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访谈 | 曾刚、黄艾舟：2025年金融科技的机遇与挑战

曾刚： 我的观点是AI不是打破内卷，它会让银行更卷，AI 的应用会让所有的行业会变得更加卷。降本增效的目的就是卷，所以 AI 只会让人更卷，关于悲观预测，高盛年前的报告提到未来大概 30% 以上的金融行业的岗位可以被 AI 所替代，所以我们在运用 AI 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大量的岗位的员工工作变得没有价值，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技术一方面会降本增效，会让某些领域变得更加卷，包括客服领域、智能投顾领域等，理论上来讲，现在很多客户经理是可以被智能投顾在很大程度上协同的。虽然从监管层面看是很难实现替代的，但是理论上来讲，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替代的。从长远看，这意味着这些领域现有的人力供给是过剩的，当然也不代表银行不需要人才，而是它需要其他领域的人才，一方面是技术人才，但是除了技术以外，可能还有和 AI 能够更好的协同的人才。这意味着尽管AI替代了一些人，但最终还是要和其他一些人进行合作，但它并不能完全独立，因此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机协作仍是未来非常重要的模式。因此能够很好驾驭和引导AI 的人才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这类人才可能需要的性质比较复杂，不光是技术人才，还包括在场景应用当中将场景应用需要和 AI 能力相结合，将AI 的能力很好地输入到产品当中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客户服务端其实是可以打破内卷的，如果把AI运用到外部开拓市场，有可能就不那么卷了，因为把蛋糕做得更大了。怎么用 AI 更好地识别客户，触达客户，创造更好的风控环境，从而拓展可能性边界，我觉得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大量技术运用进入到一些场景中探索潜在业务，这也是我们的未来，但它的模式和今天的模式会完全不同，所以想要打破内卷，首先是要对外，一方面是怎样更好地应用技术本身，另一方面可能涉及到客户市场端的监管；第二在内部方面可以实现内部结构的调整，去适应 AI 应用之后的状态，这也意味着银行内部的管理架构和形态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业务点上的专业人才会越来越少，通才会越来越多。

黄艾舟： 尽管生成式 AI 时代已经到来，但是AI的应用其实还没有特别多，随着 AI 开始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银行相应的业务也会产生改变，所以它带来的是范式的改变。比如小贷，在线上贷款出来之前，通常客户经理觉得人手不够，或者大行并不愿意做小额贷款，但现在随着线上贷款出现，所有人都可以做小额普惠贷款了。同时大家也都在用智能风控，但其实智能风控的应用又带来同样的问题，它每天能产生出很多很多的线索，每一个线索都需要人工再去排查是否是真实的线索，所以AI 会带来类似的冲击和变化，并且这个冲击和变化目前是很难预测的，它一定是将某些工作岗位替代了，同时又催生新的工作岗位以及新的能力。也许未来人与人交流会变得更重要了，而不是现在全部都扔给机器去做风控排查，因此我相信大多数人仍然觉着金融的服务对象或者服务能力还有挖掘的空间，未来将是一个新的形态的变化，它会在不同层面开始卷。

曾刚： 金融科技是融合在数字金融当中的，数字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之一，金融科技是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的重要内容。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数字金融不光是技术，而是数字化形态的金融服务，核心就是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

中国数字化程度发展这么高，金融服务也要适应发展变化。传统的线下网点为支撑的银行服务模式显然无法匹配这种需求，必须得推动金融机构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就会应用到所谓的金融科技，这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推动金融更好适应数字经济形态、提升服务质效的工具。总体上看，由于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对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也要比国外要迫切得多，因为不转型，就连客户都没有了，转型所需要的数字技术相当广泛，就各个层面上的应用而言，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应该是相对领先的，当然，这也会给监管层面带来更多的挑战挑战。

在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很多新型的模型是完全没有被考虑到的，我觉得中国正走在的没有其他国家走的道路上，这是否是正确的道路呢，在不停的探索方向中也面临了很多挑战，对机构自身有挑战，对监管有挑战，因为无处可学，但是这方面一旦做好了，对其他国家或者国际范围监管推动也是好事。

我觉得我国的发展主流模式是技术公司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国外这种科技公司在对金融的影响没有中国这么明显，在这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和路径。

黄艾舟： 毕马威在全球范围内，每半年会出一个报告叫《金融科技脉搏》，这其实是每半年跟踪国际上 Fintech 的投资、融资情况，主要看钱往哪里流，以及Fintech各个子赛道的发展情况。

从2018年到现在的跟踪来看，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中国的每一个赛道都差不多领先别人两三年。例如，2023年以来，国际上除了中国外，最多的投资仍然是投向了移动支付，但是从我们的体感上看，移动支付和 buy now pay later 可能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中国很早就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尤其是 2020 年以后，大量金融科技公司已经不是在做模式上的探索，而更多是帮着银行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成为银行的应用方案的解决商，这种在国际上叫 ToB 的服务。

ToB 的服务在 2024 年开始成为国际上一个投资热点。当然国内外还是有一些差异，主要在于国家的监管政策，国际上现在比较主流的Fintech投资方向是加密资产和 WEB3，而这个领域国内现在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我觉得应该适度地重新呼吁或者评估一下这些交易资产，不用一刀切地完全不让做。

曾刚：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从原则上来讲，为了保持创新，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心态，所以从监管部门角度出发，要紧跟国际发展前沿，比如比特币，根据国际发展的趋势，我们确实可以进行一些评估，以前我们认为它不应该进入到主流的金融体系当中来，但如果它真的是成为比黄金更重要的资产，由此形成了一些与之相对应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不参与其中，就可能会失去了相应的影响力。对应的还会对金融安全等各种方面产生影响，所以必须要去适应这种变化。

首先，要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度，从监管层面上也是这样的理念，要与时俱进，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守住一些底线，在底线、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去探索监管规则的优化，要允许机构在受控范围内进行尝试。

第二，回到银行的层面上，如果明确了方向的话，该做的基础投入还是要做，因为风险防控的一些底层理念以及涉及到相关的风险的防控需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并发展。比如，AI 可能也会助推诈骗的升级，因此技术发展是会带来一些潜在风险的，特别欺诈风险和网络安全方面的风险，银行需要要做前期的规划，把一些重大的潜在风险放在可控范围之内。

第三，是要有灵活迭代的反应机制，在技术升级的背景下，新的风险防护与传统的风险防控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信用风险主要是面对信用风险，技术层面上的风险是前瞻的，很多东西都是无法评估的，只能通过机制体制的建设去完善。

黄艾舟： 我们倡导做模型风险管理，把模型风险管理写到全面风险管理中，就是说在试用一个新技术或者新产品的时候，提前想好风险预警机制和预设机制。

中国是比较早开始监管沙盒运作的国家，但是据我观察这两年监管沙盒越来越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了，哪怕是央行、证监会都在做，但是从入盒的项目到出盒的机制，再到最后的时效上，并没有特别好的利用监管沙盒机制。监管沙盒从整体层面去控制、提前预防风险是比较有效的机制，所以我觉得或许能够更有效地让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一起把沙盒机制有效地运行起来，成为防范新型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