倾听小说家的世界里鼠国的地下战争，倾听小说人物在压力机下处理各种书籍的咔哧咔哧声。

当被金属占据的车间突然陷入瞬间静寂，而后又突然发疯般地让钢铁发出阵阵狂烈的撞击声，我想，世界可能就是这样的——患有阵歇式魔症，而文学就是一种过于喧嚣的孤独。

“世界”和“文学”都是巨大到令人绝望的词语。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断，当这两个词汇联系在一起，那种压抑足以让人崩溃。事实却并非如此。《世界文学》之意是，以文学的方式认识世界，或者，世界等待着文学的描述？——这样臆想，也是种异想天开，却让人感到温暖。更奇妙的是，《世界文学》不仅在文学上指引着我，在如何对待人生和看待世界上她也在指引我。对于她，我有理由永远怀有期待。理由是，我所念想的作家德布林、穆齐尔、贡布罗维奇的身影，都是最先在《世界文学》看到的，而秘鲁诗人巴列霍也是通过《世界文学》了解的。读毕索飒所译巴列霍之后，我和张承志、索飒夫妇也有缘在西宁相聚。

世界没有尽头，文学没有尽头。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巨流之源，《世界文学》于我而言也是文学的源流。我会常饮此流，微醺、警醒，沉默着行进。

附：作者二十多年前写于铝厂的四首短诗，后经诗人海男发于1994年的《中国诗歌》创刊号。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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