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研究》

2023年第4期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性质考索

李寒箫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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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寒箫，重庆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苗润博、游彪、邓小南老师悉心指导，又蒙杨光、张砚衡、刘邦栋先生提供批评意见，谨致谢忱！）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下文简称《中兴通鉴》），旧题刘时举撰，全书共15卷。是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刊本，计有两种，分别是皇庆建安陈氏余庆堂刊本和至治云衢张氏刊本 （参看徐潇立《试论〈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整理前言所涉版本问题》，《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十二辑，2020年，第159—168页。） 。其中云衢张氏本相对晚出，其内容错讹相较陈氏余庆堂本更甚。近年虽有王瑞来先生整理的点校本问世，但点校本部分文字系以理校、他校法修改，无法反映是书原貌。基于这些现实原因，本文将以年代最早、面貌最为原始的陈氏余庆堂本作为研究对象。

《中兴通鉴》记事始自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迄于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几乎占据了整个南宋王朝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书虽不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简称《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下文简称《会编》）等史籍一般详赡，但从内容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来看，其价值则颇为独特，理应引起宋史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学界目前关于《中兴通鉴》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有待廓清的疑窦，本文要讨论的真伪性质问题即是其中最关键者。

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何谓“真伪性质”。当今文献学研究者习用的一些专业术语实源自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伪书”即居其一，然其内涵在经历千年学术赓衍后已经大为泛化。“伪书”在当下的研究中渐成盖棺论定之辞，典籍一被判定为伪书便似乎再无可取之处，此种断论极具遮蔽性，常使研究者忽略了文献生成的复杂情况。部分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如贾敬颜提出“常常有这样的事：书伪而事不伪，也有事伪而书不伪，或者书事俱伪，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九辑，1985年，第23页。） ，龚延明、李裕民也指出伪书具有研究价值、校勘价值和史料价值 （龚延明、李裕民《宋人著作辨伪》，《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29—430页。） ，这些认识可谓颇具见地，但还都没有理清“伪书”概念在研究实践中的层次。

就管见所及，所谓“伪书”主要有三种指向。一是内容基本真实而书名系凭空生造、作者为虚构假托者，其例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 （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辽金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4—317页。） 。二是作者真实存在，书名、内容为向壁虚造者，代表案例是丰坊制造的一系列经典 （参见王赫《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文献》2020年第4期，第45—69页。） 。三是内容和作者均系子虚乌有，如张师颜《南迁录》、李大谅《征蒙记》等书 （相关研究见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十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 。从传统意义上讲，上述第二、第三种情况才真正契合伪书的定义。而符合第一种情况者多是自其他书籍抄撮拼凑、改头换面而成，编刻质量也往往低劣，但其内容却基本可靠、甚至可能独具价值，如果概以伪书统括之，或嫌责之过甚，是故在研究中似更宜强调此类文献“托名”“伪托”之特点。鉴于此，下文在论述时将有意识地区别“伪托之作”与传统意义上的“伪书”。

学界目前有关《中兴通鉴》的研究成果之中，最重要的当属王瑞来所撰《中兴通鉴》点校前言。此文批驳了清人姚鼐认为《中兴通鉴》成书于元代的观点，力证是书为南宋史官刘时举所作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页；同氏著《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171—214页；另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学术人文”2017年11月9日推送“小考证大意义：历史研究与考证方法经典示例” （https://mp.weixin.qq.com/s/kUXC8KbpBRtbJHMsd8hYFA）。） ，主要论据有二：其一是姚鼐曾说“标题称宋官，而中书‘元太祖成吉思皇帝’，是时举已入元后所成”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12页。） ，但《中兴通鉴》之中并无“元太祖”三字，故姚鼐之证据有误；其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下文简称《朝野杂记》）也记有‘成吉思皇帝’”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12页。） ，说明并非如姚氏所说只有元朝人才会使用此称呼。但王瑞来转述姚鼐论据时将姚氏原文“元太祖成吉思皇帝”误作“元太祖为成吉思皇帝”，进而完全误读了姚氏的观点，其对姚鼐的驳斥亦难以成立。 （具体分析请参见李寒箫《〈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21年，第5—6页。）

除具体论证外，以王文为代表的既有研究还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均以“刘时举是《中兴通鉴》作者”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可是，刘时举果真是《中兴通鉴》的作者吗？

蒙文通等学者业已指出与《中兴通鉴》合刊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下文简称《续宋通鉴》）实系后世托名李焘所作 （蒙文通《跋〈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519页。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文史哲》2014年第6期，第22—23页。） 。两书版刻特征完全一致，且毫不避忌地以“前集”“后集”自称，可 见其联系非常紧密。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书均在元代才流行于世，此前未见任何文献著录或引据。那么，与这样一部伪托之作关系密切的《中兴通鉴》是否也有托名作伪的嫌疑？

如果我们跳出个案，在宋元书籍史的大背景之下观察《中兴通鉴》，不难发现其与《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两部托名之作间同样存在诸多非常关键的共性。第一是编纂手法基本相同，《中兴通鉴》与两部《国志》均系杂抄宋代文献而成，且都存在大量抄录他书而不注出处的情况。第二是内容错谬很多。第三是初刻本产地一致，辛德勇在刘浦江的研究基础上补充说明两《国志》均出自元代前期建阳书坊之手 （参见辛德勇（微博帐号“XinDeyong”）于2015年2月23日发表的微博博文，辛氏称该文系“在2007年召开的纪念邓广铭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为评议浦江兄论文撰写的评议意见要点”。辛德勇2016年8月18日发布的“问学短札之一六”同样是探讨“元刻本《契丹国志》卷首附刊的〈契丹地理之图〉等地图编刻过程中相关问题”，其中对《契丹国志》成书时间及性质的认识与前文一致。） ，而《中兴通鉴》最早的版本也是元代建阳坊刻本。第四，以上诸书的形式体例也有雷同之处，如书内均插引史论，又都在天头用小字概括条目所记内容等。第五，《契丹国志》的作者叶隆礼、《大金国志》的作者宇文懋昭与《中兴通鉴》的作者刘时举相似，都是“惊鸿一瞥”式的历史人物。上述五项关键共性所反映出的一个事实是，《中兴通鉴》与两部《国志》诞生于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又根据刘浦江的研究，所谓“叶隆礼”与“宇文懋昭”实系元初建阳书坊伪托之名，并非两部《国志》真正的作者 （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辽金史论》，第274—317页。） 。既然建阳书坊能够托名宋人制造出《契丹国志》《大金国志》，那么同样出自建阳书坊且与两部《国志》存在诸多关键共性的《中兴通鉴》自然也无法摆脱托名作伪的嫌疑。

综上所述，王瑞来对《中兴通鉴》作者的考述尚不足以成为定论，又由于《中兴通鉴》的作者身份及成书年代问题直接关系到学界对该书性质与价值的认识，我们有必要转换方法和角度，重新审视《中兴通鉴》一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乃至真伪性质。而笔者所选择的切入点，是逐条探究《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

辨明《中兴通鉴》的内容有无根据、是否真实、错谬几何，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衡量其价值，更可以为我们锚定《中兴通鉴》的性质提供方向性指引。因此，下文将首先考察《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及其内容准确性问题。

（一）《中兴通鉴》史源通论

关于《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前人所论存在一定分歧。部分学者发现《中兴通鉴》与宋代私家史著存在密切联系，梁太济首先指出《中兴通鉴》光、宁两朝的内容“是转录、并合或删节《两朝》（引者按：即《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下文简称《两朝纲目备要》）的有关记载而成的” （梁太济《〈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李心传史学地位的侧面观察》，《文史》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9页。） 。温志拔认为《中兴纲目》是《中兴通鉴》的“主要文字依据之一” （温志拔《〈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考略》，《文献》2013年第2期，第129—130页。） 。燕永 成提出《中兴通鉴》主要依据《中兴纲目》和《两朝纲目备要》编修而成，同时参考了《鹤林玉露》等书 （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第21—22页。） 。雷震则进一步考明《中兴通鉴》所用的《中兴纲目》是一个不存于世的特殊版本 （雷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初探——以国图藏本为线索》，《文献》2020年第6期，第94-95页。） 。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兴通鉴》主要取材于宋朝官方文献。曾震宇判断“此书主要以南宋的《实录》《国史》《松漠纪闻》《中兴小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其他史籍采集而成” （曾震宇《〈大金国志〉研究》，香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01页。） 。王瑞来提出《中兴通鉴》所记高宗朝史事应参考了《要录》，孝宗朝史事当源出国史系统，光宗、宁宗朝内容则与《两朝纲目备要》“史出同源”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22—25页。） 。此外，王氏认为《中兴通鉴》所附“吕中曰”等史论文字应是“好事者或坊间”从《要录》中转录而来的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37页。） 。范学辉认可王瑞来的上述观点，但也承认《中兴通鉴》与《中兴纲目》存在文本源流关系 （范学辉《宋代文献整理的典范佳作——〈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读后》，《书品》2015年第2期，第48页。） 。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在分析《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编纂手法时较少给出文本层面的证据，同时缺乏一种通贯、整体的视角，故其结论仍有可推进余地。笔者逐条核对了《中兴通鉴》的史源，并统计了该书各卷出自不同史源的字数占比情况，详见下表：

⑦此据陈氏余庆堂本《中兴通鉴》统计，百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⑧指《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下同。

⑨指《古今历代十八史略》，下同。

⑩“其他文献”指能够得到传世文献印证，可以确定存在独立史源的内容。“出处不详”则指在传世文献中完全找不到相似记载的内容。

由上表可知，《中兴通鉴》逾95%的内容都来自于《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中兴大事记》三部史著，它们毫无疑问地构成了《中兴通鉴》的叙事主干。在这三部书以外，《中兴通鉴》至少还参考了诸如《建炎复辟记》等三部文献和一些目前未详来历的文献。兹缕叙《中兴通鉴》使用以上文献的情况如下。

1.《中兴纲目》及《两朝纲目备要》

《中兴纲目》全书十八卷，记事涵盖高孝两朝；《两朝纲目备要》全书十六卷，囊括光宁两朝史事。近人的研究指出，《中兴纲目》当系南宋兴化军莆田县（福建莆田）人陈均所作 （［美］蔡涵墨（CharlesHartman）《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教学著作中的出版与政治》，《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25—327页。） ，《两朝纲目备要》则可能出自真德秀门人之手 （梁太济《〈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李心传史学地位的侧面观察》，第168页。） 。经比对可知，《中兴纲目》和《两朝纲目备要》是《中兴通鉴》记载的主要来源和叙事骨架。《中兴通鉴》几乎完全因循两书的记述脉络而少有调整，其内容基本是照抄、节录《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二书的纲、目而成，编纂者虽然也会重新组织史文，但其手法主要是缩写和概括，既无高明笔法、也未补充新的信息，有时甚至还会给读者带来困扰 （《中兴通鉴》所记载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开禧北伐、吴曦投金、韩侂胄之死、金蒙战争），往往将相关事件整合起来进行叙述，并不遵循《两朝纲目备要》原本的叙事顺序。典例为卷十三开禧二年的记载。） 。

2.《中兴大事记》

《中兴大事记》为南宋人吕中所作，晚宋以降始流行于世，其所记内容同样涵盖了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有研究者认为《中兴通鉴》高宗朝部分所引《中兴大事记》系抄自《要录》，孝宗朝以后的“吕中曰”则直接采自《中兴大事记》 （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37页。） ，这一说法值得斟酌。首先，设若《中兴通鉴》的编纂者能够看到《中兴大事记》，他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地从《要录》中转引吕中的史评？这显然不合常理。其次，如果“转引”之说成立，那么《中兴通鉴》高宗朝所引的《大事记讲义》也必然全数见于《要录》。但笔者比对后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请看下表：

①因《中兴通鉴》高宗朝纪事引《中兴大事记》的内容均在建炎三年正月以前，故选取“建炎三年”作为断限。

据上表可知，《中兴通鉴》《要录》所引吕中史评虽多有重合，但各自都有不见于彼的独特内容，这表明二者间并不存在线性传抄关系。与之相对的是，《中兴通鉴》所引吕中史评全数见于台北“国图”所藏二十七卷本《中兴大事记》 （关于《中兴大事记》现存版本的情况，可参看张其凡、白晓霞《南宋史籍〈中兴大事记讲义〉的发现及其价值》，《文献》2013年第3期，第141—148页。） ，二者的文字面貌也高度近似。更重要的是，《中兴通鉴》并非仅仅引用了《中兴大事记》的史评，而是还抄取了后者的十二处正文。由以上证据可以断定，《中兴通鉴》所用的“中兴大事记”并非转引自《要录》，而是与现存二十七卷本《中兴大事记》密切相关。

3.《建炎复辟记》

《建炎复辟记》（下文简称《复辟记》）是一部南宋文献，记苗傅、刘正彦兵变之事甚详。《中兴通鉴》抄自《复辟记》的数千字记载之中，有一些不见于《要录》等书的独特内容。如“上迁睿圣宫，百官朝谒于宫庭。召吕颐浩赴行在”，又如“以张浚为礼部尚书。命张俊以命属后，取便道之凤翔”“吕颐浩上疏太后，私请睿圣皇帝亟复大位”“张浚不受尚书之命，俊亦不肯分 兵与浚。御史中丞郑殻正言乞留吕颐浩知江陵，言不当分张俊兵”等等。根据这些关键的文本细节，我们可以判断《复辟记》确为《中兴通鉴》编纂者所凭借的史源。

或许由于《中兴纲目》中关于苗刘兵变的记载较少且头绪混乱，《中兴通鉴》的编纂者遂选择大段抄撮《复辟记》的记载，并附丽少许《中兴纲目》的内容作为补充。《中兴通鉴》取用《复辟记》时虽大量删削文字，但基本保留了其原本的关键信息和叙事结构。

4.《鹤林玉露》与《十八史略》

《鹤林玉露》，南宋罗大经撰，共十八卷，杂载南宋逸事。《十八史略》则是元初士人曾先之编纂的普及性通史读物，全书共三卷，纪上古三代至南宋覆亡间事。之所以将这两部性质并不相同的史书合为一项，是由于《中兴通鉴》使用两书的方法颇为相似，即不是大篇幅、整体性地抄撮原文，而是插花式地掺入各卷之中。

经过比对发现，《中兴通鉴》有七处记载取自《鹤林玉露》。一方面，《中兴通鉴》在取用《鹤林玉露》时删减了大量细节性描述，同时调整了部分文字顺序，最典型者为卷十五“金人陷黄州”条；另一方面，《中兴通鉴》与《鹤林玉露》的文字面貌高度近似，前者所记信息并无逸出后者之处。故可以判定后者即《中兴通鉴》此条的史源。

其次是《中兴通鉴》引述《十八史略》的情况 （乔治忠认为，《十八史略》所载宋代史事“宋代史事取材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第81页）但据笔者翻检，《十八史略》涉及宋金历史的部分中有不少不见于《中兴通鉴》的内容（如高宗即位前事、五国城地望、孝宗降生传说、陆九渊朱熹之争、葛邲任右相等等），因此“《十八史略》取材于《中兴通鉴》”的观点难以成立。） 。《中兴通鉴》中有三处与《十八史略》雷同的记载，这些记载不见于其他传世文献，且两书文字面貌及关键细节高度相似，故可以确定这三条记载当源自《十八史略》。

综合以上论述来看，《中兴通鉴》录自《鹤林玉露》《十八史略》的内容均具有一定的独特价值。此外，《中兴通鉴》抄自这两书的内容有时甚至无法独立成条（如卷九“以陈俊卿虞允文为左右仆射”条），只是附于《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等主干史源文献之后，用于补充一些具体细节，这说明《中兴通鉴》的编纂者应是有意识地使用《鹤林玉露》等书来丰富内容。

5.建阳书坊的文献利用条件

经过文本比勘，我们基本在文字层面廓清了《中兴通鉴》的取材情况，至于建阳书坊究竟是否具备接触这些文献的现实条件尚有待落实，这里试作论证。

上文所举六部史源文献之中，《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尚有宋刻本流传至今，《十八史略》则有多种元刊本存世。其中宋本《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以及《十八史略》均具有明显的建阳坊刻特征 （现存《十八史略》的元刊本主要有三种。其中年代最早的当是东京大学南葵文库藏勤德书堂刊本，该本中的《历代甲子纪年》已经出现了“辛酉改至治”字样，可知其应刊刻于至治元年（1321）前后。其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刊本（典藏号：LSB/8284），该本较勤德书堂本多出注音、注释内容，且其《历代甲子纪年》也有所扩充，出现了“辛巳改元至正，凡二十七年”字样，知此本刊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后，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元刊本《十八史略》（编号：000007523868）之行款、字体、内容均与北大藏元刊本高度相似，二者当属同一版本。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由“四明（浙江宁波）郡庠”重刊的《十八史略》（善本书号：CBM1353）。） ，可知三书均曾在建阳地区刊刻和流通，《中兴通鉴》的编纂者要想看到这三部文献应无太大难度。

除此之外，《鹤林玉露》与《中兴大事记》两书虽无宋元刊本存世，但我们可以从元代文献对两书的征引观察其流传情况。《鹤林玉露》曾被《新增说文韵府群玉》《南村辍耕录》《静斋至正直记》等元代文献多次引用。《韵府群玉》的编纂者阴时夫、阴中夫长年隐居江西，其书亦多次在建阳刊刻 （郭星宏《〈韵府群玉〉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5—12页。） ，陶宗仪在编写《辍耕录》前主要活跃于江浙地区 （高建国《〈南村辍耕录〉史源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15页。） ，撰写《至正直记》的孔克齐世居溧阳，后迁居四明躲避战乱 （郭军《〈静斋至正直记〉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5—8页。） ，这些作者引用《鹤林玉露》的情况表明是书在元代江南地区的流传颇为广泛。而现存《中兴大事记》诸版本虽然最早只能追溯到明代，但从同样由元代建阳书坊刊刻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大量征引“吕中曰”和“大事记”的情况来看，《中兴大事记》在元初的建阳地区已有流传。

最后是《建炎复辟记》的情况。《建炎复辟记》虽然已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但是书现存版本均形成于明代以后，其在宋元时期的刊刻、流传之迹难以确考。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有一点不成熟的猜想。郑明宝已经指出，《建炎复辟记》详细记载了时任御史中丞的郑瑴在苗刘兵变期间的事迹，并“对他在高宗复辟中的作用褒称有加” （郑明宝《〈建炎复辟记〉点校说明》，《建炎复辟记》，《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 。魏了翁所作《跋郑忠穆公家问〈遗事〉》中曾明确提到“叙南守郑君继道以其大父忠穆公手泽及《遗事》一编《建炎复辟记》属了翁识其末”。可见《建炎复辟记》的作者很有可能是郑瑴或其后人，而非以往学界所认为的“韩世忠门客” （这一想法并非我原创，而是受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权同学与邱靖嘉老师的讨论,以上引自《鹤山全集》的材料，亦蒙李权同学赐示。） 。据《宋史》记载，郑瑴的籍贯是“建州（即建宁府）”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郑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21页。） ，而建阳正是建宁府辖县，因此这部书完全有可能在建阳地区流传。

6.难以确定来源的记载

除去上文举出的六种史料之外，《中兴通鉴》中还有极少数来源不明的记载，这里一并举出。

《中兴通鉴》卷二之“泗州王绹率同列为执政言”条及“崇安富民获苗傅就世忠”条，其所记之事见诸《要录》《两朝圣政》，但文字却与两书大不相同，其出处尚无定论。《中兴通鉴》卷四有关郦琼杀害吕祉的记载颇为独特。《中兴纲目》《要录》《两朝圣政》《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历》及《皇宋中兴系年要录节要》等书虽记郦琼逼杀吕祉之事，但细节均不如《中兴通鉴》详赡，如上述诸书均不载吕祉怒斥叛军的“我不比你几个负国贼，我不去”“你军中岂无一个英雄？刘豫逆臣，不要随郦琼去，从逆不是好事”之语。由此可见，它们绝非《中兴通鉴》这处记载的史源。南宋李幼武所撰《四朝名臣言行别录》对吕祉遇害之事的记载虽与《中兴通鉴》相似度较高，但《中兴通鉴》所记上述发言均是颇为浅近的口语， 这和《名臣言行别录》大不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吕祉亦是“建州建阳人”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吕祉传》，第11509页。） ，结合上文的分析，建阳书坊完全有可能接触到与其生平有关的原始材料。然而《中兴通鉴》与《名臣言行别录》记载相合者仅此一条，我们目前尚不能断言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线性关系。

卷四所载“刘颔平綦毋谨之乱”一事不见于同时代传世文献记载，但亦不似出于编造，有可能是源于一部早已散佚且流传不广的文献。

《中兴通鉴》卷十、卷十四中关于陈亮上万言书与宋宁宗奖谕彭龟年的记载不见于《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及《中兴大事记》这三部主干文献。经笔者考察，这两则记载的远源分别可以追溯到陈亮所作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收入《龙川文集》）和楼钥为彭龟年撰写的《神道碑》（收入《攻媿集》）。不过，《中兴通鉴》中并没有发现其他出自《攻媿集》和《龙川文集》的记载，以常理度之，编纂者为了抄取个别记载而特地去翻检整部文集的可能性很低。推测《中兴通鉴》编纂者接触这两则史料的渠道已不可确考，推测是某种在民间流传的集部文献。

此外，《中兴通鉴》末条史评的内容散见于《历代通略》《钱塘遗事》与《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其间具体关系暂无法确定。

综上所述，《中兴通鉴》主干史源为《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中兴大事记》《建炎复辟记》四书，又杂采《鹤林玉露》《十八史略》等书以丰富文本细节，所资取者均是在元代民间广为流传、可以为建阳书坊所获取的文献，而没有任何“源出国史系统”的痕迹。

（二）《中兴通鉴》的文本错谬问题

除了杂抄民间文献之外，《中兴通鉴》的内容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错谬与失误。具体而言，这些错误可归纳为以下七个类别。限于篇幅，每类错误仅举一例示意。

1.一事重出

《中兴通鉴》中最能够体现编纂者真实水准的失误，无疑是对同一史事的重复记载。如卷七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载孝宗诏书曰“敌人来索故礼，从之则不忍屈辱，不从则边患未已。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纳之则东南力不能给，否则绝向化之心。宰执、侍从、台谏各宜指陈定论以闻。”而卷八则称一年后的隆兴元年（1163）七月，“……上乃下诏，略曰：‘敌人来索故疆，从之则不忍屈辱，不从则边患未已。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纳之则东南力不能给，否则绝向化之心。宰执、侍从、台谏各宜指陈定论以闻。’……”这两条记载虽详略有别，但其所录宋孝宗诏书的内容却惊人一致。按古代帝王所下诏书均有专人负责起草，不可能出现内容一致的情况，更何况这两封诏书还颁布于同一位皇帝当政期间。据笔者考察，这一现象的成因是两则记载来自不同的文献，而两部文献所记载的颁诏时间并不一致，《中兴纲目》卷十三将此诏系于绍兴三十二年，《中兴大事记》卷十九则系之于隆兴元年。编纂者“忠实地”按照两书各自所记的时间将其抄入《中兴通鉴》，最终犯下了这一重大失误。

2.胡乱嫁接

《中兴通鉴》卷一载有一份“宋高宗即位大赦诏”，此诏当抄自《中兴大事记》，其全文亦见于《会编》。但不论是收录全篇的《会编》还是节录此诏的《要录》《中兴大事记》均未提及其性质，独《中兴通鉴》视其为“大赦、改元”之诏。关于《中兴通鉴》的说法究竟正确与否，我们可以从诸书所记的时间上来判断。《要录》《会编》《中兴纪事本末》及《中兴纲目》等书均记高宗即位、改元、大赦在是年五月朔庚寅日。而关于这封诏书的颁布日期，《要录》《中兴大事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记载为五月十日己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4—145页。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9—460页。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四，《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32册，叶6b。） ，《会编》则记为五月二日辛卯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明钞本，叶5a。） ，均不系于大赦当日，则此诏非高宗登基大赦之诏甚明。因此，《中兴通鉴》的这条记载应是编纂者认为诏文中有除旧布新之气象，遂将其嫁接到五月一日大赦、改元之时。这类错误不仅暴露出了编纂者对南宋历史的生疏，更表明其编纂史书的态度之轻率。

3.删节过甚

上文已经提到，缩写和节录史源文献是编纂《中兴通鉴》所用的主要手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兴通鉴》编纂者在删削史料的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次生灾害”，如《中兴通鉴》卷十二载庆元元年（1195）十一月“戊戌，加上帝后尊号。寿圣隆慈备福太皇太后尊号加‘惠慈’二字”。然检《两朝纲目备要》，寿圣隆慈备福太皇太后（高宗吴皇后）尊号所加当为“光佑”二字，加“惠慈”二字者实为寿成皇太后（孝宗谢皇后），这可以得到楼钥、周必大著述的印证，真实性毋庸置疑。但编纂者却直接将“惠慈”尊号置于高宗吴皇后名下，其误大矣。

需要指出的是，《中兴通鉴》之中这类因删节过甚所导致的离奇错误数量颇多。而在这些删节过当现象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兴通鉴》编纂者并不理解他所面对的史料，更不太熟悉历史撰述的基本原则。

4.时序颠倒

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中兴通鉴》的记载却往往存在着时间紊乱的毛病。据笔者观察，该书记载的时序颠倒现象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条目之间的时间混乱。如其将“薛安靖以海州来归”系于绍兴元年（1131）十月，但据《中兴纲目》及《会编》，此事实发生于该年十二月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九，叶13a。） 。因上一条记载的末句为“李惟德以岷州来归”，与“薛安靖以海州来归”属同类记载，笔者推测编纂者本欲将薛安靖来归一事并入上条，但却因抄撮失误而导致其单独成条，造成叙事顺序的错乱。

另一种是条目内部的时序颠倒。这些条目通常是编纂者采择某一事件或某一主题的相关材料汇集而成，譬如卷十三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欲恢复中原”条，便是融合九条相关记载而成，此条内部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年，但却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来叙述的。比如编纂者将其中 的“其后，侍郎李璧（壁）乞斩朱裕，枭首境上，人皆冤之”一句置于六月之前，但据《两朝纲目备要》与《朝野杂记》记载，李壁上疏请斩朱裕事在其年七月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徐规点校，第826页。） 。这也许是编纂者为了贯彻“载事有本末”的原则而特意编排的形式 （见于陈氏余庆堂本《中兴通鉴》书前牌记。） ，但这样的记载很容易误导读者，从史书编写和史料价值的角度上来看，无疑弊大于利。

5.记载错位

《中兴通鉴》卷十一有记载云“礼部侍郎上率群臣朝泰安宫”，文意难解。核查其史源《两朝纲目备要》后，我们发现该条原作“上率群臣朝泰安宫”，而紧随其后的下一条内容为“礼部侍郎许及之等请祧宣祖庙……”。可知《中兴通鉴》该条中的“礼部侍郎”四字系自下文窜入。

6.分条混乱

《中兴通鉴》全书均采用“○”符号分隔所记史事，这是其体例的显著特征。一般来说，每项独立的事件前均应以“○”区隔、单独成条，但作者在编纂实践中并未严格遵循这一标准。《中兴通鉴》卷六载：“令监司察汰县令。秋七月，复利州铁钱监。”在其史源《中兴纲目》中，这条记事原被分为两条。观其内容可知，此条所记两事彼此独立，并无联系，不知《中兴通鉴》的编纂者为何将其合为一条。

7.错字别字

《中兴通鉴》全书错别字极多，其中多数是比较明显、无碍于理解史事的错误。如卷一载宗泽“与客对率”，此“率”颇不可解，参校其他文献可知其当为“弈”之误。此外如误“擊（击）贼”为“繋（系）贼”，误“禁妄议和好”为“诏妄议和好”，误“除授”为“陈校”等等。此外，《中兴通鉴》中还有一些相对隐秘的错别字，如该书卷一记载金人攻克中山府后杀害了守臣“康伯”，宋廷后来还追赠他“忠节”的谥号。但查阅《要录》等史籍记载可知，在中山府被金人杀害的并非“陈康伯”而是“陈亨伯”，他的谥号也并非“忠节”，而是“愍节”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第66页。另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辛更儒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此种谬误主要存在于人名、地名之中，很容易误导读者对史实的认识，《中兴通鉴》中类似的失误为数不少，其典例如误李彦仙为王彦先（卷三）、误新安郡王为普安郡王（卷八）等。

这些错字当然未必全数出于《中兴通鉴》作者，还可能源于书坊刻工在雕印书版时的疏忽，或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但不论如何，此类现象都表明《中兴通鉴》这部书的编校品质较差，至少我们很难看出陈氏余庆堂本《中兴通鉴》书首牌记中所谓“三复校正”的痕迹。

本节集中讨论《中兴通鉴》的史料来源与存在问题，并得出了两点基本结论。第一是确定了编写《中兴通鉴》所用的史料主要来自《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等六部流传于民间的私家史著。第二是通过考订《中兴通鉴》的内容，发现其存在一事重出、胡乱嫁接、删节过甚、时序颠倒、记载错位、分条混乱、错字别字等七大问题。而在笔者看来，这两点结论可以帮助我们侧写出《中兴通鉴》作者的基本形象：首先，《中兴通鉴》的编纂没有使用任何南宋官方档案文献如国史、实录、圣政的迹象，这表明《中兴通鉴》的编纂者其实根本无法接触到南宋的官方文献。其次，《中兴通鉴》编者无法娴熟运用节录、杂抄、拼合等史料处理手段，制造了不少新的史实错误，这足可看出其学识不甚优秀。

通过上文对《中兴通鉴》史源和内容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兴通鉴》的作者具有“无法接触南宋官方文献”及“学识有限”两个显著特点。但元刊本《中兴通鉴》书首题写的作者信息却赫然写作“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刘时举”，这与我们对《中兴通鉴》的观感截然不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一）刘时举撰作说质疑

如前所述，因《宋史·史嵩之传》中载有“京学生刘时举”事迹，明清以降的学者遂未曾怀疑过元刻本《中兴通鉴》卷首所题“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刘时举”就是该书的作者，只是对刘时举撰成《中兴通鉴》的具体年代存在不同认识 （梁太济、王瑞来、雷震、燕永成等学者均认为《中兴通鉴》成书于宋亡以前（梁太济《〈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李心传史学地位的侧面观察》，第160页；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第12页；雷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初探——以国图藏本为线索》，第94页；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第21页）。曾震宇、李裕民则判断《中兴通鉴》成于元代。参见曾震宇《〈大金国志〉研究》，第302页；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54页。） 。但经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其书首所题作者名衔非常值得怀疑，理由有二。

其一，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项理由，就是我们并未在《中兴通鉴》的内容中领略到一位宋朝国史院史官应有的才学与见识。比如其误植孝宗谢皇后尊号于高宗吴皇后名下，又于一年中重复记载孝宗行明堂之礼，这显然不是谙熟宋代典制和掌故之史官所能为。此外，《中兴通鉴》的编纂者选择大量资取《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中兴大事记》等流传于民间的私家史著，却没有使用任何南宋官方档案资料，同样使人疑心作者的史官身份。

《中兴通鉴》的作者不仅缺乏作为一位史官的基本素养，他在书中的一些表述令人怀疑他根本不是宋人。除称铁木真为“成吉思皇帝”之外，还有称金军为“王师” （《中兴通鉴》卷十三载开禧二年（1206）十二月“庚戌，陷成州，守臣辛槱之遁。王师攻城不下，明年三月，始解围去”。） 、将宋人自称的“朝廷”改为他称的“宋朝”等。另外，《中兴通鉴》还将《中兴纲目》《两朝纲目备要》等书中的“金虏”“虏”改为“金国”“金人”，将“鞑靼”“鞑兵”改为“鞑靼国”“鞑靼国兵”。虽然这些改动不很彻底，但已经足可证明编纂者有意识地做过这类工作。如若该书作者果真为宋人，他绝无任何必要去大费周章地改动这些对异族政权的蔑称。

其二，《中兴通鉴》与前人已经考订为伪托之作的《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宋通鉴》之间存在诸多关键的共性，值得我们注意。这些共性除去前文所提到的编纂方法、版本系统和部分形式上的要素之外，尚有以下两端可以补充。

（1）《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宋通鉴》三书均托名南宋官员所作，但它们都没有使用过任何宋代官方文献资料的痕迹。《契丹国志》自称其作者为“秘书丞叶隆礼”，其书首所附《经进〈契丹国志〉表》自述其书系“采摭遗闻，删繁剔冗”而成 （（题）叶隆礼《经进〈契丹国志〉表》，《契丹国志》，《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叶1b。） 。《大金国志》则称其作者系“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宇文懋昭”，其人“窃禄金朝”“粗知载记之详”，书首《经进〈大金国志〉表》亦概括其编纂工作为“爰辑遗闻”“裒集成编” （（题）宇文懋昭《经进〈大金国志〉表》，《大金国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两《国志》所据“遗闻”指涉何书暂不可知，不过据前人研究，《契丹国志》实为杂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下文简称《皇朝编年备要》）《亡辽录》《松漠纪闻》等通行于世的史书而成，几乎没有参考过宋代国史、会要中保存的契丹史料 （高宇《〈契丹国志〉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3—68页。苗润博，《〈辽史〉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8—59、171—201页。） 。《大金国志》则抄取了《皇朝编年备要》《松漠纪闻》《金虏节要》《中兴纲目》《契丹国志》《汝南遗事》《南迁录》等书 （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第335—348页。曾震宇《〈大金国志〉研究》，第234—314页。） ，这些文献同样无一具备官方背景，其中更有《南迁录》之类的伪书。

与《中兴通鉴》合刊的《续宋通鉴》号称为李焘所作，然夷考其史源，却以《长编》《皇朝编年备要》《皇朝大事记讲义》为主。从人物生平上看，去世于孝宗朝的李焘绝不可能看到理宗朝才问世的《皇朝编年备要》。更何况李焘于史学用力甚深，其所著《长编》史料翔实、考订精审，反观《续宋通鉴》则不过是取材单一、机械拼凑之作。以上三书托名南宋官员却全然不取官方文献、谎称拥有独门材料却杂抄流行史著的做法，与《中兴通鉴》若合符节。

（2）《大金国志》《契丹国志》《续宋通鉴》三书中，也存在着大量与作者身份不符的错谬。刘浦江在研究《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时，为其挑出了多达十个方面的错误，并据此揭示“本书四十卷全都出自一个文化素养较低并且草率从事的作者之手” （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第337—345页。） 。此后刘氏研究《契丹国志》亦指出其书中存在五大错误，认为“此书作者所具有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准，与进士出身并曾担任过国子监簿的叶隆礼是完全不相称的” （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第326—331页。） 。《续宋通鉴》的记载同样存在不少问题，燕永成即指出《续宋通鉴》有将《皇朝编年备要》中宋人自称的“朝廷”改为“宋朝”之举 （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第22页。） 。此外，《续宋通鉴》的体例编排也极为混乱，如《续宋通鉴》在建隆二年（961）记载了郭进“迁本州防御使充西山巡检”之事，但考诸《长编》及《皇朝编年备要》可知郭进的这次迁转实发生于建隆元年（960）。不仅如此，《续宋通鉴》于下文先后记郭进“招来山后诸州民三百余口”及激励军校立功两事，然查《长编》可知后者在乾德元年（963），前者更已晚至开宝九年（976）。由此可见《续宋通鉴》在缀连与排布史事方面的随意。

《契丹国志》等书这些性质相类的错谬背后，蕴藏着其编纂水准相近的事实。正如刘浦江所指出的：“他（《大金国志》作者）所具备的，只有机械抄书的能力。” （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第344页。） 结合前人研究与上文举出的种种例证可知，这一评语也完全适用于《契丹国志》《续宋通鉴》及《中兴通鉴》等书的作者。但由于《中兴通鉴》据以抄撮的文献长期以来流传不广（主要是《中兴纲目》） （可参看雷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初探——以国图藏本为线索》。） ，且其内容颠倒错谬之情状远不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严重，故学界长期以来均未对该书背后存在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遑论疑心其作者的真伪。

通过上文对《中兴通鉴》《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宋通鉴》四书的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史料来源、编纂手法、编校水平方面均存在高度相似性，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四部史书的性质一致。更重要的是，前人已揭橥了《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续宋通鉴》均属于内容相对可靠、作者与书名出于捏造的情况，那么，与上述诸书存在众多关键共同点的《中兴通鉴》所题写的作者姓名自然无法视作不可动摇的证据。

以上所作的这些论述表明，《中兴通鉴》在取材、内容质量上的特征与其自称作者为宋代史官的说法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中兴通鉴》与《契丹国志》等书之间的联系表明其书首自题的作者身份难以信据。那么我们便可以推定，其书首所题写的“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刘时举”绝非该书真正的作者，这部长期以来被视为南宋史著的《中兴通鉴》实为假托宋代史官之名的拼凑之作。

（二）从《中兴通鉴》中的独特记载看作者身份

既然《中兴通鉴》不是“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刘时举”所作，那么它真正的作者应该是谁？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可以再推进的余地，但当我们将目光重新聚焦在《中兴通鉴》的文本本身，会发现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具价值的线索：那些得不到任何同时代文献佐证的记载。这类记载无疑能够反映作者的知识背景，进而帮助我们追索其身份。据笔者梳理，此类记载共有以下三项。

其一是卷四绍兴七年（1137）记载“綦毋谨和南（尚）啸聚于三水镇，有船四十，屠三水镇，焚海安等盐场。刘颌时为广州参议官，帅所部兵捕之，遂杀綦毋谨和尚，捕逐余党，海道遂清。以颌知郴州。”据笔者考察，本书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刘颌（或作刘颔 （陈郁《藏一话腴》乙集卷下，《适园丛书》本，叶6b。） ）平綦毋谨之乱”一事的史籍。而这一事件不见于其他任何宋元文献，直到明代中期始见记录。《（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八《人物门·高行》记刘颌为“建阳人，与韐同祖。绍兴间，广州盗綦母谨和尚陷三水镇，颌时为广州参谋，帅兵剿捕。后为淮东提刑，金主亮趋淮东，颌死之。” （谢纯《（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叶79a。） 明人何乔远撰《闽书》则云刘颌“字子诚，与韐同祖。……绍兴间为广州参谋，盗綦母谨和尚陷三水镇，帅兵剿捕。后为淮东提刑，金主亮趋淮东，力战死之， 谥忠简。弟崇之。” （何乔远《闽书》卷九十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2页。） 尽管《（嘉靖）建宁府志》和《闽书》与本书所记刘颌任官、平乱的关键信息完全吻合，但两书也都载有一些不见于《中兴通鉴》的细节（如表字、籍贯、卒年、谥号、亲属等）。因此可以判断这三部文献不太可能存在线性传抄关系，而应属同源异流文献。综上所述，《中兴通鉴》所记刘颌平綦毋谨之乱事，应别有独立史源，而这一史源在元代流传不广，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接触到。

其二是卷十四嘉定四年（1211）载“刘爚轮对，乞开伪学禁”。此事仅见于真德秀所撰《刘文简公神道碑》，但《神道碑》记载此事时没有明确系年。由于《中兴通鉴》别无使用《神道碑》的痕迹，若说此处系编纂者直接取材于《神道碑》并为之随意编造了一个年份，难以令人信服，是故笔者判断这条记载应有其他的来源。

其三是有关刘崇之的一系列记载。卷十三记开禧二年（1206）雅州蛮寇边，“提刑刘崇之檄宣抚司，调兵自行讨之”。而其史源《两朝纲目备要》及更加原始的《朝野杂记》却都称“提刑刘崇之智夫乃自行，贼势转炽”。从“贼势转炽”的结果来看，恐怕刘崇之的“自行”并不是“调兵自行讨之”，而是近乎自行逃跑。《中兴通鉴》的这处改写无疑美化了刘崇之在应对雅州蛮进犯时的表现。同卷又记开禧二年三月，南宋朝廷下令将四川转运司划归四川宣抚司节制，时任总领的刘崇之“上章抗论辞职”，这一说法得不到任何文献佐证，极有可能也是编纂者自行增入的。

此外，卷十三的“提刑督捕司佥厅任处厚时在碉门寨，以状白提刑督捕司，欲焚其巢。提刑除总领，遂还”这条记载实际上也与刘崇之有关。《两朝纲目备要》《朝野杂记》都直接点出这位“提刑”就是刘崇之，但《中兴通鉴》的编纂者却有意删去了刘崇之的名字。刘崇之一由提刑升任总领，便放弃了攻打雅州蛮、肃清乱局的机会，此举有不负责任之嫌，作者选择隐去刘崇之的名字，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刘崇之回护的效果。最后，同卷还记录了刘崇之因“不受伪命”而遭到吴曦驱逐之事，不过《两朝纲目备要》《朝野杂记》等书都没有提到刘崇之有“不受伪命”之举，可见这恐怕也是《中兴通鉴》编纂者擅自添加的内容。《中兴通鉴》编纂者所做的以上四项改动均无文献可征，刘崇之的形象在经过改写后也趋于正面。

以上三种记载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它们所记叙的主人公都姓刘，而《中兴通鉴》托名的作者以及《续宋通鉴》的校订者也都姓刘。不仅如此，刘颌、刘爚、刘崇之的籍贯均为建阳 （《（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八：“刘颌，建阳人，与韐同祖。”（叶79a）《宋史》卷四百一《刘爚传》：“刘爚字晦伯，建阳人。”（第12170页）《八闽通志》卷六十四：“刘崇之字智父，建阳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7页）） ，而建阳正是《续宋通鉴》和《中兴通鉴》的刊刻地。由此可见，本书的实际作者应与建阳地区的刘氏家族关系密切。而存世的《麻沙刘氏族谱》便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关键证据。

图一　麻沙刘氏世系简图

（三）《中兴通鉴》作者探析

1.《中兴通鉴》托名刘时举之原因

现存最早的《麻沙刘氏族谱》系由刘氏后人于光绪六年（1880）组织修撰而成，又于1914年重修，这次重修所做的工作以增订后代传人为主，并没有改动其早期的家族传承谱系 （这两部族谱都收录在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运营的族谱数据库网站FamilySearch（https://www.familysearch.org）中。关于族谱的可靠性和可用性，许多学者已经有过反思和探讨。宋怡明（MichaelA.Szonyl）在《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中的尝试表明，家谱中记载的种种故事是我们在研读和使用时最需要小心的内容，而族谱中记载的世系次序则是相对可靠的。就《麻沙刘氏族谱》而言，其中所谓刘氏家族入闽前的“京兆刘氏族谱”当出追述，而其记载的入闽后世次，尤其是家族中著名成员的信息，基本都能得到史料印证，其价值值得肯定。） 。方彦寿和贾晋珠（LucilleChia）在研究宋元时期的建阳出版业时都曾使用过这部族谱。据该谱记载，麻沙刘氏由东族、西族南派和西族北派三个分支组成，其中西族北派之下又分为元、亨、利、贞四房。笔者在查阅该谱后发现，上文中提到的刘颌、刘爚、刘崇之、刘时举以及《续宋通鉴》的校订者刘深源等人均是麻沙刘氏家族的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图一所示。考虑到《中兴通鉴》的作者能够接触到刘颌、刘爚等人的部分生平资料，且愿意美化、回护刘崇之，说明这位作者的身份极有可能就是刘氏族人。而在上述诸人之中，与《中兴通鉴》作者同名的刘时举首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