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七月，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写的。有美堂在西湖东南面的吴山最高处，“左江右湖，故为登览之胜”（《淳祐临安志》卷5），是杭州知州梅挚于嘉祐二年（1057）所建。堂名“有美”，乃取自宋仁宗赐梅挚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中的二字。苏轼在这首诗中，以雄奇飞动的笔墨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夏日西湖与钱塘江上的一场暴雨。此诗气势宏大，想象飞驰，铸词瑰丽，用典灵动，意境壮阔，可与唐代杜甫、刘禹锡的七律相媲美，令人叹为观止！
程千帆先生指出：“此诗前半篇与后半篇用的是两种手法。用传统的术语来说，是前赋后比。”（《宋诗精选》，110页）他的概括是精当的。我们先看首联。古人论诗，很讲究起承转合，尤其注重诗的开头和结尾。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法》说：“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七言律不难中二联，难在发端及结句耳。”许多人都主张开头必须有气势，如托名白乐天撰的《金针诗格》说：“破题欲似狂风卷浪，势欲滔天。”明人谢榛《四溟诗话》卷1也说：“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苏轼才思横溢，笔锋精锐，故而起笔常如大海之起澜涛，似泰山之腾云气，尤以飞动的气势见长。这首诗开篇就让读者听到一声雷鸣，真是先声夺人。因为诗人身在吴山最高处，故而雷声在其脚下，写出独特的、真切的感觉。低雷是暴雨的先兆，又为下文写暴雨预设伏笔。疾雷一响，浓云即起，引出次句“满座顽云拨不开”。唐代李沇《秋霖歌》有“划断顽云看晴碧”，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亦有“顽云猛雨更相欺”之句。苏轼从前人诗中沿用了“顽云”这人格化的意象，又形容其笼罩“满座”。“拨不开”三字尤妙，描写他和游客竭力驱赶顽云，竟然无法将其拨开，可见云之厚重浓密。这一联，上下贯通，有声响，有动态，有力度和紧张感，令人心弦震撼。
诗的颔联紧承首联，大笔抒写暴雨来时风吹海立、飞雨过江的奇景壮观。上句创造性地点化了前人语句。杜甫《朝献太清宫赋》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宋初诗人梅尧臣《青龙海上观潮》诗有“百川倒蹙水欲立”句，苏轼的“海立”即从杜、梅句化出，但“海立”二字精练、形象、更有气势。这里的“海”，指钱塘江入海处。从钱塘江入海处吹来的风，被苏轼夸张为来自“天外”；无形无色的风，竟被以灵视观物的诗人看成是黑色的。这天外黑风把浩茫大海吹得涛翻浪涌，像人一样直立起来。这一句诗的意象、气势、境界何等雄奇壮伟，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中国现代杰出诗人臧克家评赞说：“‘立’起来的大海，像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使人惊，使人骇，气象之大，境界之高，令我钦仰而叹服东坡崇高的精神，‘如海’的才华和他手中的那一枝如椽大笔。即使诗圣杜工部《秋兴八首》第一首中的‘江间波浪兼天涌’，也应该让它三分。这个‘立’字，可谓千古挺出。”（《一字之奇千古瞩目——略谈诗眼》）更妙的是，东坡竟能以“浙东飞雨过江来”同“天外黑风吹海立”组成对仗联，上下句字字相对，备极工切，铢两悉称，句意似水顺流而下，形成“流水对”。《御选唐宋诗醇》卷34评这两句说：“写暴雨非此杰句不称。但以用杜赋中字为采藻鲜新，浅之乎论诗矣！且亦必有‘浙东’句作对，情景乃合。有美堂在郡城吴山，其地正与海门相望，故非率尔操觚者。唐贤名句中，唯骆宾王《灵隐寺》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一联，足相配敌。”杭州在钱塘江西岸，其地夏秋暴风雨均从东南海面吹过钱塘江吹向西北，所以“浙东”句切时切地，与“天外”句组合，有骇目之色，有飞动之势，虚实相生，堪称自然凑泊的绝对，竟使精通诗学的近人陈衍误以为“浙东”句是东坡妙手天成的自创，他在《宋诗精华录》卷2中说：“三句尚是用杜陵语，四句的是自家语。”其实，《全唐诗》卷492殷尧藩《喜雨》诗云：“山上乱云随手变，淛（同‘浙’）东飞雨过江来。”清人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3说：“浙东句全用殷尧藩诗，注苏者皆未及之。”然而，即使我们知道苏轼全用殷尧藩句，也不能不佩服他对唐诗烂熟于心，诗思敏捷，善于运用的艺术才能。
诗的前半篇用直接描绘的赋象，后半篇则用喻象和典象。所谓典象，即用典故造出的意象，也是一种特殊的喻象。颈联表现东坡对西湖汹涌水势和暴雨声响的形象感受。“潋滟”，水满溢波动貌，“十分潋滟”，极言其满。“金樽凸”，酒面高出金樽，即将溢出之状。唐代杜牧《羊栏浦夜陪宴会》有“酒凸觥心汎滟光”句。“杖”，鼓棰。“敲铿”，韩愈《城南联句》有“树啄头敲铿”句，指啄木鸟啄木声，这里指击鼓声。“羯鼓”，古羯族乐器。唐南卓《羯鼓录》谓其声“焦杀鸣烈”，宋璟“尤善羯鼓”，曾“谓上（玄宗）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又，《唐语林》卷5载：李龟年“善打羯鼓。明皇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这两句说，雨中的西湖，水势浩大，看起来就好像一只斟满美酒即将溢出的金樽；雨洒江湖，声音骤急，竟如千根鼓棰一齐击打羯鼓，催人豪饮。这两个喻象，新奇，雄丽，兼具动态、声响、色彩、气势，给予读者极强烈的美感享受。
颈联的妙处还在于，表面上诗人仍在写景，但已在暗中表现他的自我形象。首先，“金樽凸”和“羯鼓催”这两个比喻，令人感到诗人当时正在有美堂中宴饮，筵席上有鼓乐，诗人见景生情，触发想象和联想，因近取譬。至于前人诗文中的“敲铿”之语、“千杖”之言，只是营造喻象的修辞材料。其次，从“金樽凸”与“羯鼓催”这两个比喻，可以感受诗人的豪情胜概。偌大的西湖，诗人只当作一只小酒杯，暴雨击打江湖的铿锵澎湃之声，也不过是催发诗人豪饮的鼓乐。诗人的浪漫气度和广阔襟怀已跃然纸上。
诗的尾联营造典象，以写人为主。“唤起”句的“谪仙”和“泉洒面”皆典出《旧唐书·李白传》：“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醉）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馀章。”“倒倾”句的“鲛室”，即鲛人所居之室。鲛人乃神话传说中居于海底之怪人。晋张华《博物志》卷9：“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琼瑰”，珠玉。这里喻指佳词妙语。苏轼《又送郑户曹》：“迟君为座客，新诗出琼瑰。”《酒子赋》：“顾无以酢二子之勤兮，出妙语为琼瑰。”都是用琼瑰比喻妙语佳词。这一联说：也许是为了唤醒醉中的李白，老天爷才降下这一场暴雨，洒洗诗仙的脸；被雨水浇醒的李白，挥毫赋诗，妙语涌出，就像是神话传说中的鲛室倒倾，珍奇美玉迸泻而出。苏轼在这一联诗中巧妙地将《旧唐书·李白传》的典故和《博物志》记载南海鲛人的传说结合起来，但他并不停留在提炼典词的层面，而是运用典故营造意象——典象。于是，读者的眼前跃现出李白酒酣命笔赋诗，笔下佳词妙语如琼瑰迸泻的典象，潇洒浪漫，诱人遐想。当代诗人兼诗论家流沙河说：“一个成功的典象能够给读者以两次投影。”（《十二象·典象》，三联书店，1987，157页）苏轼在诗中勾勒出的，既是李白的形象，又是苏轼的自我形象。李白和苏轼，都是具有鲜明浪漫气质的天才诗人，他们都有真率的赤子情怀、豪放不羁的性格和乐观旷达的气度；他们都热爱人生，钟情大自然。尤其是在身处逆境时，他们都要到大自然的名山胜水、妙景奇观中去寻求精神的慰藉并充分施展自己的诗才。程千帆、吴新雷先生精辟地指出：“这种不为自己不如意的政治环境所控制的萧散而豁达的怀抱和自然景物的无间的契合，也是苏轼创作中的难以企及的特色之一。”（《两宋文学史》第四章）苏诗这一特色，在这首诗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苏轼以李白自喻，也充分显示出他无比的自豪与自信及他在诗歌创作上的雄心壮志：面对着杭州旖旎的湖光山色，他要写出美玉般的诗歌，像李白诗一样光照诗史。宋代士大夫文人普遍具有历史的使命感，他们无论是从政或是从事学术研究、文艺创作，都能殚精竭虑要有建树有成就，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即使遭受打击和挫折，也绝不轻易放弃。因此，宋代士人在经世济时方面颇能建功立业，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就，这是宋代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在苏轼借李白而自抒怀抱的这两句诗中也有了强烈的感受。
《有美堂暴雨》是一首七律。七律同五律相比，音节较舒展，体制较大，格律束缚也更多，是近体诗中艺术形式价值最高、其艺术法则亦最难掌握的。浑融完整是唐代七律艺术的最高境界，或气势雄阔，浑成一体；或清新明丽，无懈可击，都要韵律整饬，对偶精工，诗句凝练含蓄而又动荡洒脱。杜甫是唐代七律的艺术大师，其七律风格以沉郁悲怆为主而又丰富多样，许多作品已臻于浑融完整的极境。清代多位诗评家如查慎行、李调元、何日愈等人赞扬东坡这首七律雄奇壮伟，宏阔沉着，具大魄力又精警动人，颇有盛唐七律气象，我认为是中肯的评价。东坡这首七律紧扣住一场暴雨来写，想象新奇，气势奔腾，情融景中，音韵和畅，用典使事巧妙，锤字炼句精工，既具有东坡七律清雄奔放、洒脱流丽的风格，又达到了盛唐七律浑融完整的境界。查慎行说此诗“章法亦奇”（《初白庵诗评》卷下），奇就奇在从疾雷写到顽云，从风吹海立写到飞雨过江，从金樽凸写羯鼓催，从写景到写人，从实写到虚写，八句诗紧密衔接，一气流注；一连串动态强烈的动词和形容词的运用，使诗的节奏和气势亦如疾雷迅电、急风暴雨。如果说，清人浦起龙赞美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读杜心解》），那么，笔者也褒扬七律《有美堂暴雨》是坡公“生平第一首快诗”。可以看出，苏轼有意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快节奏的叙事抒情运用到写景抒情的《有美堂暴雨》中来，创作出这首节奏快章法奇的七律杰作，彰显出他在学习古人中大胆创新的艺术气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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