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展重读《白鲸》| 流放者归来：麦尔维尔、奴隶制与主体性的起源

文 | 梁展

1850年2月，赫尔曼·麦尔维尔结束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科隆和科布伦茨的旅行乘海轮返回了美国。在大西洋彼岸逗留期间，他拜访了伦敦的文学出版商、英语作家和戏剧家，搜集了不少有关欧美商船远赴南太平洋地区捕鲸的书籍。麦尔维尔刚刚回到纽约家中，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欧洲同行们给他带来的文学灵感，结合自己作为普通的水手先后随三艘分别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商船前往南太平洋捕鲸的三年零九个月（1841-1844）的冒险经历 ¹ ，还有他阅读的大量航行日志以及水手们的传奇故事，撰写一部别出心裁的捕鲸小说。此前，作家已经发表了《泰比》（1846）、《欧穆》（1847）等五部自传体或半自传体作品，这些作品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促使麦尔维尔打算在接下来的写作中继续深化同一题材，这部尚在麦尔维尔头脑中孕育的小说就是一年半后面世的《白鲸》（1851）。

捕鲸者在远离西方世界的南太平洋上的冒险经历强烈吸引着欧美的阅读公众。 然而，麦尔维尔并不满足于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在《白鲸》中，作家尝试在关乎生死存亡的严峻环境中考察人性的善恶，在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中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借助捕鲸这一特殊产业透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模式，以及基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西方民主造成的种种不公不义现象。 很久以来，鲸肉不仅是西方人餐桌上的美食，而且在人类未发现石油之前，从鲸脂中提取的鲸油被广泛应用于肥皂、皮革和化妆品的制造。用鲸油制作的鲸腊在当时还是人们除了煤油之外经常使用的照明材料。因此，捕鲸业的发展对19世纪的西方工业革命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不断驱使大量的欧美商船不惜冒生命危险往来于两洋之间。在183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捕鲸国家，位于东海岸马萨诸塞州的楠塔基特岛和新贝德福德先后成为著名的捕鲸业基地。然而，由于受到来自英国的激烈竞争和关税壁垒的影响，从这两个港口起锚的捕鲸船纷纷转而以南太平洋地区为目的地。据统计，1846年,在世界各国拥有的900艘商业捕鲸船中就有735艘之多是从美国出发的。 ² 在《白鲸》中，麦尔维尔借小说人物的腔调不无自豪地说，“如今，我们美国捕鲸人的总数比来自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的契约捕鲸者加起来都要多”。 ³ 以美国捕鲸业臻于高峰的1844年为例，在与纺织业和制鞋业的竞争中，捕鲸业成功地吸引了总计一亿两千万美元的资本，鲸鱼产品贸易也一举成为美国国内仅此于肉类和橡胶业的第三大产业。

Melville Herman, Moby-Dick: or The Whale ,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1

Herman Melville 赫尔曼·麦尔维尔

麦尔维尔在纽约一个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商人家庭中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然而父亲的早逝使他一家陷入巨额债务中，接踵而至的财政恐慌（1837）在当时又造成了经济萧条和失业大潮。在这种情境之下，麦尔维尔不得不辍学，在短暂地干过银行职员和乡村教师之后，为生计所迫的麦尔维尔只好在1839年5月的最末一天，作为一名新的水手登上了驶往英国利物浦的圣·劳伦斯号商船，开始了其历时三年有余的海上漂泊生涯。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与广阔的海洋相遇，让仿佛被上帝遗弃的麦尔维尔体验到一种“形而上学的纠缠”，并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社会观点：麦尔维尔虽然属于美国的士绅阶级，却同情于自己置身其中的“被遗弃的公众”，而与波利尼西亚原始文化的接触也赋予了他从外部世界思考西方的视角。 ⁴

《白鲸》的写作分别是在纽约和位于纽约郊外的埃若海德庄园展开的，此时的麦尔维尔永远告别了海外云游的岁月，与家人和朋友们团聚在一起，享受起了恬淡而舒适的生活。沉浸在愉悦中的麦尔维尔仅在一年半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部接近700页篇幅的作品。在忙于写作的间隙，他在寄给朋友和英国出版商的书信中一再重申，付之笔端的作品将会是一部“捕鲸记”，“一部取材于某些有关在南太平洋地区捕捞抹香鲸的、野性十足的传说，并参考作者本人历时两年或者更久的、作为一名投叉手的个人经验而创作的冒险故事”。 ⁵ 然而，1851年10月出版的《白鲸》却远远超出了麦尔维尔的写作计划。最后成型的作品不仅突破了历险记通常采用的叙述框架，而且融会了有关鲸鱼的生物分类学知识、制作鲸油的工业化过程、捕鲸业国际竞争的历史和现状、围绕捕鲸业形成的工业资本运行逻辑、捕鲸者的种族和阶级构成，小说的字里行间夹杂着叙述者对人性的善恶、贪欲、民主精神和奴隶制度的种种思索。这部熔科学、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于一炉的史诗杰作，其笔法犹如卢梭的“漫步者的遐思”一样，读者的心情也随着叙述者时而舒缓时而急迫的语调跌宕起伏。

从1850年2月起笔到8月为止，麦尔维尔用了六、七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白鲸》的初稿，时值冬日来临，埃若海德庄园白雪皑皑的美景令他的头脑里迸现出许多超出小说情节之外的形而上学的想法。在小说修改过程中，他欲从形而上学角度解释初稿中呈现的情节和人物。 ⁶ 这一明显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设想最初来自麦尔维尔1849年10月在驶往英伦的客船中与语言学家阿德勒的数次交谈，阿德勒出生在德国莱比锡，当时在纽约任教。多年后麦尔维尔回忆道，两人详细讨论了诸如命定论、自由意志、前知、绝对、《圣经》的神圣性、德意志形而上学观念的话题以及康德、斯维登堡、黑格尔、施莱格尔、歌德和席勒的思想。 ⁷ 推动麦尔维尔修改《白鲸》的另一思想灵感出自托马斯·卡莱尔的《论历史当中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行为》（1841）一书，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面临困境时表现出的顽强意志和坚韧的贵族气质的推崇，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尔维尔笔下的众多捕鲸者显然拥有类似的性格特征。然而，把《白鲸》从冒险故事改造为命运悲剧的直接动因则是麦尔维尔与霍桑两人在1850年秋天的频繁往来和交谈，以及霍桑的小说集《古宅青苔》给予前者的深刻影响。我们知道，《白鲸》情节的蓝本是从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出发的一艘捕鲸船于1820年11月20日在南太平洋航行中，由于遭到一头巨型抹香鲸的攻击而沉没的故事，流落荒岛的水手不得不蜕变成食人族以维持生存，即便如此，最终也仅有寥寥数人获救。 ⁸ 小说描述的裴廓德号沉船事件，被麦尔维尔以哲学方式解释为是因船长亚哈的复仇贪欲所致。在霍桑的启发之下，麦尔维尔把一起普通的海难改写成了一部表现人性黑暗面的悲剧哲理小说。

“Arrowhead”, Herman Melville's farm in Pittsfield, Massachusetts 麦尔维尔在马萨诸塞州的埃若海德庄园

“就叫我以实玛利吧”，叙述者以非常平实的语调拉揭开了《白鲸》故事的序幕。众所周知，在《圣经·创世纪》中，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在其起初不孕的妻子撒莱的安排下与埃及女仆夏甲所生的儿子，然而就在这个孩子出生不久，两个女人因此产生不睦。在妻子撒莱的劝说下，亚伯拉罕不得不违心地将爱子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夏甲放逐于荒漠中。与此同时，上帝的天使也预言了以实玛利将来的身份：“他将会成为一个野人；他的手将会攻击任何人，任何人的手也将会攻击他；他将在所有兄弟们中间游荡。” ⁹ 在《白鲸》虚构的情节中，自命为流放者的以实玛利厌倦了陆地上无聊的生活，渴望做一名水手在海上漂泊，借此摆脱精神上的“抑郁”。在鲸鱼客栈，以实玛利遇到了另一位应招者——来自南太平洋科科伏柯岛上的食人族王子魁魁格，在克服了最初的陌生和种族偏见后，两人渐渐成为了挚友；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叙述者让裴廓德号捕鲸船上的人物一一登场：大副斯塔勃克、二副斯德布、三副弗兰斯克及其手下的投叉手——波利尼西亚人魁魁格、纯种的“红人”即印第安人塔希特戈和“黑人蛮子”达果，这些人按照各自的出身、种族和阶级，仿佛像中世纪的“骑士和随从”一样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小社会，占据这个小社会权力顶峰的人便是亚哈船长：一位聪明、果敢、强悍、暴躁且拥有丰富航海经验的船长。以实玛利目睹了曾被白鲸掠去一条腿的亚哈船长如何出于强烈的复仇欲望，命令所有水手以追杀一头名叫莫蒂·迪克的白鲸为唯一的目标。在小说结尾，除以实玛利之外，包括亚哈船长在内的所有水手连同裴廓德号商船均被愤怒的白鲸绞杀和击沉。作为这场悲剧的唯一幸存者，以实玛利以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追述了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

《白鲸》插图，美国版画家 Rockwell Kent 作。

以实玛利既是小说设定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逐步丰满起来的人物角色；既是小说中描绘的所有事情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又是一位善于品评人物善恶和表达独特见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以实玛利的名字决定了全书的结构，廓清了某些带有浓重隐晦色彩的段落或词汇的意义和功效”。 ¹⁰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实玛利这个重要角色是麦尔维尔赋予小说《白鲸》的灵魂和意识。“你将呼叫他的名字以实玛利，因为上帝已经聆听了你的苦难” ¹¹ ，在以实玛利出生之前，上帝曾经如是昭告他的母亲夏甲。以实玛利本是上帝对亚伯拉罕长子的命名。《白鲸》著名的起首句显然表明他已经主动接受了上帝对他的命名，在小说的第十六章和第四十一章，叙述者再次确认了自己作为流放者以实玛利的身份 ¹² ，以实玛利由此变成了叙述者的自我命名。

从“（你）就叫我以实玛利吧”到“我，以实玛利”，叙述者在由“你”、“我”两个人称代词的转换构造出来的对话情境中确立了以实玛利作为一个主体的身份和位置。于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稳定的人格、主体和视角似乎在逐步生成：以实玛利拥有敏锐的感觉，对包括波利尼西亚岛民、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在内的他人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受过良好的教育、耽于沉思且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怀疑精神，在他的身上附着了作家麦尔维尔的影子。然而，假如我们细读《白鲸》文本，就会发现以实玛利的声音从作品的第三十六章即全书的三分之一处，也就是在亚哈船长登上尾甲板发表复仇誓言后就突然间消失了。在小说余下的三分之二篇章中，代替它出现的是船长亚哈及大副斯塔勃克等其他水手们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叙述，而之前那个藐视世俗、崇拜“异教”偶像、操控贵格派的船长，并且觉得食人族后裔魁魁格的道德修养胜过嘲笑他的基督徒们的文化相对论者，那个反对歧视黑人以及建立在奴隶制和种族偏见基础之上、以“美产木材”为象征的西方文明的反叛者以实玛利，陡然化身为亚哈船长和大副斯塔勃克，甚至化身为“可怜的小黑奴”皮普，这些人分别被安放在裴廓德号象征的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封建等级体系当中。其实，以实玛利并没有消失，“而是经历了一种心理和精神的解剖，他的自我像原子那样分裂为一个又一个方面”，而读者遇到的不再是一个被命名为以实玛利的固定人格，而是从以实玛利的自我处绽开的诸多不同的方面，“每一个方面均内在于他，尽管在小说的结尾处留下的并非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被遗弃者——以实玛利，如同是裴廓德号象征的‘美产木材’的毁灭所暗示的那样，他并非一个突然间出生在美国却又无家可归的人。” ¹³

以实玛利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漂泊的主体。 在《白鲸》情节展开的时间线上，以实玛利永远也无法找到自我，按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界定方式，作为一个主体，以实玛利的存在方式不同于物即自然物和动物的“自在”，而是人的有意识的“自为”的存在。在这位法国哲学家看来，自我意识并非像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一系古典哲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那里是单纯服务于认识的意识；相反，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或行为，自我意识首先渴望在未来某一刻“实现”自己的存在，然而当他的存在真正得到实现之际，主体就不再是同一个主体了。简言之，主体“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意思是说，主体无法像理性主义哲学主张的那样，在时间或历史中不断展开，直至他完全知晓和把握自身这个对象而成为“绝对知识”。在萨特看来，主体在时间中根本就无法与自身重合，从而获得一个稳定和同一的身份；反之，意识是与自我拉开距离的“空无”，它驱使主体“无化”从而不断超越自我：“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性结构，这意味着意识从来就指向并非自身所是的存在”，这个对意识之超越性的意识，或者说被意识到的意识被萨特称之为主体性。 ¹⁴ 与从属于主体、依靠主体被动的感觉来获取认识对象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主体性不同，萨特的主体性是脱离主体、不断超越主体之上的自由精神，反过来说，自我或者主体的意识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超越性场域” ¹⁵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的主体性是“没有主体的主体性”。 《白鲸》的故事以以实玛利在陆地上的游荡开始，以其孤身一人在海上漂泊为终，他正是这样一个漂泊的现代主体。以实玛利的自我叙述以及他化身为其他人物而展开的第一人称叙述使他摆脱了古典主体或自我的牢笼，向他人、历史和世界敞开，其自由的超越行为最终使他在面临困境时真正能够获得拯救。

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 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 Gallimard, 1972.1 萨特《存在与虚无》法文版封面。

萨特从尼采手中接过了对古典主体概念进行的解构工作，预见到了19世纪50、60年代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构主义思想实践揭示的后现代的主体样态。如雅克·德里达就将基于自我同一性的主体观念视为其解构思想实践的主要对象，在1980年代末与让-吕克·南希的一次对谈中，德里达曾经说：“我们称之为‘主体’的东西并非绝对的起源、纯粹的意志、自我的同一性或者意识的一种自我呈现，而是这种与自我的不相重合”。因此，在他看来，我们应当将主体定义为“有关自我的非同一性、有关作为出自他者的非衍生性的询唤以及有关他者的踪迹的有限经验，它们伴随着面临（逻辑）规律（制约）的存在所呈现出来的种种悖论和疑难等等。” ¹⁶

萨特重新定义了意识和主体性，认为它并非源自居于某种位置或立场的人格或主体的感觉和意识，而是一种非（超）人格的、无立场（无化）的、且没有被反思和主题化的意识。那么，自笛卡尔以来那种基于自我确定性之上、一度占据西方思想主流的主体观念自何而来？1958年，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邦韦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1902-1976）在公开发表的《论语言中的主体性》一文中宣称，主体和主体性并非如德国唯心论哲学家费希特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先验的设定，而是语言塑造的产物，“人正是在语言中被语言构成了主体，事实上，唯有语言借助于自身的存在才奠定了自我的概念”，主体性是言说者将自我确立为主体的能力，它并非某种主观的、具有反映性质的心理感受，而是“超越于主体集合一切生活体验而形成的整体之上的生理单位，它为意识的永恒性提供了保障”，“主体性的基础取决于‘人格’的语言学地位”。 ¹⁷ 自我意识只有在作为陈述者的“我”与其陈述对象“你”的对话或话语中才成为可能，在陈述行为中，前者被确立为主体，后者则被称之为他者。语言之所以成为主体性的可能，缘于其拥有适合人类表达的语言形式，而话语之所以能够引起主体性的出现，是因为它是借助于人称代词的运用，以分离的方式进行的。在邦尼韦斯特看来，“你”和“我”是具有初始意义的人称代词，其他人称代词，诸如“他或她”、“他们或她们”以及表示时间和空间的指示词“这里或那里”等等，它们或是从二者那里衍生而来，或是由它们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加以扩大的结果以及与其连接在一起的表达方式。 ¹⁸

萨特的意识是植入存在的“空无”，它发挥着否定和超越主体的功能；在邦尼韦斯特这里，语言则提供了一种“空洞”的形式，每一个言说者都可以通过话语的操练占有这一形式，并把它与‘人格’相连，与此同时界定了主体和他者。邦尼韦斯特的语言学思想深刻影响了米歇尔· 福柯，从早年出版的《词与物》（1966）开始直到晚期的《主体的阐释学》（1981-1982）一书，福柯一生都在邦尼韦斯特的指示下，致力于通过分析构成不同知识、话语和对象领域的历史框架中梳理主体的形成过程。 ¹⁹ 在萨特之后，福柯进一步颠覆了古典的主体概念，将其看作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只不过前者所说的历史性源自主体内在的自由精神，而后者所分析的历史性更多的是指外在于主体的诸多因素，即权力、知识和自我的技术。 除了邦尼韦斯特之外，福柯思想的灵感还源自同时代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乔治·杜梅齐尔和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等人，这批活跃于196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思想实践彻底宣告了古典的主体、作者（罗兰·巴特）甚至是人之概念的死亡，他们也因此被保守主义批评家指斥为“反人文主义者”。如果仅就结构主义者打破了以抽象的人性来定义和规范主体的方式而言，保守主义者的指责也许是有道理的；然而他们拆解的是作为“原因、起源、原则”的主体性，与此同时将主体性重构为一种（历史的）效果，于是，主体性不再是一种建构话语、知识和权力的原则，而是首先在（语言）结构中被构造出来的东西，用埃蒂扬·巴里巴的话说，它是被陈述行为、话语、知识和权力在历史中建构出来的结果。因此，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并未终结主体和主体性，而是将其由一种建构性原则转换为被建构的结果，他们分别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对传统的主体性概念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²⁰ ，从而赋予了主体以自由和超越的可能性 。

Francois Dosse,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 , Le Livre de Poche, 1995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法文封面（上下卷）

1848年2月，美国通过在墨西哥城北部的瓜达卢佩签署的《美西和约》吞并了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以及大部分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以及小部分怀俄明在内的55%原属西班牙的殖民地，这代表着美国标举的“昭昭天命”观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它将美国民族主义推向了巅峰。20天之后,即2月22日一早，巴黎街头爆发了二月革命，愤怒的群众在24日中午攻占了杜伊勒宫，拒绝改革的路易-菲利普皇帝被迫退位，至此历时18年之久的七月王朝统治宣告结束。同一天，临时政府首脑拉马丁在巴黎市政厅宣布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这场被称为法国二月革命的政治事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得到了积极和热情的响应：以詹姆斯·波尔克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迅速承认了新组建的法国革命政府，一些地方的民众还发起集会对法国人民表达了庆祝和支持。然而，正如马克思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一文中所说，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党临时政府是由小资产阶级、王朝反对派和极少数工人阶级的代表组成，它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的结果，其内部充满了利益冲突。他们同七月王朝一样以破坏秩序为由拒绝了群众的改革要求，从而引发了工人六月起义以及路易·波拿巴的复辟。

美利坚民族主义在外部取得的巨大胜利无法缓解美国内部围绕奴隶制问题产生的压力，此时奴隶制在南方种植园中的存续不但与1776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相违背，而且也对联邦的存在本身构成了威胁，奴隶造反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这个新兴的国家。因此，出身于政治世家的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甚至认为“‘1848年的美国’是‘1776年的美国的高峰和失败’；二者的关系就如同是欧洲的1789年和1848年一样” ²¹ , “在允许接纳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将奴隶制扩展到从墨西哥新获取的领土之上以及逃亡奴隶回归问题上引发的冲突，造成了合众国建立以来最严峻的危机” ²² 。受法国二月革命感召，1848年3月，匈牙利人民在民族主义者科苏特的领导下发动了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独立革命。欧洲大陆上爆发的两场革命加剧了美国统治精英心头对国内一场即将到来的兄弟和种族残杀的焦虑，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内战比起前两者来说或许会更为“暴烈、血腥、动荡和具有灭绝性”，甚至会导致联邦趋于解体。

油画《1848年2月25日，在巴黎市政厅前，拉马丁拒绝红旗》

科苏特·拉约什，匈牙利革命与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

就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匈牙利民族革命爆发一年半之后，麦尔维尔便来到了伦敦和欧洲大陆，而当他返回纽约家中挥毫创作《白鲸》之时，美国社会上上下下对联邦解体的恐惧已经达到顶点，直到1850年9月针对奴隶制问题制定的五项妥协法案出台之后，民众中的恐怖和焦虑情绪才有所缓解。在此期间，奴隶制的蓄废问题在美国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白人种族至上论成为了社会上的主流思想。1849年，时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勒缪尔·肖，即麦尔维尔的岳父，将设在波士顿的种族隔离学校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不久他又作为全美第一个严格执行1850年《逃亡奴隶法案》相关条款的法官，拒绝释放从佐治亚州逃到波士顿并在那里被抓获的黑人奴隶托马斯·西姆斯。小说《白鲸》开篇讲述了来自楠塔基特岛的贵格教徒以实玛利与来自南太平洋岛屿的食人族王子魁魁格的故事，两人从彼此陌生、嫌恶、到相互赞赏，直至成为挚友的过程极其富有意味地挑战了来自父辈们的种族偏见；亚哈船长一味地受疯狂的复仇欲望的驱使并导致自己归于毁灭的命运，如同自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发现以来由四面八方涌入的淘金者们出于贪欲对当地土著部落的无情驱赶和绞杀一样，“裴廓德号就是一艘象征着美国的巨船，船上水手的数量与美国各州的数量相同，其国家建设方案颠覆了允许它予以实施的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奴隶之间的区分” ²³ ， 在麦尔维尔的笔下，《白鲸》呈现了一出时刻处在奴隶革命威胁下的民主制度的命运悲剧：它曾经对普通民众做出的“没有主人”的平等主义承诺与如裴廓德号上无处不在却又无法根除的奴役现象之间的矛盾最终将会导致民主制度自身的毁灭。

然而，《白鲸》并不是“1848年美国”的民族主义、帝国扩张和奴隶制蓄废等政治问题的单纯隐喻，正如以实玛利丝毫不带讽刺意味的叙述所示，麦尔维尔既非言辞激烈的废奴主义者，更不代表美国南方蓄奴者的利益；既非联邦主义者，也非分离主义者；他并不反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亚哈船长身上体现的自由主义和英雄主义气质表示赞赏；对他置身于其中的裴廓德号上苛刻的等级体系也没有表现出抗争的意思，相反他服从船长的意志，甘心情愿地受人指派，渴望融入裴廓德号代表的美国社会，并希望践行一种由人类学家维克多· 特纳提出的“过渡礼仪”以获得一种新的“社会身份” ²⁴ 。 麦尔维尔无意做一名政治家，《白鲸》中充满了《圣经》式的预言和诗篇，作家在政治上的暧昧态度恰恰能够说明，与这些“世俗的”事物相比，他更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何会普遍遭受奴役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 在小说的第二十六章，麦尔维尔借以实玛利之口赞颂了上帝赋予普通劳动者的“民主式的尊严”，并称这种“令人敬畏的尊严”无须举行任何“穿袍授予典礼”，而是闪耀在那个“挥镐打桩或把尖钉楔入枕木的那只臂膀之上”：

种植园的黑人奴隶在劳作。

这个著名的片段“为将麦尔维尔小说视为对19世纪中期阶级和等级状况加以控诉的多种阅读方式提供了钥匙” ²⁶ ，作家赋予构成美国文明主体的底层劳工阶级以权力和价值，如同他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裴廓德号上出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出身和肤色的水手们一样，这些缺乏高贵的出身却拥有神圣品质的普通民众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美国人。 与这些底层劳动者一样，以实玛利甘愿过卑微的生活，或者如他所说，只有经过自我规训才能学会过一种卑微的生活，对他而言，卑微的生活不是屈辱，而是一件“哲学的事业” ²⁷ ： “没错，人家会使唤我干着干那，让我从一根柱子跳到另一根柱子上，仿佛五月天草地上的蚂蚱一样跳来跳去，刚开始干这种事情着实让人感到不快，因为它触及了一个人的尊严感”。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曾经当过乡村教师的人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听凭暴躁的老船长的吩咐，俯下身来打扫肮脏的船甲板，这的确让人感到难为情，但如果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圣经》天平上又如何？“天使长伽百列……会因此小看我吗？” ²⁸

在这里，麦尔维尔所说的奴隶已经超出了政治制度的范畴，指向人世间无处不在的奴役现象，亦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的奴隶制”；它已不再是单纯的阶级压迫现象，而是指向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互助的需要，通俗地讲，就是所谓“同受苦共患难”。《圣经·新约》和民主的许诺共同劝诫人们应当平等地承受苦难和奴役，通过互助赢得一种兄弟般的友情。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以实玛利说只有经过“自我规训”才能学会过一种卑微的生活，这位处在受奴役地位上的人正是以此来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亚哈船长发号施令，消除人与白鲸、与大自然之间那种进攻性的对抗关系。 ³⁰ 尽管麦尔维尔认为奴隶制是“不信神的罪孽”，但他从未感到自己有义务要倾尽一生的时间去终结它。 ³¹ 如历史学家格尔· 格兰丁所说，对麦尔维尔而言，奴隶制仅仅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它仅仅关乎“如何使个人民主与道德结构相融合，以及如何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面对自我被抹杀”的问题，“奴隶制是关乎欺骗之事”，它“关乎在一个宏大的系统里个人被抹杀的事情”。 ³²

自18世纪以来，随着荷兰、英国和法国等西方殖民帝国的兴起，大量从非洲大陆劫掠而来的黑人奴隶被装上轮船运往美洲各地，他们被强迫在当地的种植园里充当苦力，日益猖獗的奴隶贸易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到了19世纪中期，奴隶制度已经成为支撑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石。与此同时，从西欧一隅兴起的启蒙运动接橥的理性和道德理念，以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高举的自由和人权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推动人们去思考和质疑奴隶制的道德合法性问题 。如何看待启蒙运动推崇的自由政治理论与殖民帝国普遍实行的奴隶制之间的悖论？这是摆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欧洲启蒙思想家们面前的严峻课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西方思想家眼里，奴性要么是时刻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中的人的自然秉性；他们要么视奴隶为个人的私人财产；要么不愿赋予奴隶以人的权利，这遂使得充斥着西方精英世界的自由人权话语与其在海外殖民地普遍实施的奴隶制之间的悖论愈加突出。 1776年在北美率先爆发的独立革命虽然使这块土地摆脱了殖民地的地位，迫使其宗主国——大英帝国在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但奴隶制作为一项源自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制度，其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依旧没有被根除。在麦尔维尔创作活动非常活跃的1840-1850年代，奴隶制在美国终于酿成了一场事关联邦生死存亡的危机。

1849年12月加利福尼亚地区请求加入联邦成为州，并在州宪法中规定禁止蓄奴。国会讨论时蓄奴和反蓄奴两方争执激烈，最终通过1850年系列“妥协法案”，批准加利福尼亚为自由州，建立新墨西哥和犹他两个地区，不作蓄奴或禁止蓄奴规定。但法案只是暂时缓和了南部脱离联邦的危机。

以实玛利笃信清教教诲人们的命定论，甘于忍受亚哈船长的奴役而不去抗争。尽管人权理念并未立即在欧洲本土被付诸实践，但它却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第一次成为了现实。1791-1804年，也就是从大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年开始，位于加勒比地区的法国殖民地圣多米尼克岛爆发了一连串声势浩大的奴隶起义，50余万名黑人奴隶在已经脱离奴籍的自由人杜桑-卢维杜尔等人的带领下先后击败了前来镇压他们的法国和英国的殖民者，推翻了当地的白人统治，并逼迫法国革命政府于1794年2月废除了奴隶制。 ³³ 为了反对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对岛内事务的干涉，防止加勒比地区奴隶海盗行径的发生，更是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路易·波拿巴军队的镇压和妄图恢复奴隶制的做法，卢维杜尔仿效拿破仑制定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1799年12月），在1801年夏天颁布了维护黑人奴隶利益的《多米尼克宪法》，将1685年由路易·十四制定并在法属殖民地实施百余年之久的《黑奴法典》彻底变为历史。《多米尼克宪法》是世界上首部由奴隶独立制定的宪法，其第三款明确规定如下：

在卢维杜尔遭到波拿巴政府诱捕并在巴黎病逝后，他的战友让·亚克·迪斯林纳扛起了独立战争的旗帜，他们终于在1803年12月将残余的法国远征军赶出多米尼克岛。1804年1月，迪斯林纳在戈纳伊夫宣布圣多米尼克独立，国名为海地（当地印第安语）共和国，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翻身的奴隶缔造的自由国家。海地奴隶革命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它迫使法国和英国这些老牌殖民帝国出于对奴隶革命的恐惧废除了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步。

海地奴隶革命由于挑战了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长期以来被西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所遮盖，但是在它爆发的那个时代曾经引起过许多进步欧洲知识分子的关注，并且也使他们对法国大革命葆有的政治热情得以延续。1791年，曾经参加过七年战争的前普鲁士军官，后来成为欧洲史学家的约翰·阿森霍尔茨携全家旅居巴黎。他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法文和英文刊物上所披露的相关材料，在自己创办的德语政治新闻杂志《密涅瓦》上撰文，向德国读者全面报道了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情况以及1804-1805年海地奴隶革命的详细经过，并对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卢维杜尔的性格、领导能力和人道精神表示赞赏。作为《密涅瓦》杂志的热心读者，当时在耶拿大学任教的弗里德里希· 黑格尔从这份享誉欧洲的政治新闻刊物上获悉了海地发生奴隶革命的消息，并持续关注着海地共和国的局势。哲学家黑格尔从这场伟大的政治革命中得到灵感，把主人意识和奴隶意识的辩证运动作为自由精神发展的一个关键历史环节写入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精神现象学》，后者构成了黑格尔计划当中的“知识体系”的第一部分。 ³⁵

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François-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1743-1803），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早期领导者，海地共和国国父。

在1803年撰写的《伦理学体系》中，主人和奴隶问题就进入了黑格尔的思想视野。在这位普鲁士哲学家看来，主人和奴隶的区分在于两者生命力的强弱，“主人和奴隶事出自然，因为个人与个人处于对立的关系” ³⁶ 。在《精神现象学》（1803-1807）中，黑格尔将自我意识划分为主人意识和奴隶意识，“两种自我意识是这样被规定着的，他们借助于自我和彼此之间进行的生死搏斗来保存自己——他们必须走向斗争，因为他们必须将对自我之成为自我的确定性提升为揭示他人和自我的真理” ³⁷ 。这表明，无论是主人意识还是奴隶意识均非自然和恒定的事实，而是处在辩证运动当中：一方面，主人意识通过对奴隶意识的控制和否定博得了后者的承认，从而成为了主人意识；另一方面，奴隶意识只有通过扬弃自我才能而成为主人意识。

黑格尔说，“一般而言，主人拥有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而另一个（即奴隶）则缺乏这些东西” ³⁸ 。“主人是自为地存在着的意识”，其存在是在以奴隶意识和自然之物为中介的辩证运动中达成的。换言之，主人是独立的精神和自为的存在，是被奴隶承认的存在；而奴隶的本质则是生命和物，他依靠劳动即对物的加工来维持生命，他的存在不仅依赖物，而且也依赖于他人，因此是为他人的存在。“主人的存在关涉两个环节，首先，他借助于独立的存在（即自然之物）与奴隶发生关联；奴隶依靠物而存在；物是奴隶在（与主人的）斗争中无法挣脱的锁链；因此证明他是依附性的存在，只有当奴隶作为物的一面时他才是独立的存在。然而，主人是掌控对物和奴隶实施否定的权力，在（与奴隶的）斗争中可以证明，主人的存在对他而言仅仅意味着对物和奴隶的否定，而主人的存在就是主人掌控他人的权力。于是，黑格尔说，在这个三段论中，主人将这个他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³⁹ 。其次，主人通过奴隶与自然之物发生关联，奴隶借助于劳动否定和扬弃了物，但却不能毁灭后者；主人则利用奴隶意识这一中介对物表现出“纯粹的否定”力量，主人借此摧毁了物并把自己转变对劳动成果的单纯享用。

因此，主人是得到奴隶承认的存在；在主人那里，奴隶意识因其对物和主人的双重依附而呈现为一种“非本质的意识”，也就是说对奴隶意识而言，成为主人才是殊死斗争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其本质所在。在以上两个环节中，奴隶均无力掌控主人和物，他“不能成为主人和绝对的否定” ⁴⁰ 。这里的承认仅仅意味着奴隶对主人的承认，而非主人对奴隶的承认。奴隶意识单方面地承认主人，他对主人的承认反过来说仅仅意味着主人意识借此确认了自己的独立存在而已，而要成为真正的意识、通达主人意识的真理，奴隶意识还须由自在状态被提升为自为的状态；相反，主人意识因把自己变成了对奴隶劳动果实的纯粹享受，从而因丧失了其“现实的一面或者持存的因素”而趋于消失。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正如在主人那里发生的情况一样，他的本质恰恰是自己想要成为的角色的反面；而奴隶也会在其（本质）达成之际变成他当下角色的对立面，即变成在自我压抑中走入自身的意识，从而获得真正的独立性” ⁴¹ 。

黑格尔肯定了奴隶意识的上升趋势，到那时，奴隶意识将成为主人意识，而主人意识则归于消失。然而，正如麦尔维尔将奴隶制问题去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之后转变为一个形而上学和神学意义上的“普遍的奴隶制”问题一样，黑格尔也未明确地将奴隶现象的产生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是将主奴意识的辩证法视为自我意识或自由精神在时间和历史中展开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他将现实世界中导致奴隶现象出现的原因归咎于奴隶们的个人选择：“正是由于当初选择了维持生命而非自由，所以奴隶应当为自己缺乏自由的状况负责”。 ⁴² 在此，黑格尔将奴隶意识如何才能上升为主人意识的问题转变成如何对奴隶实施规训和教育以便其自我提升为主人意识的问题，即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或文明问题。对此，法国著名的黑格尔研究者让· 希波里特评论道：“这种通过恐惧、服务和劳动手段对人的教育构成了对整个自我意识教育的重要环节”。 ⁴³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928年版。

希波利特的黑格尔研究深受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影响。1933年，因股市下跌、生计困顿的科耶夫接受了他的朋友、同样也是从苏联移民到法国的亚历山大·柯瓦雷的邀请，接替后者开始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⁴⁴ 。 这位年轻而神秘的哲学新星对黑格尔这部伟大著作的创造性阐释影响了战后一代法国知识分子，除了希波利特之外，这些人当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还有雷蒙·阿隆、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梅洛-庞蒂、萨特以及埃里克·韦伊等人，与希波利特一样，韦伊后来也成为了法语世界知名的黑格尔专家。科耶夫对《精神现象学》中有关主奴辩证法一节所做的极具个人色彩的解释尤为令人称道。在他看来，主奴辩证法并非只是黑格尔按照自己的逻辑方法对自我意识的分析，而是普遍历史的真实而具体的现实，换言之，主奴辩证法绝非黑格尔的面壁虚构，而是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真面目。在科耶夫看来，人类历史始于奴隶的屈从，终于完美人格和社会的达成。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欲望作为驱动力的，奴隶通过劳动否定了自然；主人则通过“承认的斗争”否定了奴隶意识，两种否定性经验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最终形成了一个消除了奴役的完美社会，历史从此归于终结。科捷耶夫说，“普遍历史无非就是主人与奴隶的辩证和互动关系……当主人与奴隶的综合得到实现之际，历史便完成了使命，此一综合形成了完美之人，即拿破仑所创造的普遍的、同质的国家公民。” ⁴⁵

科耶夫不仅将主奴辩证法从黑格尔的思维世界拉回了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中，还坚定地认可奴隶或劳动对人类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从而赋予了黑格尔这一学说以乐观主义的历史哲学色彩：“完善而绝对自由之人，确切且完全满足于自己的存在，经由这种满足走向自我完善和自我解放的人将是‘取消’了受奴役地位的奴隶。如果说，慵懒的主人代表了一种绝境的话，那么相反，从事劳动的奴隶则是所有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的源泉。历史是作为劳动者的奴隶的历史” ⁴⁶ 。通过劳动，奴隶首先把自己从自然和自己的生物本性即本能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人，同时也使自己摆脱了主人施加给他的恐惧、控制和奴役，成为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主人，这个“缘于改变既有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之人的主人并非‘直接的’”、自然的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主人，而是以劳动本身作为中介的主人：奴隶借助于自己付出的劳动改变（取消）了自己的奴隶身份，从而转变成为主人；相反，在与奴隶的斗争中，主人冒着死亡的风险把奴役强加在对方头上，并渴望得到后者的承认，然而他的行为反过来却引起了奴隶的造反、革命和解放。可见，主人从奴隶那里得到的承认并非是一种来自于他人的完善的承认，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主人意识并没有得到另一个与他处在同等地位上的主人意识的承认，他因此而变得无所事事，遂堕入科耶夫称所说的“存在的绝境”。 ⁴⁷ 科耶夫完美地诠释了黑格尔的主张，即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主人和奴隶的角色和地位将要发生相互转化，

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Alexandre Kojève, Raymond Queneau,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 Gallimard,1980

在此，主人不只是科耶夫所说的个人意义上的“存在的绝境”，而且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障碍，代表着人类历史走入了绝境；奴隶也不仅只是真正之人，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新的历史主体，“未来和历史不属于武士式的主人，而属于奴隶劳动者，前者或已死去或永远保持着与自己的同一性（身份或人格）”。作为新的历史主体，“奴隶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存在。他知道自己还尚未获得自由，但他渴望成为自由的人。如果斗争的经验和结果使奴隶倾向于超越、进步和历史，那么奴隶以自己劳作的一生服务于主人的方式实现了这个倾向”。 ⁴⁹ 奴隶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实现了对自然和世界，对主人和自己的超越，因此， 未来世界不仅不存在奴隶，也不存在主人，更不会存在执着于同一和固定的人格与立场的古典主体观念。

超越性和非（无）主体正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界定的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在1956年秋天脱离法国共产党之后，他尝试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体性占据了其核心的位置，1960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第一卷》延续了《存在与虚无》中有关主体性的思考。1961年12月，萨特应罗马葛兰西研究所邀请，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的讲演，这篇讲演针对的主要是1950-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的偏颇。一方面，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导致了对主体性的忽视；另一方面，萨特对当时在法国知识界普遍流传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德文版1923，法文版1960）一书中体现的黑格尔主义倾向甚为不满。在萨特看来，卢卡奇是借助于历史哲学这个“调节性的理念”来思考历史的，正如亚里斯多德的“潜力”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一样，“历史哲学一劳永逸地预见了真实的历史，并对这一历史可能性做出限制，因而是本质意义上的历史”。按照卢卡奇本人的说法，历史哲学赋予现实历史以“客观的可能性”，因此阶级意识作为主体性是历史哲学作为外在的规范，从外部 “给予”或“分派”给无产阶级的。这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谓的“总体性”就是历史呈现的“客观可能性的总和”，它先于现实历史而存在，是封闭的，并且有待成为现实。“面对这样一种总体性，主体性只能依据古典主体哲学的方式来思索，这种反思性方式的使命在于承担，甚至是以辩证方式承担这一总体性的存在” ⁵⁰ 。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作为主体，其发展目标与历史的总体目标完全协调一致，甚至是高度重合的，这种做法显然带有决定论和目的论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