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上学记

1 . 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报到，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好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材？”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 自由 。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靑団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一次，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开会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很自然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起来，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这和解放后非常不一样，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解放后，梅贻琦是来宣布党的政策的，你骂他就是反党，性质要严重得多。文革时候更是这样，每天从清晨到夜半就是学习、劳动，而且规定得非常死，学习的内容只能是捧着小红书，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记得有个工宣队的人管我们，发现有一个人看鲁迅的书，申斥了一顿，说：“有人竟然还看与运动无关的书？！”后来又发现另一个人看马克思，应该是没问题了，可也遭到了申斥，说：“告诉你，不要好高骛远！”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材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的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 （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国去世） 。我自己从1939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新朝代建立就一把火把过去旧的皇城烧了，然后大兴土木盖新首都，只有清朝入关的时候，北京作为一座完整的都城被保留下来了，像中南海、北海，这都是明代的皇家园林，包括紫禁城、皇城——不过解放后有些给拆了，没有保留一个完整的格局。过去的内城墙有九个门，明朝中叶嘉靖时又建了一个外城，这些到了清朝入关都基本没动。那么，清初的“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这一百多年大兴土木，就在西郊建了许多皇家园林，最大的是圆明园，包括后来的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让我觉得历史挺好玩的。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项羽说：“书能知姓名。”战争时候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待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鋐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常规。我猜想，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还是在清华，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我想文革的时候，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大概也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以为今天革命，明天就会“赤遍环球是我家”，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了。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2. 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当然也有联不好的，像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等等在西安组成西北联大，联了一年就散伙了。因为那几个学校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非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一直都联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抗战后期酝酿联合政府的时候，有人发牢骚，说：“联合不起来，联了也得闹事。”于是有人提出来：“西南联大联合的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当然，这也许是开玩笑。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输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师，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到将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连砖都没有，都是夯土打垒，古人所谓的“板筑”吧，窗子没有玻璃，支几根木棍子在那儿就作为隔断了，幸亏昆明天气好，不然天冷受不了的。

那时候的学生比起今天实在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学跟我很熟，带我去参观，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普通物理课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国外的，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时候越来越快，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划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得到各种数据。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国外的规矩，因为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即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个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人。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43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42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锺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3. 自由，学术之生命

旧社会上课跟新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学校用的是全国统一的标准教科书，上课前老师备一份讲稿，一二三四、ABCD，一条都不落。可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学里教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我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须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当然，联大里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比如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候也想学着做，可是非常失败，因为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作业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会议，一直讲到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这在解放后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钱穆 （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鑅，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时期，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唯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学，后来住一个宿舍，联大的时候我在求实中学教英文，他也在那里，后来他出国了，1956年回国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现在住在中关村，我们有时候见上一面，那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联大的时候郑林生曾经评我说，对近代科学的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候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特别是认识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明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类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4.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老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蒋梦麟校长、胡适文学院院长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郑天挺 （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1920年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参与厦门大学筹建与教学，兼任图书部主任。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4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锺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

沈从文 （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 14岁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1988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最后的遗言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把他抓了起来，后来经蔡元培、吴稚晖等等元老保释，才把他保出来。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也戴了右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怀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刘文典 （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安徽合肥人。原名文聪，字叔雅。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 1906年就读于芜湖安徽公学，隔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2年回国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处秘书，积极主张以恐怖活动推翻袁世凯政府。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聘其出任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以古籍校勘学为终身志业，主攻秦汉诸子，最终因钻研《淮南子》六卷专著《淮南鸿烈集解》震惊文坛，蒋介石一度抬举为“国宝”级人物。刘文典 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至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1958年7月15日因屡遭批斗，突发急症，于昆明逝世。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的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锺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留滞在香港。

5. 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北京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本来，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就报废了。

后来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借书麻烦极了，借档案就更麻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麻烦了，如果书库能随便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虽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所以1980年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外国人，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非常好，里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那你一天能收获多少？而且里面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港台的书、大陆出版的书，报刊、杂志，几乎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记得我在历史所工作的时候，一次吴恩裕跟我说林语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上写了一篇评《红楼梦》的文章，我对《红楼梦》也有兴趣，于是想借出来看看，可是图书馆负责人对我讲：“借台湾的出版物得写个申请让党委特批。”搞得像个政治事件一样，谁愿意去找那麻烦？这等于我们在思想上自我封闭了。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 Apollo ，关于美术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 Etude ，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很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 Erlkönig （《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紧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应当很丰富，结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开始了。英国领事馆里有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们对战局也很关心，常过去翻看。有一份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继续打仗，叫作“自由法国”（后来叫作“战斗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有名，认为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机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机关枪把守敌人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到处跑，所以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以后有个“海狮计划”，准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当时英国只有八百架战斗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非常优越。而且英国还有一种秘密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实事知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就吸收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应用英文。

6. 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套四合院的房子，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38年、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70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篯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军一样，下运动场的时候必然想着：“我一定能超过他，我一定能打赢他。”如果一上来先自己泄了气，“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那还怎么可能打败别人？科学一代一代发展，总是后胜于前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了，我们之所以比他们高明，是因为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话。牛顿花了前半生的工夫得出他的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可是今天的中学生听老师讲一堂课不就明白了？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嘲笑牛顿。任何学术都应该，而且必然后胜于前，尤其对于那些有才华的人，他的眼界应该比前人更高，假如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背后，那是没出息的表示。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学数学的，后来是世界级的权威了，可是对哲学极有兴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倒很谦逊的，总说不懂不懂，可有时候聊着聊着，无意之中，他就忽然流露出非常狂妄的话。比如我们谈到某某哲学家，我说：这位哲学家好像在某个方面（或者某某问题）没有说的太清楚。他突然来一句，说：“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就是说，这位哲学家没有那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了，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的。我想这些地方反而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如我，大概永远不是有为的。

王浩 （1921年5月20日—1995年5月13日），美籍华人。 1943年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毕业，1945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国内期间曾师从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1948年哈佛大学逻辑学博士毕业，同年成为哈佛的副教授。1950年代初，随保罗·伯奈斯在苏黎世学习。1956年获荐为牛津大学Reader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1959年，王浩在“IBM 704计算机”上用9分钟计算时间，证明了罗素、怀特海所著《数学原理》中数百余条数理逻辑定理；因此在1983年于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荣获首届证明自动化奖。1961年任命主持哈佛“数理逻辑和应用数学的Gordon McKay教授纪念讲座”。1967年至1991年，领导洛克斐勒大学的逻辑学小组。 他证明了图灵机都可转为一组王氏砖（Wang 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