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多，我们的朋友刘春和王巍在微博上发了刘晓光去世的消息，太突然了！
刘晓光是我们都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他其实刚刚从首创集团董事长的位置退休，这么短的时间就去世了，我觉得非常可惜、非常沉重、真的好难过，他只有62岁。
回忆起几次和刘总的交往经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当年我创办优米网，曾经请过很多各界知名人士来到优米，跟年轻人交流、助年轻人成长。刘总前前后后来过两次。第一次刘总来讲的时候，非常认真，在优米网上现在还能看到这个视频。
第二次到优米，是2013年我做《赢在中国蓝天碧水间》的时候，需要很多嘉宾讲寄语，他又来过一次。这是他和优米的两次交往。
还有一次我和刘总比较深刻的交往，应该是在2011年还是2012年，我记得是我去参加在大连的世界经济论坛，在一个路口边有一个人在那等车，我也在那里等车。我一看是刘总，我就过去跟他打了招呼。当时我站在他身边，我就问他：“刘总，您的身体怎么样了？”他说非常不好，他说我整个牙床都松了。他还有帕金森综合征的症状，手不停的摆动。
刘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在潘总潘石屹的家里。有一次为任总祝寿，当时我们很多朋友都去了，这中间有一个客人就是刘晓光，刘总为了任总的这次做寿，他专门自己写了一个长诗，在现场跟大家进行了朗读。长诗是说他从开始是怎么认识任总的，后来又是怎么不打不成交的，中间的友谊，以及一同度过的岁月。当时真的是非常感人，当时他声如洪钟，声情并茂，念到非常动情的地方甚至热泪盈眶，让我们都非常感慨，任总有这么好的朋友。而且诗还是手写体，写的非常认真，想想他当时把诗写下来是多么不容易。在所有的生日礼物里面，我想这样的生日礼物可能是最能打动任总心田的礼物。
还有一次交往，是因为我有一位员工，也是一个老优米，他买到了首创的房子，有一个小的事情需要解决，如果是首创下面的人可能还办不了。当时我为了这个员工，还给刘晓光打了一个电话，这件事情刘总也帮忙解决了。今天突然得知他的这个噩耗，我真的有点语无伦次。
刘晓光是阿拉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起者、实践者、领导者，每一次阿拉善的开会都是在首创的楼上，我曾经也开过一次。阿拉善机构刚刚也发布了消息悼念刘总。
此刻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悲痛。
以上是我在这里回忆这些交往经历，以此表达我对刘总的纪念，谢谢他对我这样一个小创业者的关怀和支持，真的非常感谢。人世真是无常，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保重身体。
（附刘晓光生平经历，转自希欧网）
刘晓光曾拥有三重身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共产党的干部和曾经的官员。极具中国特色的三位一体的角色让刘晓光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在中国的转型期，这种身份让刘晓光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但也不得不接受体制的制约。
20年间，刘晓光带领首创集团走出惨淡经营局面，成为资产总值达1600亿元的新型国有投资控股集团公司，旗下拥有5家上市公司。浮沉商海之外，刘晓光还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大量诗篇，记录了自己的心绪情感。2015年，刘晓光正式退休，离开了首创集团。
在刘晓光的规划中，退休之后要做的事情包括公益、文化、环保等等。
“今天如果再让我下海，真是就有点困难了。现在社会基本比较公平，谁的思想解放，谁的观念创新，谁就能得到发展。”刘晓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昂头变成低头
1970年，15岁的刘晓光曾在父亲的安排下参军，奔赴新疆部队，直到1975年才复员转业回京。在部队时由于宣传工作需要，他开始写诗，并把这个兴趣培养成为自己多年来的习惯。
1995年之前，刘晓光曾就职于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称“计委”），一路从商贸处的副处长、处长、总经济师升任计委副主任、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
在担任计委商贸处副处长时，刘晓光的案头总是堆着太多需要审批的单子、文件。
有一天忙到半夜两点，刘晓光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人说：“手里的项目再不批就做不成了。”刘晓光问：“这个项目的投资需要10个亿，你有吗？”那人回答：“你批了我就有。”最后刘晓光签了字。那个人因为兴奋得差点跌一跤，他叫潘石屹。
在政府工作的这段时间，刘晓光认识了像潘石屹等“下海”较早的企业家，这段经历由此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
不仅如此，一位不愿具名的首创集团的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计委工作这一段时间，刘晓光不断和商界人士打交道，甚至代表北京市政府去香港拉融资。这段经历使得他既懂政策，又懂市场，成为一名难得的技术型官员。
“政府的工作经历使我从审批人、权力拥有者的角度，坚持‘以权谋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申请项目，就必须告诉我项目运作的法则、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对外汇、外贸、旅游、地产、外资和股票等领域都有了一定了解。”刘晓光回忆道。
首创集团在1995年重组之初，一无周转资金、二无盈利产品、三无核心产业。刘晓光临危受命，大刀阔斧，整合板块。这也成为刘晓光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里，我可以选择做或是不做，但我觉得最根本还是国家需要我。我也转变了思想，有了实业报国、商业报国、技术报国的志向。”刘晓光这样描述自己创业的初心。
刘晓光觉得自己确实变了，很多地位和权力没有了，变成了商人，变成了跟任志强、潘石屹一个阶层的商人。
“过去，我是权力拥有者。后来，我变成了请求权力的商人。工作环境、权力和非权力、工作方式方法上都发生过很大的改变，也就改变了我的规则和轨道。从别人求我变成我求别人，但是我还是基本能适应的。”刘晓光说。
刘晓光从昂头变成了低头。他提一个小包到全国各地去跑业务。他明白了一点，他需要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无形的权力支撑自己，有时钱和实力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刘晓光开始向任志强、潘石屹等企业家学习。“有些事情还得求他们，因为他们不仅下海比我早，并且还掌握一些资源。”
尽管首创重组之初，困难重重。刘晓光带领团队走了几步棋：第一步是创收还债，因为此前外部拖欠了首创一些债务和资产；第二步，他们进行了九个月大讨论，讨论首创应该干什么。接着他们把几十个产业整合六个产业，又整合成三大产业，然后跟七个国际五百强的公司合资，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并购。再接着，首创开始走出国门去投资法国、新西兰等等。
“我们把业务研究得比较先进了：以投资银行业务为先导，以产业为背景，用投资银行业务的血液去支撑产业的发展，用产业的利润支撑投资银行的发展，两个轮子一起动。这种战略在当年的那些企业里算是比较先进的。”刘晓光回忆道。
1996年，刘晓光定下清晰的企业发展模式的同时，还创造了金融三角理论：即金融牌；上市公司牌；产业牌。“三角互动，企业才能发展迅速”。在首创发展的第二个五年里，首创证券、首创股份、首创置业相继成立或上市。
把时间轴扩展到1995年之后的20年里，首创集团的体量增长了将近200倍，发展速度比同类企业快了一倍。
创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来源于如何塑造国企的体制和机制。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从计划经济过渡过来的，它们既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又是政企不分的载体。认清这一点之后，刘晓光着手建立企业经营者的股权机制，也就是收益权。他坚持市场化原则，旗下的企业哪家效率高就优先发展哪家，带动整个集团发展。
“到了2000年，首创的分配机制是最灵活的。2002年在北京所有的国有企业里，我们的利润排名第一。”刘晓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压力大的时候想跳楼
曾经的生活像块苦味的纯黑巧克力。当名气、财富、成功，一切迅速向刘晓光涌来时，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也如影随形。十几年的商业“苦海”让他担惊受怕，夜不能寐。
焦虑来源于企业的发展。在刘晓光看来，首创集团就像一个大号的金链条，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企业就可能死亡。“每一天，企业都要赚到6000多万才能维持生存，其中包括了利润、要还给银行的利息、给员工发的工资以及各种各样的税等等。所以，每天他只要一睁眼，就开始琢磨怎样还两千万的利息，养活两万五千员工，还要保证分布在一百个多个城市的机构的正常运转”。
“压力最大的时候真想跳楼！当时一只基金上市的前两天还有两千万募集资金没有凑齐，这时候就要滚回北京了。花了上千万的费用，5.4亿基金也没有募集到，那怎么交待？”刘晓光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回忆道。看着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湾，他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他甚至和团队开玩笑说，“你们先跳，我也跳。”
在收购上市公司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很多风险。有一次刘晓光在医院住院，首创集团一个下属公司突然开始收购一只股票，眼看着这只股票从十几块钱跌到几块钱，几个亿就没有了。这时候怎么办？为了救这只股票，刘晓光就跟收购方谈判把那个公司收购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刘晓光因为压力大而失眠，每天看英国的恐怖片，然后趴着睡觉，据说这样可以减少压力。
首创集团有很多大的并购、重组就是在这种压力下进行的。回想起来，刘晓光说他再也不想过那种生活。
创业初期，由于没有信用卡，刘晓光兜里经常揣着一个装钱的信封。他那时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张卡；随着企业发展，刘晓光又有了新的愿望：“要能在北京城里的几个招待的地方签单就好了。”后来，刘晓光的新愿望是在香港、东京、纽约、巴黎都有可以刷的国际卡。
待前面的这些愿望都实现了，刘晓光又有了新的愿望，他设想在东京、巴黎这些城市建立有首创股份的国际化公司。但这个理想没能实现，这也成了他离开首创时最大的遗憾。
2004年，他尝试对首创进行所有制改革，与美国KK2和黑石等国际大鳄合作谈判，但被证监会和国资委叫停，最终功亏一篑。
根据当时的布局，首创拟拿出几百亿资产，外资方则拿出现金准备进行国际化重组。在计划中，外方担任总经理，而首创相关人士担任董事长，各占50％的股份，留出13％给管理层。如果重组成功，首创会成为一家纯正的国际化企业。
“当时证监会和国资委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我们用其中几个上市公司的市值的90％跟别人对价，这样外国人肯定不干。当时的市值一只股票就20多块钱了，怎么对价啊！国际私募我们失败了，至今我还记着这个事。”刘晓光喃喃说道。
刘晓光当时觉得，国际化的环境会让企业的发展突破边界，国家干预不了，企业延展度会灵活许多。
“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让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上循环的重大举措。如果当年做成了，一定会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改革史上的大事件。”刘晓光说。
提起当年失之交臂之痛，刘晓光有一种被时间调匀的平和。只是，在聊起这段往事时，他会在末尾淡淡地说，如果当年这些想法实现了，如今的首创……
尽管没能按照刘晓光想象中那样改造首创，但这个企业也像是坐上节节推进的升空火箭，体量越来越大。对于体制，刘晓光又爱又恨。他爱首创拥有先天的融资优势和政府资源，他也恨体制让首创的发展大打折扣。
“如果再回到1995年，我会选择做民营企业，因为机制是可以创造，是灵活的，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
2015年，刘晓光卸任。首创集团已稳稳树立起四个核心主业：水务环保、基础设施、房地产和金融服务，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集团资产超过1600亿元。其中，最知名的是在A股上市、专做水务市场的首创股份和在H股上市、以地产为主业的首创置业。在基础设施领域，已经运行的北京地铁4号线，即将修建的14、16号线，承建者都是首创集团旗下公司。
曾想发力充电桩项目
曾经退休三个月之后，京城地产元老级人物、曾任首创集团董事长的刘晓光，似乎淡出了公众视线。与任志强频繁亮相各类行业活动不同，少有人知道刘晓光在做着什么。但据知情人士向界面新闻爆料，现年60岁的刘晓光并未赋闲，而是投身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创业。
据爆料，刘晓光正在参与一个叫“北方吉光”的创业项目，该项目专注于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建设及运营，目前已经推出一个叫“充电侠”的产品品牌。刘晓光的女儿也在这个创业团队中。
早些时候，刘晓光曾以创业顾问的身份介入这个项目，并在女儿需要他的时候为其站台。但很显然，从体制内岗位退休之后，他可以做得更多。
界面新闻查询到，北京北方吉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今年3月20日，法定代表人为王福祥。
该公司目前正在大力招聘。招聘资料显示，北方吉光“借鉴第一大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运营公司的成功经验，瞄准中国2020年由500万辆电动汽车所带来的至少每年150亿元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运营市场，以及之后高速持续增长的运营和其它潜在收益，努力打造中国第一的充电网络运营商平台。产品包括充电桩硬件、平台软件、用户端软件以及充电网点的建设”。
该公司称，将携手全国知名地产、物业单位以及电动汽车厂商等合作伙伴，致力于打造更加智能、便捷、高效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平台，为广大电动汽车车主服务，同时为日益增多的中国充电网络运营商提供支持，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到来。
目前，北方吉光已经推出了一个名为充电侠的网站，这是一个开放的运营管理平台，主要依托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利用App和遍布城市的智能充电设备，随时随地为电动汽车车主提供充电服务。“顺应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的形势，目标是在半年内做到北京市最大智能覆盖，两年内做到国内第一。”该公司官网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北方吉光已经与一批地产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其中正包括了刘晓光此前供职的首创集团。今年9月，北方吉光首批智能充电站在首创集团启用。此外，该公司还和SOHO、金地、中海等地产公司，特斯拉、宝马等整车厂建立了战略合作。
已至耳顺之年的刘晓光，真的会从“地产大佬”变身为“充电侠”吗？
其实，在首创任职期间，刘晓光就对环保产业青睐有加。首创集团以水务为起点，通过收购兼并、TOT和BOT等模式，布局水务处理、大气污染防治、固废处理以及环境整治等领域，构筑起“碧水、蓝天、净土”的大环保产业版图。
经过20年的发展，首创集团也构建起环保产业、基础设施、房地产和金融服务四大核心主业，拥有5家上市公司，资产超过1600亿元，连续多年跻身全国500强。
2003年10月，在了解到北京以北阿拉善沙漠化的现状后，刘晓光决心为当地治沙做一些事，他拉来任志强、王石、冯仑、陈东升等一批企业家，筹划创办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如今这家坚持了十多年的公益组织，已经成为中国NGO组织的标杆。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刘晓光退休之后要做的事情包括公益、文化、环保。其中，环保领域是他的追求，可能是其复出聚焦的方向。
新能源汽车是大趋势，但充电问题一直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这也意味着，这一块市场尚未被真正开垦出来。刘晓光的第一把火，颇值得期待。
事实上，受制于国企高管的身份，这位地产界的风云人物，在获得资源和政策支持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体制的局限。
他并没有为首创成功引入KKR、黑石等国际投资者，大力推广的奥特莱斯模式也不如预期，地产黄金时代，首创置业一直在二线房企的阵营徘徊。虽是受人敬仰的“老大哥”，但刘晓光并未在这个行业中实现更多的个人价值。
六十岁之后的刘晓光终于想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用150亿赚4500亿！
2004年，刘晓光曾经提出要拿出150亿元，派出150个人，奔赴150个城市，拿下150块地的激进方案。刘晓光曾回忆道，当时如果将他的这个方案付诸实施，如今至少在地价方面就已经升值30倍左右。但当时在决策过程当中，反对意见担忧担忧这一当时属于“激进”方案的风险问题，刘晓光最终没能说服其他人。
“完全创新的东西、市场的东西，跟体制会有碰撞。”刘晓光称这些促进他去思考，怎样在现有的体制下做一点事。
但那还不是刘晓光的人生低谷。2006年，刘晓光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一案，在首都机场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疑似卷入鸟巢旁边的“摩根中心（现在盘古大观）”一案。在消失了68天后，刘晓光才重新回到公众视线。此后的他行事更加低调了。
2016年12月6号，刘晓光一度昏迷，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现在他离开了，终年6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