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4年10月3日周四（第3142期）

今天是2024年10月3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一，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142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大国粮食安全保障——兼论“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

导读

2023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并在会上指出“要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平时产得出、供得足，极端情况下顶得上、靠得住”。农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大国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理论指导。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看，农业科技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推动农业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产生质的跃升，对提升粮食生产率和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尽管人类可以依靠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的粮食，但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2023年，粮食不安全问题仍在继续困扰全球，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风险的人口涉及79 个国家的3.45 亿人，多达7.83 亿人面临长期饥饿威胁。中国作为超大规模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耕地少、水资源匮乏，种业科技和农业技术装备还存在短板和不足，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出、质量下降，粮食安全面临着未来“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保障大国粮食安全的关键。

一、相关文献综述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自新质生产力作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对其从科学内涵、理论价值、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探索。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政治经济学角度的研究主要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展开，着重对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的内涵进行阐释。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上实现突破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新”，是相对于旧有传统生产力而言的，锚定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 ［1］ 。新质生产力的“质”，突出重大技术变革带来生产力的“质性”突破，将创新驱动作为关键要素，强调科技创新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及应用，产生新的更为强劲的创新驱动力 ［2］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新质生产力在理念、内容和方式方面呈现与传统生产力不同的发展范式。但是，新质生产力不意味着对传统生产力的简单替代或否定，而是从传统生产力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能源的发展方式中解放出来，摆脱高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高碳排放的传统增长范式，实现更高效能、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代表生产力演化中的一种能级跃迁，是生产力适应社会发展新阶段、新趋势所呈现的“新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必然举措 ［3］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推动农业向现代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塑造农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这样才能守好农业“基本盘”，发挥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主要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新质生产力突出强调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作用，通过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大载体赋能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目标。尽管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但是必须认识到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仍受制于人，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还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2］ ，仍需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融合，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解决“卡脖子”等问题 ［4］ 。为此，亟须在科技创新、人才资源、产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内容与形式上实现提升与变革 ［5］ ，实现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质的跃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发展来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各领域各方面改革的系统工程，需要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为新增长引擎，形成具有高效能、高质量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4］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高质量发展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数据作为劳动对象是一种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在各生产要素中发挥“桥梁”作用，不仅重构既有生产要素配置，而且促使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 ［6］ 。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手段的智能劳动成为新型劳动方式，智能劳动者创造具有模拟人的思维和智能的劳动工具，对劳动工具进行革命性变革，使劳动对象得到深化、扩展，更具有可开发性 ［7］ 。由此，代替人的技能的“机器劳动”向模拟人的智能的“智能劳动”演进，新的生产关系、生产体系得以形成。现代农业技术的每次演进都推动了农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渗透，为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和组织形态重塑带来了新的机会。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阵地，全方位提高劳动者素质。应多措并举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微观层面转变企业发展范式，中观层面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宏观层面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8］ 。在生产力跃升路径上，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力水平跃升，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通过绿色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补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短板，利用数字融合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和创新为要素的数字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找准着力点，从创新发展的底层逻辑出发，摆脱高度依赖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农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舞台，新质生产力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开辟全新路径，为大国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强大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着力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 ［10］ 。必须基于大国农业的实际状况，充分认识到耕地资源约束趋紧、科技支撑能力有待提高、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攀升、农业经营者整体素质不高等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结合农业产业实际和特性来谋划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催生新质农业生产力要提升农业生产者数智素质，加强农业数智软硬件设施研制与应用，树立适应新质农业生产力的劳动对象观 ［11］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重要突破口和核心着力点 ［10］ 。系统性重构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者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更加多元、高效、智能、准确的选择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我国从农业大国逐步走向农业强国。

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借鉴，也促使本文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该领域的研究：第一，在新时代大国粮食安全面临“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的挑战下，分析保障大国粮食安全对生产力变革的迫切需要，有助于深刻理解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意义。第二，厘清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的机理，有助于更好地阐释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以实现大国粮食安全的理论意义。第三，从促进农业生产力发生质的跃升着手，提出以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为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破解未来“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难题提供政策参考。

二、新时代大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无论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14 亿多人口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我国粮食产量连年丰收，202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95 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国际公认粮食安全线的23.25%。但是，新时代大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仍有很多，农业劳动对象上的耕地和种子安全保障、农业劳动资料上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科技创新驱动力提升、农业劳动者上的“新农人”培育和现代化技术应用能力提升都变得更为迫切，直接关系到未来“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

（一）大国粮食安全对耕地和种子的要求更高

保障大国粮食安全，提升粮食产能仍是首要任务，而提产能的关键是抓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耕地是粮食生产最根本的劳动对象，粮食生产能力依赖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我国是超大规模人口国家，2022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6 亩，耕地资源稀缺，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仅相当于澳大利亚的1/21，加拿大的1/13，美国的1/5。考虑到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以及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增加耕地数量是很难的 ［12］ ，耕地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粮食价格不高，种粮成本持续上升，种粮效益偏低，导致粗放种粮、少种粮、抛荒不种粮现象出现。在我国仍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下，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存在。在农户种植决策目标和利益选择行为影响下，种粮耕地数量相当于被打了折扣。为此，无论怎样保护耕地，耕地的数量也很难有大的增长。从耕地的质量看，我国耕地质量较高的一等、二等、三等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7.3%，丘陵山区耕地面积占了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长期高强度利用使耕地耕作层遭到破坏，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耕地地力退化，土壤受重金属等污染加重，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不足1%的面积达到26%，障碍退化耕地面积占比高达40%，盐碱耕地已达1.14 亿亩，超过14%的耕地严重酸化 ［13］ 。因此，我国耕地的产量贡献率和可持续生产能力在下降，如何保障耕地质量不减和提升面临着严峻挑战。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同耕地一样，是粮食生产不可替代的劳动对象。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首先要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从源头上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然而，目前种业仍然是我国粮食安全风险的主要来源，是我国粮食安全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软肋。我国种业创新与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突出反映在创新性、突破性的新品种不多 ［12］ 。新品种不仅能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而且能突破资源环境的限制，对大国粮食安全尤为重要。尽管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基本实现了主要用中国种，但是单位面积产量仍不算高，玉米每公顷产量只相当于美国的60.1%、阿根廷的78.0%、欧盟的84.2% ［12］ ，小麦单产比世界最高水平低37.0%，稻谷单产低15.7%。我国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不足，优质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不充分，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水平亟待提高。育种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世界种业强国已进入“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育种4.0 时代，而我国在生物育种有关的基因编辑、转基因、智能育种等前沿技术上仍处于“跟跑”状态，原始创新成果不多，对突破性品种选育支撑不足。种业是建设农业强国的标志性、先导性工程，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决不能在种业上被别人“卡脖子”。

（二）大国粮食安全对关键核心技术和农业装备的要求更高

劳动资料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对劳动资料的技术化改造，可以高效率地使用劳动对象，提升劳动生产率。虽然近些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但粮食生产科技水平还不够先进，支持粮食增长的农业科技、装备发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我国农业机械专用传感器、转向桥及其悬浮系统、无级变速器等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基本依赖进口，“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技术瓶颈亟待突破。从实践来看，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基础，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发展对农机装备的作业效率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我国国产大型高效作业装备有效供给不足，而丘陵山区的耕地空间分布相对不集中，块多、面小、分散，农机作业难以推广，机械作业效率不高，适宜丘陵山区的小型实用农机装备严重缺乏 ［14］ 。总体来说，既需要改良大型农机设备，提升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机械作业效率和质量，又需要因地制宜引导和推进农业机械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为区域农业机械化平衡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推动丘陵山区农机化步伐 ［15］ 。尤其是我国丘陵山区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亟待研发适应丘陵山区机械作业的农机具，否则丘陵山区耕地种植强度可能下降，还可能出现进一步强化劳动密集型、经济价值高的经济作物生产的趋势，必须以“较少家庭劳动力投入”维持农户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16］ 。可见，“怎样种粮”是新时代粮食安全保障面临的重大挑战。

新一代信息技术、农业生物技术、智能农机装备的应用，使现代农业实现了劳动资料新的跃升。20 世纪初，美国就开始通过农业机械化发展弥补农业劳动力不足。20 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逐步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生物化学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等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当前美国已有80%的大农场实现了生产数字化。日本为了应对土地要素稀缺、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力下降，也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构建智慧农业技术助农体系，目前已有75%的农业市场运用农业云端计算技术。我国在农业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上仍落后于农业强国 ［17］ ，相关的硬件和软件技术发展滞后。例如，我国传感器技术整体基础较为薄弱，传感器准确性差、稳定性低，大部分核心元件依赖进口，制约了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农作技术和装备的发展。又如，我国国内企业供给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一般定位于低端市场，系统性能差且不稳定、智能化水平不高、各元件之间的兼容性低，农业生产效率和产能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利用先进的技术创造高效的生产工具，在我国农业领域还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迫切需要以粮食生产设施的智能化转型升级为着力点，加快高性能、智能化设备的研发与应用。同时，积极开展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数智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深度应用，为粮食产能提升提供新质劳动资料。

（三）大国粮食安全对农业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更高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是事关大国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劳动者。在务农劳动力构成上，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种粮机会成本持续推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出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进入城镇就业，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经济的增长。2010—2020年我国农村15—64 岁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了7.8%，2000—2020年我国13 个粮食主产区乡村常住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占比从7.61%上升到19.42%，2020年我国乡村60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7.7%。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2020年我国乡村人口中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占比仍然高达5.9%，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仅为16.3%。理论上，家庭农场的农场主较小农户农业专业化技术化水平更高，而事实上我国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平均年龄为47 岁，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场主占50%—60%，至少1/3 为高中（中专或职高） ［18］ ，这种状况实际上也限制了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随着老一代农民逐渐退出粮食生产，农业劳动力的数量短缺问题将更为突出。而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不利于先进前沿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推广与应用，造成农业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我国用了近30%的农业劳动力创造了占GDP 不到8%的农业产值，美国仅用2%的劳动力就创造了占GDP2%的农业产值。可见，劳动力的数量短缺和质量下降是制约我国未来粮食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来“谁来种粮”问题已不容忽视。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一方面会导致一些劳动力被挤出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也会触发产业升级迭代创造出新产业、新业态。这种变化将催生新的劳动力需求，即具备较深入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技术技能的“新劳动力” ［19］ 。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大国粮食安全保障，需要更多掌握先进技术、装备和经营理念的劳动者，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产能。就发达国家而言，美国注重培育农业科技人才，通过教育与劳动力发展规划，为农民及学生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智慧农业建设等教育服务；欧盟在推进智慧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注重结合农民的需求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通过农业咨询服务弥补农民的技术不足；日本制定了系统培训体系，着力提升农业技能的培训质量与系统性，低成本促进农民受益于智慧农业技术 ［17］ 。而我国在新型农民教育和培训上还有待加强，对传统农民科学知识和数字素养的培育不足，导致目前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局限性。为此，需要多措并举开展农业技术知识普及、数字技能提升和智慧农业技术应用的教育和培训，使农业劳动者逐步摒弃粗放的生产模式，真正成为智能劳动的控制者，从事创造性劳动。

三、大国粮食安全保障需要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尽管我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二十连丰”，但我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状况和粮食供需紧平衡态势明显，需要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突破传统农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符合大国粮食安全要求的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一）大国粮食安全保障需要农业生产力实现跃升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物资，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尽管人类目前可以依靠科技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的粮食，但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 ［20］ 149 ，确保粮食安全仍是国家安全最基础最根本的保障。在西方国家的战略实施规划中，粮食一直被认为是具有与石油一样重要地位的战略物资，主导全球粮食贸易也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粮食主动权关系到国家的粮食主权和国家安全。我国是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我们这样一个有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放松。为此，针对大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的挑战，充分运用科技赋能资源，以高新科技驱动内涵式发展，推动农业生产力实现质的跃升，是加快推进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大国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实践表明，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生产率，是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稳定的新动能。例如，在作为粮食生产大省的河南省，无人机统防统治、机械化收割、高效节水滴灌等良技良法得到广泛应用。在河南省淇县，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防虫、防病、追肥“三管齐下”，“一喷多促”成为玉米田间管理的关键措施，确保了玉米产量提高和质量提升。在河南省浚县，根据高标准农田的特点，选择适应性强、抗逆性好、品质优、产量高的玉米品种，配套应用玉米精量播种机和北斗导航系统，使得2023年玉米平均亩产比2022年增加10% ［21］ 。可见，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和农业科技创新已经在传统农业改造中展示潜力，大国粮食安全保障离不开由科技创新主导的先进生产力。“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22］ 59 ，而且生产力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动态过程，“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 ［22］ 419 。在数字经济时代，只有加快科技进步，将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融入农业产业，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才能用现代物质技术装备弥补自然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推动农业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二）大国粮食安全保障需要以科技创新弥补短板和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确保粮食安全上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粮食产量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始终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进程，农业“大而不强”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观 ［23］ 。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非农产业的25.3%，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国内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普遍超过国际市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于城市。我国农业基础较为薄弱，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也在科技。在实践中，通过基因改良技术可以使作物更具适应性和抗逆性，提高产量和质量；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精确地修改植物基因组，产生更优质、高产的新品种；通过精准农业技术可以准确了解土壤条件、作物需求，减少农药和化肥的施用，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生产效率。因此，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挖掘潜力、防灾减损，全面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科技支撑。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竞争的主战场。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关系到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的资源就那么多，超大规模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又不断增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创新。耕地和种子是大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两个要害，我国耕地数量有限、质量不高，当前又面临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抛荒撂荒、地力透支和污染严重等问题。我国种业企业竞争力弱、育种水平低，面临育繁推脱节、生物育种“卡脖子”等难题。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农业科技创新补齐短板，构建“地”“技”双轮驱动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耕地数量红线和质量底线，需要依靠健全有效的耕地数量和质量监测监管机制，应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加快提升耕地动态管理的科技创新和信息化水平，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实时调控和管理，做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粮食生产的绿色、高效。粮食生产的基础在种子，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育种、农机装备等农业科技创新支撑力度不够，必须加快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带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种业和农机装备龙头企业，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共建创新联合体，以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引领，以产业急需为导向，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三）大国粮食安全保障需要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国外的经验看，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力、支撑力。例如，德国Infarm 公司利用高容量、自动化、模块化的种植与配送中心，使粮食生产效率比传统土壤农业高400 倍 ［24］ 。又如，美国现代农业的高水平与遥感技术、互联网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在农业领域的开发和应用密不可分。因此，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产业发展、催生发展新动能的强大引擎。数字技术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农业数字化转型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举措。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我国农业数字化加快向全产业链延伸，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25%，智能灌溉、精准施肥、智能温室等新模式得到广泛推广。基于北斗系统的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超过10 万台（套），覆盖深耕、插秧、播种、收获、秸秆处理等各个环节。然而，2022年我国农业数字化水平仅为10.5%，与工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相比差距较大，我国农业仍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的杂交育种、机械化、种养集成、化肥农药施用改进等技术。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大国粮食安全保障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能有效发挥科技创新链和农业产业链的耦合作用。用先进技术对农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可以形成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产业发生革命性变化，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幅跃升。实践表明，将传感器、监测设备、无人机等先进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实时收集和分析农田的环境数据、作物生长数据，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应用智慧农业技术可实现对农产品生产全过程的监控和管理，通过精准施肥、精准灌溉提高资源利用率，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优质和可追溯。因此，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大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关键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重点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当务之急是聚焦生物育种、现代信息、新材料、智能装备等国际前沿技术领域、“卡脖子”技术以及重大实用技术，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并取得突破，使原创性、颠覆性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并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

四、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从大国粮食安全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促进农业生产力发生质的跃升，解决保障大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未来“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问题。

（一）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促进农业劳动对象发生质的跃升，解决“靠什么种粮”问题

马克思将劳动对象分为未经人改造加工的、天然存在的和经过劳动加工改造的。土地最初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 ［22］ 203 。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劳动对象都是原料，是已被劳动改造过的劳动对象。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 ［22］ 206 。就粮食生产而言，耕地和种子是最重要的劳动对象。无论人类社会和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必须依赖耕地等自然资源生产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足够的产品。种子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种业是粮食安全的基石，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因此，耕地数量的多寡、耕地质量的好坏和粮食种子的优劣，密切关系着“靠什么种粮”问题，直接影响到粮食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所以，耕地和种子是粮食安全的两个要害，耕地安全和种业安全对大国粮食安全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

在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人类对劳动对象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且随着制造劳动工具水平的提高，开发利用劳动对象的水平也随之提高。将航空航天遥感技术、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现代技术应用于农业，通过对卫星影像、无人机影像、传感器数据、基因结构等信息的把握和处理，人类应用耕地、种子等劳动对象的规模和深度不断拓展。现代科技手段可以让人类更精准地掌控和管理耕地的数量，更科学地保持和提升耕地的质量，更自觉地开发遗传物质，为“靠什么种粮”提供了新质劳动对象。在农业现代化国家，科学技术对耕地和种子的作用使土地生产率大幅提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农业劳动对象产生质的跃升，确保耕地数量不减、质量提升和创新性、突破性的粮食新品种不断涌现，是解决“靠什么种粮”的根本举措。

（二）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促进农业劳动资料发生质的跃升，解决“怎样种粮”问题

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22］ 204 。劳动资料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和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手段和物质条件，在劳动资料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工具。在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劳动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22］ 665 。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了劳动工具的变革，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而且，人在机器提供的更好条件下可以更好地从事创造活动，在更高层次通过创造寻获意义 ［25］ 。尤其是在现代信息技术下，传统农业生产得到改造，人们不仅可以远程操控农业作业，还可以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和信息化管理，“怎样种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工具不断演化和革新。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科学技术进入农业系统，将引致农业劳动工具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促进农业劳动工具实现新的质的跃升。以“信息+知识+智能装备”为特征的数字农业推动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北斗、智能农机、各类传感器、无人机等精准农业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更为精准、更易管控、更加有效 ［26］ 。在农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采集环境数据等要素信息，为作物种植结构和相关投入品结构优化提供决策参考，通过增产机制、降本机制和协同机制实现增效目的 ［27］ 。因此，在既定资源禀赋约束下，粮食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提升依赖于科技创新引致的技术进步，育种技术、机械技术、生物化学技术对粮食生产及加工、运销等经济活动的影响不断深化，推动农业劳动资料不断升级，很好地回答了“怎么种粮”的时代命题。

（三）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促进农业劳动力发生质的跃升，解决“谁来种粮”问题

劳动力同土地一样，是形成财富的原始要素。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科学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我国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出农村、农业，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占比由1978年的70.5%下降至2021年的22.9%，尤其是大量优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收入差距也导致部分农民不愿意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耕地抛荒撂荒，以及利用耕地进行“非粮化”生产经营的现象。因此，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催生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同时，对要素市场也产生了较大冲击，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流出，对大国粮食安全保障提出了未来“谁来种粮”的尖锐挑战。

从劳动者要素来看，科技创新能够通过分工深化、提高人力资本和补偿劳动时间促进劳动力质量提升，而颠覆性创新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引擎 ［28］ 。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优化和交叉互渗、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技术变革和农业生产组织方式革新不断激发农村劳动力的能动性，通过创新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被农业劳动者掌握后，会大幅度提升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劳动技能，在同等劳动时间内可以推动更大规模的农业物质要素运行，创造出更多的数字农业价值和使用价值 ［29］ ，为实现人的自我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 ［30］ 。这些掌握数字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在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重构农业劳动过程的同时，重塑了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的要素质态结构将突破劳动力数量约束，以质的提升解决未来“谁来种粮”的问题。

五、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我国作为超大规模人口国家，必须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要基于农业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实际状况，稳妥应对“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的挑战，以科技创新深化、拓展、提升农业劳动对象，因地制宜对农业劳动资料进行革命性改造，通过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改革加快培育新质劳动者，让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保障大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

（一）针对“靠什么种粮”问题，紧盯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推动科技创新深化、拓展和提升农业劳动对象

耕地是粮食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劳动对象，科技进步使人类对耕地的认知和利用不断深化，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约束，在耕地保护、地力提升、盐碱地利用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是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一是利用好航空航天遥感技术、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建立有效监测耕地“源头、过程、结果”的智慧平台，更精准地掌控和管理耕地的数量，提升耕地的管控效率和耕地保护效果。二是通过因地制宜开展耕地退化过程阻控技术、耕地健康与保育技术、耕地产能与土壤质量提升的颠覆性生物技术，以及新型土壤改良剂、肥药减施增效技术等关键技术难题的科研攻关，确保耕地质量和地力不断提升，实现耕地保护见成效、耕地利用可持续。三是关注耕地利用与生态保护的空间信息集成，科学探寻耕地资源的绿色、高效、可持续利用方案。围绕边际土地生产力低下和生态保障能力退化问题，以盐碱地土壤改良技术为核心，开展耕地的整体养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种业是大国粮食安全的基石，是面对未来国际竞争和粮食安全新格局的核心要素，种业科技创新是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步。首先，要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育种工具；其次，要聚焦种业关键共性技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依托国有龙头企业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打造种业创新高地，开展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再次，要建设好智慧育种平台，利用大数据和AI 算法在种业科技创新上的先进性，加速种质资源鉴定利用，加快新基因新品种培育，尽快在种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上形成突破；最后，要构建涵盖全产业链、育繁推一体化的联合创新体，加强种业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更大力度推广应用优良品种，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二）针对“怎样种粮”问题，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科技，以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对农业劳动资料进行革命性改造

我国人多地少水资源匮乏，保障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根本出路在科技。必须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以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对农业劳动资料进行革命性改造，不断提高农业物资技术装备水平，加强科技和农业的融合，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为“怎样种粮”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首先，要充分认识提升和改造劳动资料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决定性作用。在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中，粮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物资，其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丝毫没有改变，人口大国仍然需要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有助于通过提升和改造农业劳动资料不断提高粮食产出能力和水平，是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动能。其次，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注意区域适宜性。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必须从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因地制宜、审时度势，既要集成、智能，又要高效、适用。在丘陵山区农机研发上，重点是加快研发突破一批急需的轻简型适用机具。在耕地条件较好的主产区，重点是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生物智造、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加快进行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的农业科技装备创新。再次，聚焦关键核心科技，利用体制机制优势进行“卡脖子”技术突破和颠覆性技术创新。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的体制机制优势，要尽快实现农业智能控制基础算法及元器件、农业机械核心零部件自给，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研究进程，改变传统农机科技设备在作业效率效果、导航定位控制和损失控制、水肥种药使用控制、产品品质、可靠性等指标上与世界领先水平差距较大的局面。最后，要构建协同攻关和创新集成的农业科技体系。保障粮食安全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推动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实现高水平的粮食安全形成良性互动。政府、市场、社会各界以及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要协同构建农业科技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农业强国建设和粮食安全保障提供新质劳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