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会急切地告诉我，自己是道德的，甚至，你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展，认为某某某是不道德的。
不可否认，曾经我也有这样的时刻。当某一热点事件出现，立马以自己的所谓道德标准去检视事件当事人，然后得出一个别人道德或者不道德的结论，这道德，包括善恶、好坏、喜恶等多种情感和判断。
直到最近看到下面这一段文字：
“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察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蒋勋《孤独六讲》）
再结合我们经历过的种种事件以及自己在事件中的表现，才发现，自己很多时候也是不自觉地受了群体道德意识的影响。站在局外批判当事人，即便多年后最终证明当初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也依然习惯继续以群体的道德意识去批判他人造成了这恶果，却从不会去考虑当年自己曾也支持过那个错误的结果，甚至为那个错误的结果欢呼过，也甚至，那个错误的结果就是在这样的群体道德意识压力下所形成的。
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造成了雪崩，没有一滴雨水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而当雪崩发生、洪水泛滥，那一片雪花、那一滴雨水却可能还在批判其他的雪花和雨水造成了这场灾难。
仔细想来，很多事件中，我们都是这样。
最近的一起，因一则名为《福建男子猛追小偷致其身亡 涉嫌过失致死被起诉》的新闻而成为热点。毫不意外地，大家情绪激动、义愤填膺，一致对有关部门进行声讨。当然，又有人将此上升到社会道德观念倒退等高度，认为这一切都是执法机关的一纸起诉书或者一纸判决书造成的。
虽然事后经过证实该则新闻存在不实，实际上该案只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还没有最终决定起诉。但之前那些义愤填膺、声讨声一片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行为有什么不当，也不会觉得自己那一声附和对该负面消息的散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仿佛过去就过去了，犹如之前在很多热点事件上一样，曾经某一刻觉得与自己息息相关，就好像杀了贾敬龙是杀了自己一样，谁要杀他就是与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事后，很快也就忘掉了，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再问他，他可能会反问你，贾敬龙是谁呢？
呼格吉勒图案也如此。我想知道，当年在呼格吉勒图被判决死刑执行时，有多少人是欢呼的？认为强奸杀人的恶魔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亦或者，当年有没有舆论一致要求对所谓的“凶手”处以死刑？如今，二十年过去了，该案被证实为冤案。那些当年觉得义愤填膺、大快人心的群众，今日，你们是不是又一致加入了声讨办案机关、要求对相关人员追责的大潮中？我们除了随波逐流、推波助澜，有没有哪一刻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自己应该有独立的意识？有没有在哪一刻反省过自己，在这样的热点事件上过于盲从？有没有从自己的认知和喜好来断章取义？
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想当然”；即便事后被证实并非如此，我们大概也不会去回想并追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想当然”？于是，在下一个公共事件出现时，我们继续“想当然”地判断和声讨。
诚如蒋勋在其《孤独六讲》中另一段文字中说得那样“如今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纵观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就像在“宝马”离婚案中，如果我们不骂马蓉不道德，就好像是我们自己不道德、心虚一样。更多的言论或者所谓的道德，都变成了一种表演，表演给其他人看，证明我们自己是“大众”中的一员。我们害怕被孤立，害怕孤独感，害怕面对自己，总想把自己融入“大众”中，似乎才能找到一丝安全感、归属感。
但道德观以检视自身为起点，“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那些看起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蔼可亲、慈眉善目、一身正气的人最后的真相却可能被证实是道貌岸然、荒淫无度、心狠手辣、贪腐成性？
那些道德的楷模、好人的榜样，真得就是表现出来的那样吗？
在危急的时刻，或许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吧。各种最美人物的出现乃至得到赞颂，不过是因为之前我们以貌取人、以金钱地位取人，觉得那些底层的人民做不出高尚的事情，而现实忽然变成这些人见义勇为了、拾金不昧了等等，所以，我们要冠之以“最美”的称号。
然而，下一次，遇到类似的人物、类似的场景，我们会不会作出不同以往的判断？如果不能，每一次的狂欢亦或者是同仇敌忾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应该往伤口上撒盐，也不需要在锦缎上添花；最需要的或许是对伤口的包扎、对锦缎的爱护；如果做不到，哪怕是默默等待伤口的愈合、静静欣赏锦缎的美丽，也是一种善良和道德。
这个社会，不缺的是对别人的批判，缺的是对自我的反思，包括自己，也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或是说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面对热点事件、新闻盛宴时，我们都能有所改变：从道德的裁判者，变成真正有道德的人。
（文中引用的内容均来自蒋勋的《孤独六讲》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