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期 周逵 副教授】青年传播学者的学术道路与方法：一种自我民族志式的个案反思

袁光锋老师向周逵老师赠送博士之家论文集

周逵老师首先分享了他的一些研究经历。他认为博士阶段的研究者很多时候是孤独的，而这个阶段与学术网络中其他人对话的最重要的路径就是研究方法层面的互动，一方面需要好的方法层面的训练和合适的参照，亦需要通过“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方式，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去进行论据和方法的分析和拆解。

周逵老师提到，因为他是从业界转到学术界，最初他会有方法论上的焦虑感。但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建人之一，罗伯特·E·帕克（Robert Park）的经历给了他启示。芝加哥学派就大力倡导“参与式观察”，而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践行者，如帕克等人，曾经有过新闻记者的从业经验，在他们从事参与观察等社会学研究中往往援引着自己的新闻经验。帕克在1887年至1898年期间就曾经在底特律、丹佛、纽约、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做记者。长达十一年的记者生涯影响到了他后来在社会学上的研究，因此在他进行质化研究时就大量采用自身记者时期的新闻实践经验。他在芝加哥大学通过参与式观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使其成为了在人类生态学、族群关系、移民、同化和社会运动等方面有着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国内新闻传播学界亦有诸多学者是从业界转型而来。《新闻记者》曾于2015年专题讨论从记者到学者的转型者自述，邀约南京大学周海燕教授、庄永志副教授、上海社科院白红义研究员、复旦大学徐迪副教授等分享心路。而近期案例还包括前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转型到香港浸会大学任教。不少学者都谈及转型的时候会遇到障碍，其共性就是如何从记者的表述叙事和新闻方法转变成为学术表达和社会科学方法。因此，学者不要排斥自己的生命经验，因为这些生命经验会反哺和支持你的研究。

周逵老师认为，新闻生产领域从上世纪中开始陆续引入了社会科学中质化和量化的方法，分别形成了民族志新闻与精确新闻的不同路径。一些优秀的特稿/非虚构作品的田野能力和田野深度甚至要远远强于平庸的文化研究者的学术 “田野”，所以要做好质性研究应该向优秀的特稿记者学习。质性研究的田野方法和新闻方法有诸多相似点和不同点。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这个问题早在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讨论。侯龙龙博士于2001年1月在《社会学研究》发表《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同年，陈向明博士在《社会学研究》第二期发表《文化主位的限度与研究结果的“真实”》一文回应侯龙龙博士。次年三月，阎光才博士也在《社会学研究》一刊发表《也谈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真实”》参与该议题讨论。而根据张雯闻、贾娜尔等学者的看法，第一，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目标是推断(inference)。而新闻写作仅仅是将学术研究发现的“真实”呈现或汇报给读者，而非做出学术意义上的推断。第二是程序公开，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必须保留相应的编码和数据，保证研究可复制性和同行评议，确保研究的科学性。第三是结论不确定，结论不确定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永恒证明。第四是内容即方法，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保证推断的有效性，而新闻采访只是提供这个部分的佐证。

随后，周老师总结了其记者生涯对于学术生涯的影响。其一是对于现象敏锐度的影响，其二是对于研究议题价值判断的影响。具体而言，在选题的判断方面，记者生涯给予他的启示就是要勇于发现真问题，讨论真正的问题；其次就是大问题可以小切口，小切口不一定都是大问题。

周逵老师分享博士论文写作经验

关于选题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周逵老师认为“选题越是新颖，方法越要传统”。回归到博士阶段的论文写作，不少博士生都喜好选择“前沿”、“新颖”的选题。但越是针对新现象的研究，越要把方法的思考放在前面，因为方法会给整个研究提供合法性。随后，周老师跟大家详细探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在进入田野之前，先去做文献准备，然后就是前期踩点，选择知情人。之后与田野中的人进行接触，建立关系。接下来就需要在田野里去观察。而对于田野调查也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是入场的身份和姿态问题，做田野不能急功近利。其次是研究者身份确立和边界维护。研究者为了融入环境，久而久之，边界就会消失，所以自己要有自我意识。最后就是田野场域协商和博弈问题。对于田野调查，周老师的体会就是：要真扎根，不要假采风；要真实习，不要假调研。对于年轻的研究者，一方面要多做思辨性的讨论，同时也要勇于进入田野。周老师引用怀特在《街角社会》一书中的观点说，年轻人、初学者往往更能够投入到参与观察中，等你成为教授了，就很难再有那么多时间来全身心投入到田野之中。当然以前的经验和技巧无疑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