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我因为参加某中非贸促会，赴马里进行商务考察，带队的是一名马里人穆萨（化名）。他今年32岁，在中国上了12年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汉语说得比一大半的中国人还溜，目前在该贸促会从事贸易和联络工作。
途中有一段行程，我需要独自前往马里偏北部的塞古地区进行水利设施的考察，并与当地政府部门洽谈业务，而穆萨有其他公务要忙，他便给我配了一名翻译，名叫埃米尔（化名）。
埃米尔今年38岁，是穆萨的硕士同学，他们一起在云南的一所高校学习中文。埃米尔如今在中国一所985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在马里的孔子学院任教，教授综合汉语和汉语口语两门课程；预计明年将回中国进行博士答辩，如果一切顺利，他明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了。
在这一路上，我与他们二人进行了许多交谈，关于马里的内战、马里未来经济的走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以及对许多社会生活琐事的看法。他们的思想与我们往常对非洲高级知识分子的想象颇有不同，但却很能反映当地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潮。在此整理，仅供参考。
社会生活
先来简单介绍下马里：首先，这个位于西非的内陆国，经济较为落后，2023年的人均GDP仅为894美元。其次，马里的生育率非常高，总和生育率高达5.8。信仰方面，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法语和本民族的班巴拉语是马里的通用语言，而英语的普及率较低。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马里北部一直战乱不息，给马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到最近两年才稍有平息。
马里巴贡迪的一个营地中，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坐在帐篷前。联合国网站
埃米尔出生在位于马里东南部城市锡卡索的一个普通中产家庭，家里四个孩子，他是大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性格内向的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因为在中国上学上得太久，回来之后又当中文老师，他整个人的思维方式都更像是中国人了。
在给我翻译之前，埃米尔会明显有些紧张，提前问我接下来会涉及到的专业词汇有哪些，他好做准备。这与我所认识的自由随性的非洲人有很大不同。事实上，他的中文水平还不错，翻译得很好。偶然有不理解的单词，我给他耐心解释一下，他也就理解了。
闲聊的时候，他会跟我抱怨在中国读博和生活期间的种种压力和琐事，那些内容与一个典型的中国博士别无二致。比如他跟我说，在中国读博想要毕业越来越难了，每年的论文要求都比上一年更高，论文送审的审稿人数量也越来越多。他感觉压力太大，所以回国休息一年，一边做老师，一边陪陪家人，偶尔有中国企业过来考察时做做翻译，贴补家用。
埃米尔的专业是中文教学，他的博士课题是《如何直接用班巴拉语进行中文教学》。由于马里人更习惯于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班巴拉语，所以在现实的汉语教学中，当遇到不好解释的词汇时，需要先翻译成法语，再用班巴拉语解释，但这可能会造成语言的失真。他在研究如何直接通过班巴拉语诠释汉语，去掉法语这个赚差价的“中间商”。
埃米尔的太太是他孔子学院的学生，他们只生了一个男孩，今年六岁。算下来，这唯一的孩子是埃米尔32岁那年出生的，简直是教科书一般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我问他打算要几个孩子，他又是一肚子的苦水，大意就是，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要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起点，那就要花很多钱。所以就不能生太多，生这一个就有点压力了。他还说，打算把媳妇也送去中国留学，回来好找更好的工作。这样一来，要二胎的事情就更遥遥无期了。
听他讲到这里，我恍惚间好像回到了五道口，听我那群高收入的海淀家长同学抱怨北京的育儿成本太高。人在极度无奈的时候会笑一下，我问道：“马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像你这样想的吗？”
他说，当然因人而异，不过他身边和他一样高学历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如此，只有一两个小孩，甚至还有丁克的。后来我又问了穆萨相同的问题，32岁的穆萨有两个小孩，也是六岁，是一对双胞胎。他倒是没有像埃米尔这样坚定地只生一个，但是也没有狂热地想要多子多福，只是表示顺其自然。
前文提到，马里的总和生育率高达5.8，也就是说，去掉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马里普通人，平均每对夫妇要生育六个孩子甚至更多。
我不得不感慨，不论在哪个国家，受教育都是最高效的节育手段。越是受教育水平低，生活条件不佳的农民、原始部落人口，生育率越高。而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反而越是觉得钱不够花，进而主动地节制生育。这个规律，不仅仅是中国如此，也不仅仅是在发达国家如此，非洲国家也是这样。
埃米尔说，就算有了钱，他也不会考虑再多要几个小孩，而是会尽可能地提高一家人的生活质量，送他的小孩“往上走”。他同时也讲到了他锡卡索老家种地的一个同龄人，生了整整九个小孩，都是男孩。经济与生育率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就这么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
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和埃米尔还聊到了关于饮食习惯的问题。我们一起去的塞古市比较偏僻，没有中餐厅，埃米尔担心我吃不习惯。其实我还好，因为之前在非洲生活过几年，我对非洲饮食非常适应。其实从营养均衡和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认为非洲的饮食还不错，一方面蛋白质比例高，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落后，食物里的“科技与狠活”比较少，吃着放心。
马里的街头 路透社
埃米尔说，基本上每次和那些中国老板一起出来做翻译，被抱怨最多的就是非洲饮食。每到一处，都要大声抱怨非洲饮食如何不行，不如中餐，并且宣称要在这个地方开中餐馆。但是人家是老板，花钱雇他，他也不好说什么。
换位思考一下，我非常能够理解埃米尔的心情。假如一个白人老头来中国，每天吃饭都要抱怨中餐如何如何低档难吃，不如他老家的干巴面包配黄油，作为中国人，我肯定也会十分窝火。
不过埃米尔也说，在中国生活久了，他个人更喜欢吃中餐，因为比较清淡，蔬菜比例高，感觉对健康有好处。
他认为我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比较有修养，所以才没有挑剔非洲饮食。我说不是的，我是确实爱吃。
埃米尔还跟我介绍了马里的学制。在义务教育阶段，马里跟我们一样，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与中国不同的是，马里的大学只有3年。只要学习不是太糟糕，高中能够在5年之内毕业的话，那么大学也是免费的。不过，大学只有大城市才有，而且没有宿舍，所以许多学生因为负担不起房租，被迫放弃读大学。由于大学学历的贬值，马里的大学生很难找得到工作，要想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就只能读研，而研究生学制两年的学费对于普通马里家庭而言也是难以负担的。
与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同，包括马里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并非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知识分子非常稀缺，有个大学学历就可以随便找工作了。相反，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罕见。
非洲的教育发展太快，而由于工商业发展缓慢导致了工作岗位稀缺，这就造成学历贬值，高学历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另外，由于高校数量扩张过快，教育的质量也跟不上，实际的大学生素质远满足不了社会要求。
经济与社会
相比起埃米尔，穆萨的性格更加活泼外向，与穆萨的交流话题也更加严肃。我跟他聊起塞古的农业开发规划，我说有个风险需要关注，就是这个项目如果做的话至少需要5万名年轻的壮劳力，加上基建则需要更多，所以需要关注本地区是否有足够的富余劳动力。穆萨摆摆手：“我们这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别说五万，就是五百万也有！”
这不是玩笑话，农业开发是很占用劳动力的，而我亲自去塞古考察时感觉当地的人口密度并不大，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穆萨说，非洲的人口流动度非常高，在非洲的国与国之间，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边界，也没有海关，所以人口的跨国流动非常频繁。
这些年加纳的经济发展得不错，许多西非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穿越边界去那边打工，政府是管不了的。如果马里这边的经济能够发展起来，自然也会有周边国家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马里。
更何况，就算退一万步讲，不谈劳动力流入，光是马里国内的失业人口，就已经很多了。每当我们坐车看到路边蹲着成群结队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穆萨都要长叹一口气，然后说道：“我的理想，就是给这些人都找到事情做。”在他看来，马里的社会之所以一团糟，归根结底，都是经年累月的战争导致的。
穆萨说，为了打这场仗，刚开始他们依靠法国人和西方的力量，后来他们发现没用，因为法国人两边给钱，两头支持，仗越打越大，他们只是趁机掠夺资源。
后来他们赶走了法国人，转而依靠俄罗斯，也就是瓦格纳的雇佣军。俄国人要稍好一些，终于不两头下注了，帮政府军打赢了叛军。但是穆萨认为，靠打仗没用，最多只是暂时的压制，归根结底，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展经济。
2024年7月，马里政府军士兵和瓦格纳雇佣兵与分离主义武装展开“激烈的战斗”。图中为分离主义武装。法新社
把经济发展好了，老百姓都有事做，自然就对战争丧失兴趣。对面的叛军一看这边有工作，吃饱喝足了，也会放下武器跑过来打工。说白了，大家都不想死，贫困才是酿造暴力冲突的温床。
而要想发展经济，俄罗斯显然指望不上，穆萨认为唯一可以寻求帮助与合作的就是中国。他认为，只有中国有能够踏踏实实发展经济的经验和全套的经济解决方案。他们非常急迫地想要与中国合作，也愿意寻求生产中国需要的产品，不论是矿产品还是农产品。如果将来工业能够起步，当然最好是也能生产工业产品。
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非常推崇，但并没有提及马里的发展路径会不会与中国有所不同的问题。穆萨说，他非常佩服中国共产党，尤其佩服邓小平，自认为是一个“邓主义者”。在他看来，中国只改革开放了40年，经济就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了现在这样，可见改革开放是多么了不起。
在他的线性推导中，假如之前的一百年中国就没有打仗，而是在大清就直接快进到改革开放，那现在的经济岂不是要上天了？因此他得出结论：一切战争都是毫无用处的，只是白白给老百姓带来痛苦；只有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才是国家唯一的出路。只有谈判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谈不拢就再谈，谈到谈拢为止，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甚至包括台湾问题，他认为，以目前大陆的实力，打下台湾显然不成问题，但是军事胜利没有意义，只会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将经济拖垮。他将大陆目前不对台湾动武的策略视作一种“顾全大局的智慧”。
显然，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有些过于简化，我们不必细究；但是他据此认知而产生的，对马里国情的判断却是很有可取之处的。我们不妨把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看作是一种“影射史学”。的确，就马里目前的国情而言，确实需要立刻停火，停止直接冲突，然后逐步发展经济，逐渐消弭仇恨。
一些总结
在与两位马里博士的交流中，我们能够感觉到马里高级知识分子的某些思潮。尽管这些交流还比较片面，但却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简单概括：
各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之间，思想的共性远大于异性。比如生育观念和生活观念，万里之外的马里高级知识分子与海淀的高级知识分子想法几乎无差别，大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也高度相似。但是，一名马里普通农民的思想显然与中国农民相去甚远。
马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是有思考的，而且这些思考也有一定的深度。这说明他们具备相当的本土情怀，并不会因为自己受过的教育更高就厌弃自己贫困落后的祖国，寄希望于“往上走”，向欧美移民。
我在东非地区工作期间，接触到的当地知识分子，也有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认为是非洲青年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的某种共性。
不同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这种“武力开路”的模式，马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这种比较纯粹的“经济开路”模式更加认可。同时，他们也能深刻认识到合作的相互性，并不是单方面地指望中国的“援助”，而是更希望通过一定的早期扶持，让马里具备造血能力，最终让中非之间互相需要，这样才能让友好合作的关系长期发展下去。
或许，中国这种“非武力化”的模式，可能正在逐渐成为一种非洲知识分子认知中的文化模式，成为我们文化输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