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天，湖北人孙海洋到了深圳，在白石洲住下，租了门面开包子店，开业只一个星期，四岁的儿子孙卓被一个男人拿一辆玩具车拐骗走了，找了十年，至今没找到。事情就是这样。
他的故事随后被改编成电影《亲爱的》。
亲爱的，事情就是这样
文 | 王琛
我想起了孙海洋，找到他的号码打过去。我不知道他换号码没有。已经夜里快十一点了，电话通了，那边的“喂”声听起来带着睡意。
“孙先生？”我问。
“是我。”我能感觉到他立刻提起了精神。“你是哪位？”
快十年了，接每个陌生电话孙海洋都很小心。四年前我第一次打他的电话，跟这次一样，一说要找他，他的声音里就跳出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似的振奋。和那次一样，他的振奋让我觉得有一点为难，觉得接下来没法开口。我这里没有任何他想要的消息。这次我告诉他，四年前我广州的报社工作，见过他一次，这次路过深圳，想再见一面。
“太好了。”他说。他很快给了我地址，约我第二天见。这种反应也和四年前一样。他怕自己的事情被人忘了。他希望找他的人越多越好。
四年前他还住在西丽，那是深圳的关外。我记得我是坐了很久的公交车过去的，那时他住在路边一座小房子，屋里光线不好。这次他搬到了龙华地铁站（深圳北站更北边）附近。生意没变——他又租下了一整栋几十间民房，和妻子彭四英一起打理，一间一间往外租，中间赚个差价。我得知彭四英最近身体不太好，住了院，见面这天只有孙海洋在家。七月的深圳三十多度，闷热，走几步就浑身是汗，孙海洋却穿了西装长裤站在路口等我，远远摆手，一走近又伸出两手，跟我握了手，马上又帮我提行李。他的表情和动作带有一种正式感，这让我觉得不好意思，就像打电话时一样，我感到我没法带给他什么，却被他过分重视了。
我随他去家里，先是走进十字路口旁边的一条像是藏起来的小路，上一栋老楼，走了四层楼梯，出楼是个大露台，穿过露台，转到另一栋楼，再上两层。孙海洋步子快，提着我的行李，爬楼梯时三步并两步，我背着包紧跟在后面。走进屋里我们好像只用了一口气。我满头是汗了，赶紧站在风扇前。
孙海洋倒了两杯水，放在茶几，拉了两个椅子，我们面对面坐下。我喝了口水，他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开始说起儿子的事情。和上次见面一样，孙海洋先是回忆儿子被人拐走的那天，接着是他的寻找经过，又说到了他对公安的看法，说到了其他人丢孩子的故事，说到为什么有人买孩子，说到人贩子，说到打拐科技上的进展，最后说到孙卓今年已经十四岁了。也许因为跟不同的人说了太多遍，他速度不快，听起来极为冷静，只有其中讲到招牌的事情，突然嘴角抖动起来，眼睛瞪圆，不得不深呼吸，胸口的T恤也起伏着。他两手撑住膝盖，一句话不说，看起来快坐不住了。
那招牌是儿子丢了以后他立在包子铺上的，三米多长，贴了孙卓的照片，写着大字“悬赏二十万寻子”，也是这个招牌让他被人注意到的。后来包子铺不开了，退了租，房东看他可怜，告诉他牌子不用拆，就立在房顶。快十年过去，孙海洋搬了几次家，但是只要人在深圳，每个星期就去牌子下面站一会儿，看看招牌上的儿子，再绕着包子铺走几圈。“那个地方是我的一个寄托了。”他跟我说，就在上个月，有一天他又过去，发现牌子被拆了，他去找城管，没讨到说法，又找公安，也没办法。他觉得那牌子不碍事，这个事情超过了他的底线。“十年了都能立在那里，为什么今年不行了？”他喃喃地说着，看着我。我解答不了，又找不出安慰他的话。那一会儿他不说话了，我也不知说什么，心里堵，就站起来在屋里站着，四下看看。
旧家具主要是几台低矮的柜子，绕着客厅摆在墙下，柜子上摆了杂物，看起来收拾过，但收拾得又不太仔细。不少地方扔着各种童书。孙卓丢失五年后他们生了第二个孩子，今年也四岁了。阳台摆了几盆植物，衣服晾在空中。窗外不远是轻轨，每隔几分钟都有地铁轰隆隆地呼啸过去。一会儿天灰了，下了雨，越下越大，屋里没开灯，更暗了。孙海洋背对阳台坐，只剩个黑黢黢的剪影。他好像更愿意呆在这样的光线里。儿子丢了以后他喜欢走夜路，半夜十二点钟，睡不着，他就出门走去那些细窄的巷子，一遍遍来回走。起初听到路过的人家里有小孩哭闹，他就忍不住悄悄地扒在门口听一下，后来走多了，不停下，总是笔直地走，走到凌晨两点，走累了才折返回家。他曾花了一百块钱，按照一个算命先生的指示，杀了一只公鸡，煮到半熟不熟，提着在包子铺的周围一边喊着儿子的名字一边走了，走了七圈，接着在儿子被拐时的监控录像跪下磕头。白石洲的街坊觉得他疯了。算命先生说，七天以内孙卓一定自己回来。孙海洋七天没怎么睡，有时站在门口，有时坐在客厅，有时在巷子口踱步，开着家门一直等，七天过去儿子没出现，他还是不愿关门，每天天不亮就开门东张西望，没看到孙卓，不死心，就责怪自己开门太迟。
我在屋里走了一圈，又回到椅子坐下。他好像有点歉意似的看我一眼，好像自己说得太多，冒犯了什么。我无法给出什么回应，感到坐在那里难受。我想起身告辞，但是觉得唐突，我竭力想找一些什么话出来，想说一点轻松的东西，可是又意识到什么都不行，我感到我已经僵住了。他的昏暗的房间像是个闷热的笼子。我们对坐着。
也有其他一些时候我跟朋友喝着酒，聊到一些什么话题，感到没有答案，聊天卡住，我们就枯坐在那里，喝口酒或者抽一口烟。那种枯坐好似是一种惯性的解决办法，好像它本身就是问题的答案了。我喜欢逃避到那种枯坐里。久了我真的认为它本身也是某种值得玩味的诗意的状态，我愿意享受它，每次都希望那种时刻不停地延续下去。
就是在孙海洋的家里我才知道，还有一种对坐是难熬的。我希望无声的对话快点结束。有一会儿我只能听着雨声打发时间，雨每下一会儿就有一列地铁开过去。我有点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来找这个人，我甚至后悔了。我当然真正地希望他能找到丢失的孩子，希望他的苦难快点结束，可是我又觉得我的同情显得廉价。我什么都帮不了他，现在搞得自己手足无措。
两个小时后，我起身告别，告诉孙海洋我可能会像上次一样写点什么。说完又觉得不合适，好像写点什么这件事情于他而言真有什么价值。“也许能帮到你。”这话我刚要说又咽了下去，我想我不该再说这种话。
孙海洋起身向我致谢，我们又握了握手，我拉了行李下楼，他没有送我，关门的时候动作很慢，好像有点失神。我下了楼快步往地铁走，雨很大。第二天我在深圳的上沙和下沙附近转了转。有两年时间我也住在那里，跟四年前比，这个城市多了几个地铁站，它的样子仍在变。十年前，2007年秋天，湖北人孙海洋到了深圳，在白石洲住下，租了门面开包子店，开业只一个星期，四岁的儿子孙卓被一个男人拿一辆玩具车拐骗走了，找了十年，至今没找到。事情就是这样。
—— 完 ——
题图：2014年11月02日，孙海洋拿着失踪儿子的照片站在长汀县童坊镇的个条小路上。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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