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五月，塞上的玉门关，依然看不见一丝春意。一望无际的沙漠上蜿蜒行走着一支看不见尽头的人马，人人表情肃穆。走在前面的是一队抬着棺材前行的士兵，黝黑的棺木格外的刺眼。不时吹起的沙土飞扬在空中，让气氛显得更加肃杀而悲壮。跟在后面的是一位骑在马上的将军，全身戎甲，面目清瘦，双鬓花白，眼眶虽然内陷，但目光坚定，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旁边迎风吹起的幡旗上书写着“恪靖伯左”……。
这个画面出自我的想象，但我深信这就是当年左宗棠出关收复新疆时的场景。唐朝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对此地作过形象描写。1880年5月26日（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宗棠再次出关时，已是68岁的老人，而且还是抱病出征。他依然豪迈的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差可告慰。”
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发生反清民乱，清政府正与太平天国作战无暇顾及。逐渐形成了多个地方割据势力，彼此间互相攻伐。占据南疆喀什葛尔城（喀什）的柯尔克孜族思的克伯克向中亚伊斯兰教汗国浩罕（今乌兹别克境内）乞师求援，并迎请圣裔布素鲁可汗返回新疆。1865年春，浩罕国军官阿古柏随布素鲁可汗进入南疆。
阿古柏进入新疆不久，便驱逐了思的克伯克和布素鲁可汗，并对其他割据势力展开了进攻。先后攻克了喀什葛尔、阿克苏、叶尔羌（今莎车）等地。1867年建立了“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政权，自立为汗。1870年攻占了乌鲁木齐，占据了天山南麓和天山北麓部分地区，其政权对异教徒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对新疆人民进行残暴的统治，极其不得人心。
当时，正在图谋新疆建立势力范围的英俄两国蠢蠢欲动。英国派使节与阿古柏建立了直接联系，通过土耳其帝国在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影响，使土耳其苏丹封阿古柏为埃米尔（统治者），阿古柏承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宗主国（2009年新疆“7.5”事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因此自作多情指手画脚，妄图干涉中国内政。）。1872年6月，阿古柏在喀什等地悬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仿照土耳其钱币样式发行了天罡银币。
天罡是维吾尔语“tanga”的音译。(直径12-15mm,重约1.7克左右，)只有纽扣大小，用银片打压制成。正背面铭文均为察合台文，周边环以伊斯兰风格花纹图饰。背面文字汉译为“喀什葛尔精铸回历1291”，正面文字汉译为“阿不都艾则孜汗”。“阿不都艾则孜汗”是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名字。天罡银币也成了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历史罪证。
与此同时，俄国趁虚而入，1871年7月4日（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悍然出兵侵占伊犁。事后虚伪地发表声明：出兵伊犁只是代为收复，待南疆平定后交还。
面对新疆危机，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弃西北，专注东南，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这也是投降派李鸿章的一贯表现。左宗棠则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指出不能扶起东边倒了西边 ，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的意见令“中朝动色”。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左宗棠率领以湘军为主体的七万西征大军，分三路进入新疆。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先收了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然后攻占了吐鲁番，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通道。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拥护，他们急不可耐地纷纷拿起武器加入了痛击阿古柏的战斗。1877年阿古柏兵败身亡，清军收复喀什葛尔。第二年除伊犁外，全疆收复。
左宗棠紧接着上奏朝廷，提出“先外交后军事”的方针解决收复伊犁问题。他虽主谈判，不忘备战。再次出关，抬棺前行，表达了收复伊犁的决心。1880年，清廷再派曾纪泽赴俄谈判，俄方百般阻挠、要挟，曾纪泽据理力争，并以左宗棠在新疆的驻军为后盾，终于在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虽还是赔款让地的不平等条约，但新疆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十九世纪末，大清国饱受列强蹂躏，左宗棠能够收复新疆，难能可贵。
不同时期的史学家对左宗棠的评价不一，但在民间多是褒扬之词。一位我十分敬重的老领导，对我说：看你喜欢历史，送你一套《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值得好好学习研究，抬棺收复新疆，那家伙是条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