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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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大平等者

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新书中讲述了过去社会如何与不平等做斗争的故事，虽然简单听起来却很刺耳。对相信经济重新分配是解决不平等的手段的政策制订者而言，《伟大的平等者：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和不平等历史》的故事令人感到谨慎。斯坦福大学古代历史教授沙伊德尔的专著以经济不平等总是可怕的和颠覆性的方式展开。我们应该担忧的是，21世纪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加剧已经类似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或者美国放纵和喧哗的20年代。按照沙伊德尔的说法，如果考虑到衡量影响财富分配的人口的、社会的和技术的因素，不平等比基尼系数显示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沙伊德尔认为历史很少能够给财富、金钱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社会提供令人安心的解毒剂。沙伊德尔观察到，“几千年来，文明并没有见证和平的平等化。在范围广泛的社会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稳定都更喜欢经济不平等。”文明是罪魁祸首；不文明就是治疗方案。沙伊德尔写这本书就是对进步人士的警告：“如果我们试图重新平衡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以便实现更大的平等；我们不可能简单地闭上眼睛不看历史，不看过去在实现这个目标时都需要些什么。”

沙伊德尔注意到，大型地产公司和垄断企业和控制这些的有钱人阶级只有在相对罕见的混乱时期才会崩溃。“现有秩序的大规模破坏和剧烈动荡”包括重新分配招致的世界毁灭的四大骑手，沙伊德尔将其集体描述为“伟大的平等者”。

第一个骑手体现为现有的冲突，特别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烈火，总共吞噬了八千万军民以上，并将欧洲和亚洲很多地方变为残垣断壁。由于明显的人力短缺，工人短暂地拥有了与资本讨价还价的杠杆。精英的权力积累暂时遭到中断。战争通过屠杀做到了和平永远做不到的事，即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等总统的公平正义的新理想。穷人和工人阶级至少暂时瞥见了财富的大幅度平衡分配，虽然是把富人拉下来而不是把穷人提上去。1945年的欧洲是比1935年的欧洲更平等的地方，1920年也比1913年更平等。在沙伊德尔看来，人类事务中存在的直接潮流是从坏到好的进步过程。无论是所向披靡征服了从英吉利海峡到伏尔加河的欧洲大陆的希特勒国防军（Wehrmacht）还是需要战胜它的反法西斯军队都在拆除根深蒂固的财富方面发挥了作用。

通过同样的还原推理，我们能否想象1939-1945年大规模没收犹太人财富也可归类为财富重新分配的题目之下？

沙伊德尔在斯坦福的同事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最近的书《战争有什么好？》中也指出了战争的用途。从长远看，战争越大，情况变得越好。战争赋予国家权力让公民的生活变得更安全和更富裕。这是一个像量子力学中找到的那样反本能主题。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反对这样的主题。作为灾难性的英国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三个政府瓜分了世界。永久冲突的威胁带来了比较强制性平等的形式。依靠过去战争的灾难带来平等，依靠实现国家的巩固在奥威尔看来，任何一种形式都并不令人鼓舞。

沙伊德尔的第二个骑手或许被看见在第一个骑手之后飞奔：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规模的暴力革命。在更守法的西方民主国家，罢工、抗议或阶段性暴乱的时间长度和暴力程度从来不能证明足以破坏寡头统治或重新分配其财富。世界劳工协会（the Wobblies）、红色旅（Red Brigades）、洛杉矶暴乱和占领华尔街也也都证明实现不了平等。沙伊德尔注意到，在狭隘的革命性平等看来，死人越多，效果越好。但是，他不愿意特别突出地承认革命性平等只能在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数更加贫困的情况下取得成功。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就是说明问题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看他对古巴的总结性论述：

古巴的发展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在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共产党革命的1959年的0.55或者0.57下降到1986年的0.22之后，似乎又上升到1999年的0.41和2004年的0.42，虽然有人估计，基尼系数在1995年时已经高达0.55。这些案例的大部分，从形式上看，共产党政权仍然执政，但经济自由化已加速了不平等的出现。

沙伊德尔回避了这个现实，即坚定的共产党人如卡斯特罗兄弟及毛的继承者都不是自由主义推崇者。他们只是在尝试了其他方案失败之后不得不迫转向。这或许说明自由市场的存在程度越大，民众的幸福生活机会就越大？沙伊德尔写道，“共产主义造成的数千万人丢掉性命是否买来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不是本研究探讨的范围。”考虑到他量化平等、评估实现平等的代价等努力以及强调战争、革命、瘟疫和崩溃等杠杆的沉重代价，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怪异。这些正是他的书的主题。

第三个骑手是国家的内爆和彻底毁灭。这种程度的崩溃让法律和规章全都陷入终结。在十分罕见的时刻，阶级有了流动性。公元前13世纪等级森严的希腊古代都市迈锡尼（Mycenaean world）异常神秘和突然的终结导致人口减少。黑暗时期希腊的贫困部落和牧民，如果在贫困方面实现了平等，至少在痛苦方面也是平等的。这个日渐衰落的世界的少数迹象幸存于荷马的《奥德赛》和赫西俄德（Hesiod）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中。公元5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崩溃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同时消除了大量积累的财富。随后的空隙毁掉了西方帝国根深蒂固的商人阶级和贵族阶级。这第二次的黑暗时代的混乱让人人变得更加贫困，用沙伊德尔的讽刺口吻，也变得更加平等。无论是迈锡尼还是罗马，从前的社会越是等级森严和不平等，随后的黑暗时代的贫困就越愈发严重。

沙伊德尔的平等的第四个骑手依靠的是疾病。瘟疫和传染病让特权精英所依靠的政府和社会和经济网络都变成废墟。法规、条文和各种管理规定以及制造和捞取财富的种种内幕交易也随之消失。在沙伊德尔看来，这种残酷的重新洗牌让瘟疫的幸存者能够重新校准其经济角色直到一切安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自然重新组合，不平等再次回归。在沙伊德尔的范式中，有钱人就像雨过天晴之后钻出草坪的毒蘑菇，是潜伏着风险的命运。在每次动荡过后，都会看到经济精英重新出现。

雅典和君士坦丁堡的大瘟疫是天然的杠杠。拜占庭皇帝是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野心勃勃的建设项目和重塑拜占庭法律的系统努力都因为公元6世纪鼠疫的灾难性大爆发而中断。君士坦丁堡人口的40%和东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命。穷人从帝国的废墟中受益，但在此后的传染病中丧命。拜占庭帝国的永恒危机不是不平等而是人口减少---这被认为是治疗不平等的药方之一。

经典的灾难仅仅次于公元14世纪的黑死病，它至少令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丧命。食物匮乏，工人难以找到工作，很多政治机构解体。瘟疫对精英的打击最大。考虑到战争和瘟疫符合他的平等概念，即他定义的无所不在和共同贫困，人们可能纳闷沙伊德尔如何选出战争和瘟疫等积累性力量。

二、解决经济不平等只能依靠暴力？

好莱坞期待观众本能地抓住一些东西，沙伊德尔为我们提供的可以说是这些东西的学界版。在外敌入侵、核战争爆发或者致命病毒从实验室逃出来之后，在一片废墟之中，法则已经不再适用。这给那些穷光蛋带来好处。好莱坞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沙伊德尔隐含的东西，可惜没有详细展开论述：大规模的暴力和死亡令人们陷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境地。肌肉发达结实有力、拥有实际生活智慧、熟悉武器使用、掌握动物的灵活性是平常不大可能拥有的奖励和收获。

以免读者对解决不平等的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修补方法感到忧虑不安，沙伊德尔从一开始就承认，他发现不平等及其解决办法都难以接受。历史能够带来希望吗？在稳定时期，进步领袖或许推行更多财富重新分配的计划。沙伊德尔的最清醒观察之一是，民主国家在处理不平等问题上并不很成功。

沙伊德尔有关财富过分积累的最后结论可以被解读为呼吁实施开明的重新分配。他承认，他呼吁新的有创意的方法在过去没有先例。否则，四位冷酷的骑手将帮我们做事：“如果历史能说明什么的话，和平的政策改革或许证明根本难以应对未来遭遇的越来越严峻挑战。”

沙伊德尔的论证取决于他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的主张。经济不平等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沙伊德尔假设整个历史上巨额财富导致永恒性的阶级嫉妒和不可避免的摩擦冲突。用当今的说法，美国穷人不仅对自己的贫困感到怨恨，而且看到他人拥有财富越来越多会令他们感到在受伤的同时还受到侮辱。真的吗？21世纪的故事或许是高科技突破，从前第三世界的30亿工人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因特网重新定义了贫困和财富。

历史没有提供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非暴力办法吗？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希腊城邦国家支持小地主的有产阶级。罗马共和国拥有类似的农业补救措施。古代世界有很多农业平等的例子。人口减少的黑暗时代希腊1500个城邦国家出现的标志是中间阶层（hoi mesoi）的兴起，其平等是写入宪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的催化剂。希腊城邦国家发现了一些方法用以维持财富的大致平等。这些包括强迫有钱人承担巨额的宗教礼仪费用，资助慷慨的福利项目，限制农场规模等。这些纠正措施未必依靠战争、瘟疫、革命或国家解体。

古人有一种笼统的观点，即有钱人可能很危险。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认为“任何一个觉得7英亩土地还不够的人是危险的公民。”11 他们的财富源于无节制的政治权利和控制。作为解毒剂，古希腊的中间阶层在经典文学中都呈现为支持财富平等的人，这个观点通常被归功于早期法律制订者和政治家如法里亚斯（Phaleas）、菲洛劳斯（Philolaus）和梭伦（Solon）等。并没有真正的考古学的金石档案的、文学的证据说明，阿提卡（Attica古代希腊中东部一地区）甚至在雅典帝国高潮时有很多比100英亩还大的农场。这与沙伊德尔的不祥预兆概括有些矛盾，他说“在农业时期的大部分，国家牺牲很多人的利益让少数人成为富豪。”

沙伊德尔似乎错过了亚里斯多德时代明显的土地平等的泛希腊化本质，这是爱琴海和黑海的考古证据都清晰证明的事实。沙伊德尔注意到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雅典的“直接民主和大规模军事动员的文化帮助遏制了经济不平等”，这是正确的。考虑到希腊证据显示非雅典的、范围广泛的财权政治在希腊时代到来之前一直都非常成功的事实，他说这是“唯一可靠的有文献记载的”例外，未免有些夸大。养马和肉食品生产都要求大量的土地，这就是不平等的表现---或许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骑兵从来不是希腊军队或罗马共和国军团的主力部队。同样真实的或许是，某些非雅典和非民主的希腊城邦国家甚至拥有比古代雅典人更低的财产限制。

考虑到工业革命前人口的80%到90%很可能与农业有关，沙伊德尔说“毫无疑问，我们在随后千年里观察到的大部分不平等是农业生产促成的”就可以理解了。从人口减弱的游牧部落到繁荣进步的文明的转变当然也是“农业生产促成的。”

正如沙伊德尔提醒我们的那样，年收入或者净价值本身不是衡量不平等的整体性方法。美国45%的有资格纳税人并不支付联邦所得税；纳税申报单的最高1%占了整个联邦所得税收入的几乎40%。16 福利开支、退休金、社会服务等在联邦预算支出比例中最高。在过去30年，从电视到网球鞋等所有东西的价格按真实美元价值算都是下降的。燃料相对便宜，因为页岩气开采压裂技术和水平钻探让能源成本下降。偶尔出现在沙伊德尔的图表和曲线中作为遭受不平等伤害的数百万美国人也有机会享受众多物质商品，它们曾经是有钱人的专利。

在文明的平静中，是什么推动了不平等的产生？沙伊德尔描述而不是分析了运气、健康、遗产、教育或者天赋在财富创造中的相对作用。古代法律制订者认定有必要对土地拥有期限的阶段性调整，考虑到公民不同的天赋、纯粹的运气和多样的兴趣总是令旨在维持民众平等的最好计划最终被扭曲。但是，抓阄的运气或者天赋差异在很多方面搞乱了最具天才创意的纠正措施，无论是公元前2世纪的格拉古兄弟（Gracchi brothers）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新政。

不平等似乎常常建立在悖论之上。几乎为零的利率有利于投资，这造就了少数有钱人和更多穷人。高税率打击投资者和创业者的热情，却鼓励有才华的赚钱者囤积和藏匿资产而不是拿去冒险。在某种程度上，扩大福利范围能鼓励消费和依赖性而不是勤劳和节俭。美国宣称生产大量商品和服务是例外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待财富创造和不平等的文化态度，强调效仿也强调羡慕。在流行的美国眼光看来，拥有雪佛兰牌汽车（Chevrolet）的人未来会拥有凯迪拉克轿车。

沙伊德尔注意到，从本地市场到全球市场的转变常常有破坏性。公元前440年的希腊农民靠出售葡萄干赚钱，这种能力到了公元前200年大幅度增加，希腊世界将希腊部分地区和北非和中东和大巴尔干地区的财富联系起来。在罗马时期解释希腊乡村人口减少的原因不仅仅是战争而是农业的公司化趋势越来越强，农场被大地主拥有，有奴隶劳工和奢侈品出口。结果是财富的极端不平等，沙伊德尔的图表所显示的情况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赫罗狄斯·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是成功人士，不仅是雅典贵族而且是罗马参议员。赫罗狄斯或许拥有很多古代马拉松乡镇---从前数百人的群体组织，战时步兵平时农民。让他成为有钱人的因素是罗马的和平（the Pax Romana），古典经济的范围包括整个地中海。这种新人发了大财，他们与各种人做生意，从西西里到阿尔卑斯山，从直布罗陀海峡到波斯湾，从莱茵河到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非洲西北部山脉，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境内---译注），为什么不呢？罗马消费者在相互联系的市场上拥有七千万之众，现在都是他们赚钱的对象。五个世纪前，希腊只有四百万人。当罗马时代的古典时期后的观察者如保塞尼亚斯（Pausanias）、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和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都说过，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阿卡迪亚（Arcadia）、维奥蒂亚（Boeotia）和塞萨利（Thessaly）都出现人口减少，大量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中。他们提供的共同的解释是，罪魁祸首是和平和宁静而不是战争和疾病。沙伊德尔可能欣赏波利比奥斯（Polybius）的著名言论，“在我们这个时代，某些城市已经被抛弃，农业生产陷入衰落，虽然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发生持续不断的传染病。”

三、结论

在整本书中，沙伊德尔不辞辛苦地强调他对不平等的悲观观点，一再重申他并不喜欢自己找到的解决办法：“所有赞同更大经济平等的人不妨牢记这个观点，除了还罕见的例外，扩大平等只能带来痛苦。在提出希望时，需要千万小心。”

沙伊德尔虽然有敏锐的意识和大得惊人的研究，但他仍然没有能将其经济平等是好事的假设与他展现的内容---仅仅出现在最原始的条件下---达成和解。那么，为什么平等仍然是值得向往的目标？如果人类追求平等的欲望总是带来混乱，羡慕嫉妒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或许出了某些毛病。通过灾难赢得平等或许能让有钱人变成穷光蛋，却未必能让穷光蛋变成有钱人。

沙伊德尔的书总共456页，有54个复杂的表格、曲线、图表、数字。他将古代中东到当今中国的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容纳起来，引用了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等人有关不平等的邪恶本质的理论著作。不过，虽然有这些勤奋的努力，《大平等者》的文笔和论证还是不大容易理解，离芬利（M.I. Finley）、安德林·戈德斯沃斯（Adrian Goldsworthy）、彼得·格林（Peter Green）等受欢迎的经典历史学家充满活力的写作和引人入胜的叙述还是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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