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郭台铭

1988年，郭台铭第一次跨过台湾海峡站在深圳的土地上时，距离他父亲当年匆匆赴台整整过去了40年。

这位出生在眷村的警察儿子， 新身份是台商。

在当时的深圳，这是带着光环的身份。1988年在后来被称为“台商元年”，台商在大陆投资建厂的大幕由此拉开。

事实上，在此之前，两地往来已经暗流涌动——从1985年开始，不乏有散兵游勇的台商偷偷摸摸跑回大陆，探亲或者做生意。政府层面也逐渐松动，1987年，蒋经国同意有条件放开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第二年，国务院出台了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遥相呼应。

1988年的深圳和郭台铭是互相需要的。

“时间就是金钱”成为深圳精神。这一年，深圳敲响了内地土地拍卖第一槌，挂牌了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尚未成气候的华强北商业街上，赛格电子市场迎来了第一批淘金客。

这是一座对资本和工业无比饥渴的城市， 而深圳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也成为郭台铭们的新机遇——同一工种，台湾工人的薪资当时是内地5倍左右，于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涌向了深圳，以生产塑胶制品、电子元件、运动鞋、服装等为主。

郭台铭看上宝安西乡一处厂房，建起富士康精密组件厂，招了几十号人，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这成为郭台铭在大陆事业帝国的起点，4年后，富士康在深圳黄田的工厂揭幕。

到龙华选址时，郭台铭拿出偶像成吉思汉当年开疆扩土的气魄。他站在荒地的高处，对着比人还高的野草丛拍板“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

等到1996年6月6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正式投入使用。这座只花了4个月建起来的园区成为“深圳速度”象征之一。郭台铭后来回忆其中过程：

“我们龙华园区的每一颗砂石、除杂草，每一块砖、每一根钢筋、每一个地下沟管线，甚至于排水沟的沟盖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当时正好碰上知识青年返乡就业，很多知青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这座巨型园区后来建起了100多栋厂房，拥有30万员工，成为郭台铭商业帝国在内地的根基。在这个封闭王国里，消防队、医院、游泳池、餐馆、银行、网吧……现代城市应有的设备一应俱全。每天，大巴和高尔夫球车穿梭不歇，把流水线上的年轻人们运往一个个目的地。

入夜后，园区马路上经常会跑着一辆特别的高尔夫球车，驾驶员是郭台铭。这位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超级劳模喜欢随时停车，去抽查生产线，甚至动手帮工人维修设备。

毫无疑问， 他是帝国里最有话语权的“王”。

在龙华园区里，郭台铭与政府官员的合影被放大挂在显眼处。而经理级别的管理层需要背诵《郭台铭语录》，其中一条是：对任何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领导层，而非管理层。

在富士康帝国之外， 郭台铭的话语权也不可小觑。

“富士康科技园北面的朝阳门，大型集装箱货车络绎不绝。据了解，在富士康城的高峰时期，一天经过朝阳门的货车超过2000车次。为了方便富士康逐年膨胀的出口通关需求，深圳市政府早年干脆把保税区建到富士康，朝阳门是政府为富士康专设的海关，经过朝阳门的货车，就等于是已经‘通关出口的外贸产品’。”

富士康在深圳享受的优待，从网易科技2009年的这篇报道里可见一斑。

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曾经帮助郭台铭在1995年搞定戴尔这个大客户。 那年戴尔刚进入中国市场，迈克尔·戴尔到访深圳，考虑在这里和马来西亚槟城之中选择一处作为戴尔亚太营运中心。

郭台铭看中了这条“鱼”。他提出可以安排迈克尔与地方政府官员见面，由此换来开车送迈克尔去机场的机会。路上，他又成功说服迈克尔，绕道去了趟富士康的龙华园区。

后来，戴尔就成了郭台铭的大客户。

郭台铭的帝国逐渐从广东扩张到全国各地，百万员工分布在江苏、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等地。这些工厂对于富士康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江苏昆山偏重显示器制造，靠近武汉光谷的富士康偏重光通信产品代工，廊坊富士康以手机零部件加工为主。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郭台铭和富士康的意义很明了：政绩。

自然，这位祖籍山西的台商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中国企业家》曾经在《郭台铭的政商经》一文中援引一位鸿海高管的表述：富士康到其他省份设厂，会受到官员热情接待，甚至郭台铭一下飞机就有红地毯相迎。

根据上述文章的报道，前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河北任上时，曾经多次与郭台铭洽谈，最终把富士康工厂引到廊坊。他转任河南后，富士康又在郑州设厂，并在2010年后把苹果生产线搬迁至此。

郑州政府给出的条件包括：为富士康提供了15亿美元资助，用于建设工厂、宿舍、发电厂等，免去富士康郑州工厂投产前五年的企业税和增值税，此后五年也减半。

郭台铭的“iPhone 城”也确实为郑州带来了新活力。高峰时期，几个厂区的员工人数多达30万，近百条生产线每天能生产50万台 iPhone手机，富士康成为河南进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当然， 郭台铭也深谙与官员打交道的套路。

曾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调任山西省长后，履职第一天，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郭台铭的电话；2006年，那位重庆落马官员时任商务部部长，参观太原富士康期间，郭台铭向他汇报并确认了工厂定位：以镁合金业务为中心——这一度成为郭乐于向媒体展示的细节。

郭台铭跟特朗普的关系似乎也不错。 他响应了后者在美国建厂创造工作岗位的呼应——2017年7月，富士康宣布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厂，由此带来的岗位多达130000个，工厂将主要生产LCD 显示屏。

提到特朗普时，郭台铭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意味：

郭台铭的魅力不仅仅存在于地方官员的眼里。

对于苹果公司来说，这位重要合作伙伴也是特别的存在。

据郭台铭回忆，他在1995年结识乔布斯。两人相遇在会场，在郭的坚持之下，乔布斯破例给了他一张签名名片。郭台铭如获至宝，后来把它锁进了保险柜，打算当传家宝送给儿子。

2011年乔布斯去世后，郭台铭受邀去美国参加了葬礼，成为现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

这场友谊的基础还是生意 ——富士康从90年代成为苹果供应商，早期为Mac 电脑生产框架，2007年开始接下iPhone订单。郭台铭为此很得意，“乔布斯为什么要把iPod、iPhone全部交给我？因为只有我能做。”

毫无疑问，苹果是富士康最重要、最为人所知的客户之一，它成就了郭台铭在大陆的地位，后者也确实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但随着合作推进，郭台铭与这家美国公司的关系愈发复杂，他们互相需要，又时刻提防，并通过各种商业手段，努力把自己对对方的依赖降到最低。

郭台铭需要苹果，业内公认的看法是，富士康无法承受丢掉苹果订单的局面——后者常年贡献着富士康收入来源的一半。

但他不能只有苹果。

一方面，代工模式利润低，当苹果公司的营业利润在2012年高峰期超过35%时，富士康的利润还在1.5%徘徊。而富士康的收入浮动受苹果销量影响也很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iPhone 出现销量下滑时，富士康收入也会随之下降。

于是，郭台铭一直想摘掉“苹果代工厂”标签，给富士康注入更多故事元素。 今天登陆A股上市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简称工业富联）就是其中的一步棋。

工业富联是鸿海集团旗下的第二大业务，2015年重组成立。在郭台铭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搭建的这座商业帝国里，工业富联扮演的角色是拥抱最时兴的技术——通信设备高精密件、云服务器设备、工业机器人等等。

《好奇心日报》统计过一组数据：

工业富联在2017年的营收为3545亿元，净利润162亿元；27万员工每天要吃掉270头猪；20万人在从事制造岗位，同样的，20万人学历为大专以下。

从这些数字来看，工业富联做的似乎还是制造生意，只是技术门槛听起来更高了。

但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A股“新贵”。 从递交IPO材料到获批，它只花了36天闪电过会——一般公司的等待时间是1年半。绿色通道的VIP待遇之外，工业富联272亿的融资规模，也创造了A股2015年以来的新纪录。

正如1988年郭台铭与深圳的互相需要，30年后历史重演，只是其中一位主角换成了疲软的A股。

毫无悬念地，工业富联在A股首日迎来了开盘涨停，截至今天收盘时已经上涨44%，市值超过3905亿元，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这意味着， 郭台铭距离重回台湾首富位置又近了一步。

郭台铭第一次成为台湾首富是在2005年3月11日。

他位列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183名，从而成为台湾首富。但那并非一段美好的回忆——首富光环没能阻止死亡的脚步，第二天，妻子林淑如乳癌扩散去世，年仅55岁。

郭台铭的婚姻曾经是一段典型的台湾爱情偶像剧 ：林淑如曾经是台北医学院的系花，不顾众人反对，嫁给专科学历的穷小子，继而陪他创业，亲自下厨为员工做饭，工厂资金短缺时还多次从娘家借钱。

当然，穷小子郭台铭后来自证实力，从1974年的那家塑料加工厂开始，他一步步建起了鸿海帝国。如今，这个庞大体系中已经产生了至少10家上市公司，财富也让郭台铭成为了能够掌控甚至改变游戏规则的人物。

不过，回看他经商的44年，你不得不感慨， 这位精明的台商曾经无数次抓住历史机遇，把自己变成命运的宠儿——

他在60年代报考中国海事专科学校，背景是台湾当时外贸发达海事繁忙；

黑白电视机刚刚在台湾兴起，他就开始制作电视机选台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