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强化，表现在史学上，即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贞观三年（629），设立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同时，完善相应的修史制度，由宰相代替著作郎监修国史，从此成为定制，历宋元明清相沿不改，表明史学与政治进一步融合。
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风气云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出身于士族贵族的李渊，于大业十三年五月（617）起兵反隋，七月率兵西向关中，势如破竹，势力不断壮大。大业十四年，攻陷长安，废傀儡皇帝杨侑，自立为帝，国号唐。此时，全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李渊为争夺天下，力战群雄，或封官许愿、或各个击破，先后平定陇右、河南、河北、山东地区，黄河南北归入李唐版图。随后又平定萧铣、败林士弘、擒辅公棻，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唐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贞观二年，击败梁师都，自隋末以来分崩离析的局面又归于统一。
为记录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宣扬高祖及太宗的丰功伟绩，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命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纂修实录。前后进行过两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五年，历时两年，于贞观十七年修成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记事起高祖创业，迄贞观十四年。第二次在高宗永徽初年（650-655），又撰成《太宗实录》二十卷，记事起贞观十五年，迄贞观二十三年。这样，自高祖创业至太宗末年，唐初三十余年的历史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实录》修成奏上，唐太宗令谏议大夫褚遂良宣读于朝。读至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因悲不自止，命收卷”，这固然有史家的渲染夸张，但也说明所记内容翔实生动，能如实反映隋末唐初社会历史变动的真实面貌。据《史通》载：“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隋恭帝年号）、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自立编年体，号为‘实录’。迄乎三帝，世有其书。”这说明，一、实录来源于起居注。“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二、以年系事，为编年史体；三、开唐代实录编修的先河。太宗甚为满意，“并降玺书褒美”。敬播作为执笔者，“赐物五百段”，并由著作佐郎改授太子司议郎，受到时人艳羡。据《旧唐书》本传载：（播）“寻以撰实录功，迁太子司议郎。时初置此官，极为清望。中书令马周叹曰：‘所恨资品妄高，不获历居此职’。”马周（601-648），字宾王。出身布衣。高祖时，补博州助教，后辞官西游长安，客居中郎将常何家。贞观三年，代常何作疏，所论二十余事，皆切中时弊，太宗即日召见，令直门下省。历任监察御史、给事中、中书侍郎。十八年，任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他劝太宗要以隋为鉴，省徭役、恤民力、勿令宗室功臣世守封土等，多被采纳。太宗常说：“我暂不见周即思之。”其地位之荣宠已见一斑。他企望迁太子司议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敬播在史学上的卓越贡献，否则，他不会被迁为太子司议郎，也就不会有马周之叹了。
那么，高祖、太宗《实录》缘何有如此高的评价？我们知道，唐初实录编纂多出名家之手。不仅监修房玄龄、令狐德棻等，即使执笔者敬播，也以史学名家。如清代赵翼曾指出：“唐时修实录国史者，皆当代名手。”他在《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一文中，又评论说：“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抄实录、国史原文也。”反映了《实录》所具有的珍贵史料价值。此其一。
由敬播所撰的两朝《实录》，据事直书，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隋末唐初社会历史变动的真相。在唐代史学发展史上，直书与曲笔始终是两个重要的命题，也正因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专列《直书》、《曲笔》篇。他对秉笔直书者热情讴歌，表彰他们“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高洁品格；而对曲笔讳饰者，却给予无情鞭挞，指斥他们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由敬播所撰两朝《实录》，能被誉为“信而详”、“颇多详直”，深受时人钦敬，恰与许敬宗之曲笔讳饰形成了鲜明对比。史载，“及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又辙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此其二。
第一个指明许敬宗修纂国史不实的是唐高宗。据《新唐书》卷一一五《郝处俊传》载：“帝恨敬宗所纪失实，更命宰相刊正。”《唐会要》也多有记载：上（高宗）“以敬宗所纪，多非实录”；“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此皆乖于实录，何以垂之后昆”等等，刘知几对此做了最权威的注脚：“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看来不是子虚乌有。当代学者王元军曾就许敬宗是否纂改唐太宗实录及国史问题，旁征博引，细致考辨，为许敬宗辩诬。他认为敬宗所改仅为国史而非实录，这从一个侧面更衬托出敬播所撰“信而详”的特点，也反映出唐初史学上曲笔与直书斗争之激烈。
史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标志着统治者历史意识的强化；史学上曲笔与直书的斗争，标志着史家自觉意识的觉醒。众所周知，贞观三年（６629），唐太宗将史馆移至宫中，加强了对修史工作的控制。同时，也完善了相应的修史制度，由宰相或重臣负责监修，称为监修国史。由他们特殊的身份所决定，监修国史一职便赋与更多政治意涵，说明史学与政治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关于监修国史的职责，刘知几在与中书侍郎萧至忠的奏记中说得很明白：
窃以史置监修，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君；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
从史料看，监修的职责，一是“刊削之务”，即对内容丰约作出调整；二是“铨配之理”，即将任务合理分配给撰修官。事实上，他们往往浪得虚名，诚如刘知几所说：“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坐变炎凉，徒延岁月。”也正因此，他才大声疾呼“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使各司其职。果真如此，由房玄龄、许敬宗监修，敬播纂写的高祖、太宗《实录》，各自扮演的角色就很清楚了。事实上，从凡例的确定，到内容的遴选，再到文辞的润色，大部分工作由敬播独立完成。因此，才有“敬播所修，颇多详直”之论，才有房玄龄“深称播有良史之才”、“陈寿之流”之叹！敬播以所修《实录》“颇多详直”、“信而详”而留名千古，名实相副，是对其才、学、识、德的最好评判，是对其史家高洁品格的真实写照。
综上，由敬播主笔完成的高祖、太宗《实录》，是研究隋末唐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后晋刘
昫
等纂修《旧唐书》、北宋司马光等编纂《通鉴考异》，皆以此为蓝本，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由敬播等发展完善的实录体裁，在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终有唐一代，共修成793卷、26部实录，与唐初实录体的确立和完善是分不开的，正如宋末元初史家王应麟所评论的：
“实录起于萧梁，至唐而盛。
”
敬播在唐初史学上的又一突出贡献，是在与房玄龄、令狐德棻等重修《晋书》时，“裁成义类”，发凡起例，使新修《晋书》成为一部“爽洁老劲”、“简而不漏，详而不芜”的纪传体正史，成为二十四中颇可称道的“良史”之作。《晋书》修成，标志着唐初史学由私人修史向官方修史的过渡。
武德四年（621），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从容言与高祖，“恐事迹湮没”，“史文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提请纂修魏、齐、周、隋、梁、陈六代史。武德五年十二月，高祖下《修六代史诏》。但“绵延数载，竟不就而罢”。贞观三年，又诏房玄龄、褚遂良重组班子，继续修纂六代史。众议魏史已有魏收、魏澹两家，于是只修五代史。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又下《重修〈晋书〉诏》。诏称：“修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所谓“依修五代史故事”，即遵照五代史的撰述宗旨及编纂体例，对所有史料进行编次。《晋书》是一部集体修史的成功之作，这是因为：
首先，有一个分工明确的创作团队。新修《晋书》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撰《晋书》为蓝本，采集十八家晋史及晋人文集补定而成。参与编纂之人，主要有三类，一是监修，由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二是分工明确，各取所长，人尽其才。由太史令李淳风、御史台主簿李延寿等撰录；三是考证类例，由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等“详其条例，量加考正”。唐太宗还特地为《宣帝纪》、《武帝纪》及《陆机传》、《王羲之传》等四篇做了史论，故题“御撰”。但《唐会要》于同卷又强调指出：“房玄龄已下，称史臣，凡起例皆播独创焉。”
《晋书》在编纂体例上特点鲜明。全书通过特定的体例，首尾完备地写出了两晋历史的全貌。最为后世称道者，即以“载记”的名目分别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历史。书中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以示四海一家，反映了史家对待民族问题的开明态度。众所周知，从西晋末年到东晋１５０多年间，在我国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十六个由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些政权既不隶属于汉族所建的晋，当然也就不便放在列传和本纪中加以记载，但他们又是我国境内与两晋同时存在的“国家”，又不能不载入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晋书》便以“载记”的形式做了处理。在儒家正统思想较为浓厚的唐代，如此处理“民族问题”，可谓卓识，就连刘知几也情不自禁地说：“可谓择善而行，妙于师古者矣。”清代赵翼也说：“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而语也。”这一别识心裁，“完满地解决了汉族正统中心与胡族割据并载一史的难题，无疑是一大独特的创造”，充分体现了史家高屋建瓴的史识。
其次，《晋书》列传归类合理，编次得体，蕴涵着特定的时代意涵。如列传之首列《后妃传》二卷，改变了《后汉书》将后妃列入本纪的体例，反映了作者对母后干政问题的认识。在类传中，表彰孝道、节义，讨伐叛逆，特设“忠义”、“孝友”、“叛逆”三传。这是因为，唐代非常重视宣扬孝道忠君孝亲是地主阶级道德的基本规范。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足以说明统治者对孝道的重视。《晋书》特设此传，反映了史家关注社会现实的视角。《晋书》将祖孙父子置于同一传内，似代人作家传，反映了门阀制度兴盛的时代特点。在今天看来，虽然传的内容显得有些庞杂，但毕竟扩大了记事范围，为研究家族史、中古社会生活史以及门阀制度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另外，《晋书》还参照《汉书》和《后汉书》的体例，将一些切中时弊的史论收入传中，如《裴
传》中收入《崇有论》，《江统传》中收入《徙戎论》，《刘毅传》中收入《论九品中正》、《陆机传》载《辨亡论》、《郭璞传》载《刑狱疏》等，皆是研究中古政治、思想、民族、法律以及政治制度的珍贵史料。
史书中的类例具有经纬全局、辨别是非的功用。刘知几曾把史例比作国法，他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我们知道，法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国家用强制的手段调节人们之间行为规范的准则。国家若无法律，就会导致社会上上下下的错位；史书若无义例，就会导致是非没有标准。刘知几在《史通》中一再强调例不可破、法不可违，说明义例在史书中发挥着“总纲”的作用。史书中恰当运用类例，往往能达到“科条一辨，彪炳可观”的效果，更鲜明地体现出史著的主旨及原则。《晋书》在义例上的“别识心裁”，是值得称道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尽管非敬播一人之力，但发凡起例之功不可抹煞。
那么，《晋书》类例究竟由谁裁定？历来说法不一。《唐会要》载：
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证。……凡起例皆播独创焉。
《旧唐书》本传载：
播与令狐德棻、阳仁卿、李严等四人总其类。
《新唐书》本传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